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天，春风悄悄地拂苏了冻土。上级传来搜集战略情报的指令，要求太原情报站提供大量的敌伪书报杂志。其中指明要一批重要资料，如日本出版的军事、政治、经济年鉴，还有大汉奸周佛海写的《往矣集》、陈公博写的《我与共产党》等。这类书刊杂志在一般书店买不到，即使太原也不易买到，必须扩大渠道，潜入日本书店，还必须有懂日文的人去寻找。上级要求的数量大、时间紧、任务重，极易暴露，必须派人赴北京、天津甚至上海才能买到。

情报站的同志们搞敌伪情报，以前多是战术情报，如敌伪机构、人员、装备、部署、计划等，书报杂志，一般是通过文化人订购和在城乡书店选购的，每周至少要给党中央送上两马驮子，而且都已驾轻就熟，不感到有多大难度。这次要搞战略情报，且数量这么大，大家感到生疏，摸不清有多么重要，有的人认为“这些都是公开卖的书报，有什么战略意义。那是文化人看的东西。”

郑泽元深感责任重大，在战争年代对此认识不足并不奇怪，无需指责，重要的是提高认识，从宏观上加深对情报工作的认识与理解，拓宽情报范围，把现实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来看待，这关系到党中央战略决策的制定。郑泽元冷静思考后，对大家说：“形势发展很快，我们的斗争本领也得紧紧跟上，不能以捉两个敌人和完成一些情报任务为满足。咱们在山里会骑驴子，到了川里学会骑自行车，如果进了城给你辆汽车，你能说不会开不要吗?”几句话把大家逗乐了。

“情报就是情报，还分什么战略情报，那有啥不同?”有人实打实的说出了心底话。

“当然不同啦！”郑泽元喜欢他的战友们，趁热打铁说下去，“战士们在前方打枪、拼刺刀是抗日，司令部的首长和参谋们在地图上量量画画，也是抗日，目的相同，而具体分工不一样。”郑泽元拿手中的筷子敲敲碗，打比喻说：“大家天天要吃饭，忙着买柴米油盐，安锅砌灶，砍柴挑水。做出一顿饭，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让你安排全年的生活，还必须估算种多少地，下多少工，筹备多少种子、肥料，甚至要推测天气变化，遇到风雨旱涝怎么办，只有掌握这些全盘情况，才能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保证大家天天有饭吃，过长日子。这些就属于战略范围内的问题。”

“嗨，咱们可管得宽啦，管了吃饭、做饭、还得揽种地、保收成。”爱开玩笑的师孔打趣地插了一句，引起一场哄堂大笑。

“革命就是要求管得宽。咱们每天忙的全是为抗日服务，见敌人就打，有情报就传，这是日常任务。你可知道抗日抗到哪一年?怎么样保证彻底打败日本强盗?不能不考虑，要当一项重要任务完成。”郑泽元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本磨毛了封面的小册子，翻开念了毛泽东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然后进一步补充说：“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坐镇指挥抗战的全局，迫切需要研究敌人的基本情况。

这些基本情况从哪里来?敌人印发的许多书报杂志里面有。过去我们搞了许多，但很不够，还要多搞些重要的、上层的资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搞到敌人的大量资料，可以分析出日本的财力、物力储备够不够?兵源和武器怎么安排?从而推断其战争还能维持多久，据此制定我们的对策。同志们，战争不仅是打枪放炮，它要有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实力作后盾。日本强盗侵略中国，又挑起太平洋大战，爪子伸得老长老长。树敌多，消耗大，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

国内耗得很穷，被侵占的地区搜刮一空，可以说侵略战争把侵略者拖得筋疲力尽，实力变化很大。有关这些具体的情况和数字，咱们不清楚，只有从敌人窝里掏。正如同咱们没武器，从敌人手里缴了械就装备起来喽！”酣畅激昂直接了当的一席话，说得同志们顿开茅塞，精神大振。很自然引入了主题的研究。

“买日文的重要书刊，要找日本人帮忙，人家肯干?”敏感的人把难题提了出来。

“打报告，请上级派一名‘反战同盟’的日本战友来，配合咱们去干。”急于上阵的师孔坐不住了。那得多少日子啊！万水千山，远水不解近渴。

“要能配，上级也会考虑到，这明摆着要咱们想法去完成吗?”做内勤工作的刘瑛同志回了一句。

是这个理，大家默认了。

情绪高昂的同志们七舌八嘴议论一阵之后，郑泽元略有所思地说：“咱们用惯了‘拉出来，派进去’的办法，就地取材不知道能行不?”一下点醒大家，马上想到刘珍交结的日本朋友身上，认为有条件利用。但对龟田三郎肯不肯就范，谁也没有把握，如果单靠刘珍，耽心会有失误。郑泽元决定马上行动，亲自进黄寨考察考察，好见机行事，安排下一步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