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转折点。从年初美委冲突引发的“新殖民主义”震荡，到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贸易壁垒与身份政治，川普强压欧洲想占领格陵兰岛（其实很大部分美国人对领土扩张并不反对，东大人同样）。我们曾寄予厚望的“全球一体化”似乎正在加速崩解，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导致人类灾难的三大毒瘤——“民族”、“种族”与“宗教”及其衍生的认同（身份）政治，不再仅仅是学术讨论，而很能是关乎文明存续的临终关怀。我们必须直面一个残酷的真相：人类不仅被地缘边界所分割，更被深植于基因中的“排他性”本能所囚禁。
从彻底的左翼进步主义视角来看，“民族”、“种族”与“宗教”这三大支柱，被视为构建“身份政治”的工具，它们不仅是虚假的集体意识，更是阻碍人类通向普遍解放的枷锁，本质上就是人类文明的三大“祸根”。
民族是被“发明”的“想象共同体”，它将个体困在特定地域的忠诚中，从而瓦解了国际主义的联合。民族标签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借口，它使底层民众在互相对抗中消耗。
种族标签将人类划分为优劣等级，为剥削提供了道德掩护。在进步主义逻辑中，种族并非生物学事实，而是为了合理化殖民扩张和劳动力压榨而构建出来的等级制度，同时种族歧视被权力机构用来分化劳动者阶层，使被压迫者在内斗中丧失了反抗压迫系统的能力。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与教条堡垒，它诱导民众忍受当下的剥削和苦难，削弱改变现实的革命意志。宗教教条往往与世俗进步价值观相悖，成为仇恨和极端主义的温床。宗教标签也常被用于压制女性权利和性少数群体。
不难看出，这些概念的生命力完全建立在“区分”和“等级”之上——没有“异教徒”，就没有宗教的狂热；没有“非我族类”，就没有民族的凝聚。这种用于“区分”的认同，天然带着零和博弈的利益倾向，一旦认同被锚定在“本民族”“本宗教”或“本种族”，公共利益的边界就被锁死，全球性的合作便沦为利益交换的遮羞布。
我们常说民族主义在反殖民时期具有进步性，但殖民主义本身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进攻形态。当一个民族自认为优越并以此合法化对他者的掠夺时，它展现的是民族主义最原始的底色，而所谓的“反殖民民族主义”，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作为一种生存和抗争工具出现的。非常遗憾的是，历史证明，当这工具完成使命后，它往往会迅速演变为新的压迫其他民族的工具。
标签就是枷锁！这三大概念共同构建了一种“排他性”逻辑，也只要这些标签存在，人类就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普遍团结。
遗憾的是，当人们试图用全球主义抹除这些标签时，由此产生的身份真空反而引发了更激烈的原教旨主义和族群部落化反扑。在当今的地缘博弈中，我们屡屡看到的是强权国家绕过国际法，以“民族利益”为名推行单边主义，这更证明了只要这些标签存在，人类就永远无法摆脱“丛林法则”的轮回。
马克思预言“无产者没有祖国”，呼吁国际团结。他曾给出过人类消灭这些标签的路径图：通过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消灭私有制，最终实现国家与民族的自然消亡。
然而现实中，许多宣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其运作逻辑和手段已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某些庞大的组织在实践中反而极大地强化了民族认同与国家权力——这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这些组织在生存竞争中产生了异化。马克思的理想遭遇了最彻底的背叛与异化。
在这些组织体系内部，马克思主义就是其“外衣”——被用来掩盖内部利益集团的私利，将统治集团的利益包装成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利益——这种“伪进步主义”（伪马克思主义）不仅没能消灭祸根，反而通过更严密的控制和包装，将“民族主义”萃化为一种现代极权的力量。
真正的左翼进步主义追求的是自下而上的解放和对权力的消解。然而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披着进步外衣的右翼内核——一种推行等级制、排他性和权力崇拜的伪装。
如今“民族”、“国家”与“私有权”更在数字时代被重新定义并极化，世界正步入多极化的“三岔路口”，马克思所设想的全球大同，在短期内被更紧迫的生存博弈和身份认同所取代。这导致了理想主义的公信力被透支，让人们对“大同”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我们悲观的发现，即使是最纯粹的左翼运动，最终也难逃异化的宿命！这触及了一个令人绝望的命题：人类的生物基因。
人类的感知系统是为了原始部落的生存而设计的。我们的基因倾向于信任血亲、怀疑外者，倾向于在资源匮乏时通过建立等级制度来保证群体的稳定，这种“右翼”“本能”根植于我们的DNA之中。
彻底的左翼进步主义是一场反本能的革命，它要求我们超越血缘、地缘和身份，但在现实面前，任何大规模的组织都会迅速回归到竞争、排他和利益集团化的“出厂设置”。
这种基因层面的障碍导致了左翼阵营内部的碎片化，以及左翼流派之间的对立——有人沉迷于细分的身份政治，有人固守国家主义的堡垒——本质上都是在现实中妥协和寻找“有利于”自我，失去了冲击“大同”极限的勇气和纯粹性。
我们正处在一个“认同膨胀、大同凋零”的时代。枷锁让人获得实存的重量，却失去了飞升的可能；余晖虽然美丽，却难以照亮现实中那些由认同构建的坚硬壁垒。
尽管前路昏暗，甚至结局很可能指向毁灭或长期的停滞，但彻底的左翼进步主义在当今世界依然闪亮着弥足珍贵的微光。
如果人类连这一份“纯粹性”都消失了，人类将彻底沦为生物本能的奴隶！正因为有这样一种清醒的、甚至带有些许悲观的进步主义存在，我们才能在利益的喧嚣中识别出谎言，在民族主义、种族注意和宗教的狂热中保持作为独立个体的觉醒。
我们可能无法达到大同的彼岸，但在极限边缘的每一步尝试——每一次对跨国界正义的呼吁、每一次对弱小族群的真诚共情、每一次对权力贪婪的解构——都是在延缓人类文明走向自毁的进程。
在这个“丛林法则”回归的时代，一个清醒的进步主义者可能注定是“无家可归”的——这种孤独感本身就是一种勋章！它代表着一种拒绝被异化、拒绝被收编的尊严。
我承认，彻底消灭“民族”、“种族”与“宗教”这些标签极其困难，甚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人类文明也很可能因这些“祸根”导致的不断内耗而走向衰颓。
我知道，支持左翼进步主义并非因为它一定会成功，而是因为它是唯一符合“人”这一概念尊严的路径。
如果大同理想只剩下最后一抹余晖，那么保持个人灵魂的清醒与悲悯，拒绝成为利益集团或民族主义的耗材，便是我们最后的革命——这种理想虽弱如微光，却是证明人类曾试图超越兽性、走向神圣的唯一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