读罢滕宗谅为王昱撰写的墓志铭，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例行的颂扬之辞，而是开篇那几句近乎感慨的议论：“夫文灼于外，而钓名驾说，重叠于时者，欲其潜爱恕于心术，汰胜尚于意表，亦以鲜矣。道行于官，而欲至心得，光显当朝者，求其敦洁而耻浮，澹进而勇退，厥惟艰哉！”
这位北宋文人用近乎叹息的笔调，道出了一个千古难题：文章写得好、名声传得远的人，往往难得有宽厚仁恕之心；官做得好、政绩显赫的人，又往往难得有淡泊知足之节。能文而不骄，居官而知止，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而王昱，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先行后学，进退蹈道”的人。
细看王昱的一生，实在算不上轰轰烈烈。他没有做到高官显位，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事功，甚至连墓志铭中记载的政绩也颇为平淡，出牧五郡，“所致职办，因俗为政，不务皦察”，时人称之为“循吏”。循吏者，守法循理之吏也，不是酷吏，不是能吏，更不是那些热衷于标新立异、邀功争宠的官吏。他只是老老实实地做事，根据各地的风俗习惯来施政，不去搞那些吹毛求疵的花样。
这样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不太可能成为聚光灯下的焦点。然而墓志铭的作者滕宗谅，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滕子京，范仲淹《岳阳楼记》中那位“谪守巴陵郡”的朋友，却偏偏对这样一位看似平淡的官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把王昱比为“直如朱弦，莹若壶冰”的君子，称赞他“有典有则，不缁不磷”。
这让我想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成功？
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比北宋更加热衷于“钓名驾说”。社交媒体上人人都在展示自己的精彩，职场中人人都渴望快速升迁，舆论场中处处都在比拼谁的声音更大、观点更犀利。很少有人愿意做一个“不务皦察”的循吏，因为那样太不起眼，太没有“存在感”。我们害怕平淡，害怕被人遗忘，害怕一生碌碌无为。
可王昱偏偏选择了一条平淡的路。他十八岁以文行高妙成为本郡举首，咸平初年登礼部上第，此后数十年间，虽有起伏，曾因邻郡盗贼奔逃界上未能及时捕获而被贬官，但他始终没有刻意去钻营、去表现、去争抢。最令人动容的是，在“明道建元之初”，他主动上书请求退休。朝廷“不欲夺其志”，许他以本官致仕，还特别恩赐他一个儿子直接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职。这既是对年高德劭者的优待，也是对廉洁退让者的嘉奖。
主动请退，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多少人到了退休年龄还想方设法延退，多少人为了一个职位争得头破血流，而王昱却在尚可进取的时候选择了退让。这不是因为他无能，恰恰是因为他清醒，他知道进退之道，知道“澹进而勇退”的可贵。
退休之后的王昱，过上了“疏林壑以放志，治丹石以佐疾，接乡里以信顺，训子弟以端孝”的生活。他在家乡的山林之间放养心志，服食丹药调理身体，以诚信和顺的态度与乡邻交往，以端正孝敬的原则教育子弟。这样的晚年，比起那些恋栈不去、最后被人赶下台的人，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圆满？
墓志铭的最后，滕宗谅用一段颇为凄美的文字描绘了王昱长眠之地的景象：“隐隐南山，悠悠东渚。草没新阡，烟昏旧墅。猿啼晓空，鹤怨秋墅。”草木会掩埋新辟的墓道，烟岚会笼罩旧日的房舍，猿猴在晨空中啼鸣，仙鹤在秋野里幽怨。然而，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却可以流传“千万古”。
王昱的价值，不在于他做了多大的官、立了多大的功，而在于他示范了一种做人的范式：先有实际的品行，再谈学问文章；懂得进取，更懂得退让。这种“先行后学”的次序和“澹进勇退”的智慧，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稀缺而珍贵的。
滕宗谅说，王昱“才为时生”。其实，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他们或许不显赫，不张扬，却是社会的基石，是“绅”的榜样，是后人可以追慕的典范。而我们读这篇墓志铭，也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一个九百多年前的普通官员，更是为了在他身上，照见我们自己内心的浮躁与焦虑，想一想：人这一生，究竟应该追求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