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崛围寺与多福寺的考证
“崛围寺”与“多福寺”的历史脉络，本就是一本糊涂账，即使权威专著《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一书，也没有研究明白，最后还是一头雾水。虽然如此，我还是通过历代地方志书和寺内残留碑记，这些少而又少且互相龃龉的“史料”，对“崛围寺”与“多福寺”的历史脉络，努力来做一个抽丝剥茧的大致推测吧！
1、宋代“上兰崛围寺”始肇：
公元982年，宋潘美督建今太原城，千年古城又开始了新生，而随着今太原城的发展，向来荒僻的太原城北一带的西山地域得到了开拓，崛围山就是在这时候逐渐纳入了人们的视线，只不过这时候的崛围山并不是当今固化的崛围山，如前所述，崛围山这一地理单元，似经历了一个由属山变化为主山的过程，或许还有由通用名词变成专属名词的过程，反正最终是定格在了如今多福寺所在山峰。
根据明成化十年《山西通志.卷五.寺观》【崛围寺】条的记载，当时的崛围寺是在今上兰村。前文中我也说了，此地地当汾河出山口处，壁立千仞、一水中出，故有“裂石口”之说（后亦演化为“烈石口”乃至“洌石口”），其山势“崛而围”也大差不差，而且当时这一带应当是人烟稀少，所谓依山傍水的大村，大概也就是上兰村了，毕竟这里曾是窦大夫所主政的古阳曲邑（山之南水之北谓之阳，此处汾水北出而折向南谓之曲），“古崛围寺”建在这里也说得过去。这里必须指出是，“古崛围寺”并非是向隅虚构，在吾邑学者常清文先生所著《中国文化奇人傅山》（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1版）一书中，即有明确记载与实证,这里不敢掠美，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上兰村‘左达天门，右临汾水，后依烈石之高峰，前览晋川之胜景，乃神降龙行之地也。’（五龙祠创建碑）。这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唐代诗人李频《游烈石》诗有‘游访曾经驻马看，窦犫遗像在林峦’；《永乐太原府志卷之五•寺观》记载：‘崛围寺在阳曲县西北三十里北兰村。有唐晋王李克用与其子嗣存勖天佑中焚香题名，寺僧为之刻石。宋治平元年额。今稍存遗构。’”
“星移斗转，上兰村崛围寺随着岁月的变迁而被埋在历史的深处。千年古镇上兰村的辉煌历史也随之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上兰村曾有崛围寺已鲜为人。1995年在修建兰伙路时，笔者曾呼吁市、区有关领导人抢救上兰村东南侧地下的古碑，因经费困难等原因一直未能如愿。2004年7月7日在扩建新兰路的工地上见到村委主任梁元忠，又将这一情况告知，希望有机会时加以保护。2004年10月10日，在修建兰伙路时，村委书记苗贵荣、主任梁元忠带领村委会有关干部，亲临现场对埋在路下的古碑进行了抢救发掘，共出土古碑五通，经过清理，发现其中的一通是清嘉庆二十年《重修崛围寺碑记》，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上兰村委会为保护和抢救祖宗给我们遗留下的珍贵文物做了一大贡献。
古碑的发现，更增强了村委会对保护古碑的信心，2005年9月5日在汾河东干渠又找到一通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重修崛围寺碑记》古碑，碑文记载，“村内崛围古寺创建年久”，这次重修“起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至于康熙四十七年”，直到康熙四十八年，前后共计七年才竣工。傅山于1684年逝世，由此推算，这次上兰村崛围寺的重修，是在傅山逝世1 9年后。前后两通《重修崛围寺碑记》古碑的发现，证明上兰村曾经确实有崛围寺。上兰村崛围寺的最后一次重修是清嘉庆二十年十月（1 815年）。碑文记载，笔者的五世祖常义时为修崛围寺的木匠，并为崛围寺捐款出力。”
“《重修崛围寺碑记》（见下图）残为三截，中部虽然缺少了部分字迹，但内容基本完整，碑额楷书《福缘善庆》，古碑宽0.76米，高2米。《重修崛围寺碑记》释文：‘乙亥（1815年）之春，偶居省会。历午夏遇上兰口（村）之于公讳万清，口口口口颇相莫逆。一日，叙及里居，称其村距城西北四十里许，近烈石口汾河出焉。村后傍山依水，有窦大夫庙，殿宇嵯峨，寒泉在侧，泉口口口口口，天旱祷雨辄应，县志八景所谓烈石寒泉者是，盖邑之名胜地也。故口（村）之北街（现称青龙街）有古刹名崛围寺，佛像尊严，肇修不纪年。所街之富贵贫穷口口口赖焉。特以风雨漂剥不堪口佛，盖街公议举而新之，募化重修，焕然一新。辛酉（1801年）春兴功，乙亥夏（历15年）告竣。乃口石索予言，予思：夫！神道诠教口口口口神所口依，一因于公之请，嘉街人之乐善，不禁欢喜赞叹而为之序。乾隆壬子科举人，候选知县口口薰沐谨撰，阳曲县儒学附学生员于宁斋熏沐谨书，大清嘉庆二十年十月吉日。’”
“上兰村崛围古寺殿宇壮丽辉煌，佛像庄严古朴。坐北向南，三进院，一进院有东西厢房各三间，院东有一长条园地，院西是一场圃小院，院内有一颗高大的酸枣树至今记忆犹新。山门正中竖嵌石额，上有行楷书“崛围古寺”四个大字，右上行书“大唐天佑丙寅年晋王李克用携男存勖题”，左边行书“大宋治平元年立”。山门东侧有一个小门，建有钟楼一座，山门内塑四大天王，到1945年已经只遗留座基。从外院进到中院 ，要经过木排楼仪门，仪门右侧有一颗黑枣树。中院有东西廊房各三间，民国初年已经被学校占用，所以室内既无塑像，也无壁画。内院的南殿南北有门，南殿两侧塑有八大金刚，通过南殿可进到内院。内院有正殿三楹，正殿塑三世佛，佛像庄严。东西廊房共八间，墙上绘有观音、普贤等壁画12幅，因绘画生动美妙，所以民间流传为十二美女。祖祖辈辈居住在上兰村崛峒寺之北81岁的杨兴旺老人讲：正殿东耳房塑有关公坐像，东有小门可人后院。后院植树造林，他家与后院只有一墙之隔。上兰村崛围寺于1948年拆毁，笔者亲眼目睹拆毁上兰村崛围寺的场面。现在兰村戏台的前后，即为崛围寺遗址。”
由上可知，历代志书上关于上兰村有“崛围寺”的记载，既有清代碑记实物之证据，又有历史见证人的记载，还有当代村民“考古发掘”的过程，可以说证据确凿脉络清楚，最早的“古崛围寺”就在上兰村应当是可信的。
图006 常清文记忆中的上兰崛围寺（来源于《中国文化奇人傅山》）
图007 常清文记忆中的上兰崛围寺匾额（来源于《中国文化奇人傅山》）
图008 上兰崛围寺遗址挖掘现场图（来源于《中国文化奇人傅山》）
图009 上兰崛围寺残碑（来源于《中国文化奇人傅山》）
这里，能捋出历史脉络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文化奇人傅山》一书中说，“《永乐大典》中收录有《太原府志》一部，《永乐大典》纂修于明永乐元年至六年（1403年一1408年），辑入上古至明初各种图书七八千种，永乐《太原府志》既引征了《大元大一统志》（成书于至元二十三年终于至正二年即1286年-1342年），也引征了《晋阳府志》（成书于金世宗大定中即1161年-1189年）。也就是说，永乐《太原府志》引文中所保存的《晋阳志》、洪武《太原志》、《元一统志》等书关于宋、金、元古晋阳的记载颇为详实。因此，《永乐太原府志·寺观》记载：‘崛围寺在阳曲县西北三十里北兰村。有唐晋王李克用与其子嗣王存勖焚香题名”的可靠性大大高于清康熙《阳曲县志》，因为唐晋王李克用到崛围寺发生在唐代，和唐代相距较近的宋代当然要比清代更真实，显然清康熙壬戌《阳曲县志》中有关唐晋王李克用到呼延崛围寺焚香题名为误传。’”
常清文先生所依据的“《永乐大典》中收录有《太原府志》一部”，和“清康熙壬戌《阳曲县志》”，这两部书我根本没有找到，所以不敢断然认定或否定常清文先生所引述的内容，虽然其内容和后世志书中的内容，其实大差不差。常清文先生所言“清康熙壬戌《阳曲县志》中有关唐晋王李克用到呼延崛围寺焚香题名为误传”，这个我同意，但是对于“李克用及其子到上兰村崛围寺焚香题名”这个说法本身，我是持否定态度的，若以我之见，这个地方在唐代乃是晋阳城远郊中的远郊，如何会有什么名寺大寺，值得李克用与李存勖远道前来“焚香礼拜”？按，附近有著名的“窦大夫祠”，其创建年代不详，一说“窦大夫祠”古已有之，现存祠堂是在宋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的时候，原址为汾水所淹，北移现址重建的，其依据可能是现存碑记，另一说祠堂可能是建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因为现存建筑中，山门、献殿、大殿等都是至正三年所建，金元时代的建筑风格明显，这都到了元末明初的时节了，但是咱们“自然”不认为元朝蒙古统治者，会“主动”建筑纪念汉人先贤的祠堂，非要上追唐宋那也是“正常”的。且不管它，本文不考略“窦大夫祠”的来历，单说在唐代李频的《游烈石》诗中，就有“游访曾经驻马看，窦犨遗像在林峦”之句，似可说明至晚在唐代时候，此地已有祭祀窦大夫的风俗，然而并不知道是不是有专门的祠庙，还是在别的祠庙中附祀的？也不管它，这里只是说，假定唐代上兰村就有“窦大夫祠”的话，那李晋王父子曾经到此拜谒过“窦大夫祠”，顺路到“古崛围寺”里进个香，倒也马马虎虎地说得过去。然而，此事当属无稽之谈：因为按照明成化《山西通志》通志所载，上兰村崛围寺据说是宋代所建，前朝唐末的李克用父子又能到哪里去进香呢？
其二，即使按照明成化通志所载，北崛围和南崛围二寺都是宋乾祐七年建，明洪武间重修，其中北崛围寺（也就是上兰村崛围寺）又说在明宣德间重修（明洪武间是重建），稍有龃龉但大差不差，核心部分均为“宋乾祐七年”所建，这个并无实证，无法认定或否定；另外不同的是，北崛围寺还在“宋治平元年赐额”了，在常清文先生根据记忆所复原的“匾额图”上，“的确”是有“大宋治平元年”落款，然而这毕竟只是作者记忆中的早年印象，不排除是后来与历代志书的记载互相“印证”后的结果，所以不能作为凭证坐实。按，治平元年是宋英宗年号，在治平四年他就去世了，宋英宗身体不好还在忙着改革大事，登基元年就给名不见经传的太原崛围寺“赐额”，我是不相信的，所以要“赐”也只能是本地高级官员所“赐”，这就无可稽考了。由于该“古崛围寺”已经彻底毁灭，后来找到的清代碑记也只是说，“村内崛围古寺创建年久”、“肇修不纪年”而已，所以成化通志所言的“宋乾祐七年建”，其所宗为何，亦无可稽考。但是无论如何，宋代之后方有崛围寺（乃至崛围山其名），已经呼之欲出了。另外我们也可以由后来出现的呼延村，其得名的传说来间接印证，传说该村所处的地域，曾是北宋名将呼延赞养马的地方，故而得名，说到底，这不还说的是宋代以后的事么！何况今太原城是宋代方才兴建的，所以宋代之后太原城之北郊区域，方有崛围寺那也顺理成章。
至于所谓“唐贞元年建”（乃至延伸至“唐贞元二年建”）的说法，理论上和上兰村“古崛围寺”没有任何关系，因为那个是在万历《太原府志》里首言的，而且人家明明白白说的是呼延村的“今崛围寺”的事，虽然我觉得这个大概率是该书作者，将成化《山西通志》里上兰村“古崛围寺”的记载，给混为一谈了。
其三，按照明成化《山西通志》里的说法，至晚在明成化年间的时候，上兰村“古崛围寺”的情况是“今废”，而按照常清文先生所引的永乐《太原府志》的说法是“今稍存遗构”，总之都是说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古崛围寺”应该是毁坏的比较严重，几近废弃，这应该是被改朝换代的战火所波及，但还不至于“焚毁无迹”；大概是在明洪武年间有过重建工程，到了明代中期（宣德年间）有过一次大修工程；而按照上兰村所发掘出的清代古碑记，则在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和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还各有过一次大修工程；根据常清文先生所记忆，早年间该“崛围寺”的规模和香火还是颇盛的；至于所谓记录“李克用父子进香事件”的那块“寺僧刻石”，早已不知所踪，其实这本身已经就是传说了，换句话说，早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其四，上兰村古崛围寺最终毁于1948年，拆毁原因作者未说，不过显然和国共内战有关，当时解放太原战役如火如荼，国军为了加强防御，到处拆毁民房修建工事，而那个时候的“上兰村古崛围寺”，早已历经战乱导致破败不堪了，如“1945年已经只遗留座基”、“民国初年已经被学校占用，所以室内既无塑像也无壁画”等，按照当时国军的眼光，显然留着也没有多大用了，该寺也就此彻底平毁，这个应该赖不到本朝头上。
其五，时至改革开放的当代，上兰村本地村民对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获得了若干上兰村曾有“古崛围寺”的实证，也就此了结了“上兰村崛围寺”这桩历史公案！
2、金代“多福寺”初兴：
在排除了上兰村“古崛围寺”的干扰后，今崛围山一带似曾有过的“崛围寺”以及现存的“多福寺”也就由一团迷雾，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其实我们不难找到方向：顺着莫名其妙但是空穴来风的“贞元二年”和“乾祐七年”的线索。
在《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一书中作者感叹道，寺内有碑刻十数块，遍阅其文，皆未注明寺的肇始年代，仅有“旧有精兰”, “崛崛多福寺者，乃上古有矣”, “碑残碣断，久不可考，询之僧云，‘寺，古剎也，传栋宇远迈汉唐……’”和“于斯始创兰若，其名崛围圣境，多福禅林即五台之右院也，晋主诸王之善场也”云云。
在这些碑记中，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碑记，就是今多福寺里现存的明成化二年的《崛围寺兴复记》，这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必须相信这块碑记。由此碑记的原文，“崛围去太原一舍许，在汾水之右，其山嵯峨高耸，盘旋屈曲而上，故以是名，好事者标为晋阳八景之一，见于赋咏者多矣”，这块碑记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一个确定的信息，至晚在明成化年间，建有“多福寺”的这座山就叫崛围山了，其定性与今天毫无二致；但是这座山顶上那个寺庙的名字，就是“崛围寺”么？如果单看明成化二年碑记的名字《崛围寺兴复记》，似乎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再看同时代的明成化十年《山西通志》，其《卷五.寺观》【崛围寺】条的记载是，“崛围寺，在太原府城西北四十里北兰村”，两相对照，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相距近二十里。按说成化二年和成化十年又差不了几年，考虑到一部志书从开始立项到编纂完成，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所以可以说，碑记和通志就是同一时期的产物，那为什么两者说法不一呢？
我们再仔细看碑记的原文，开头只是说“厥颠旧有精舍，盖自晋恭王有国，奉为焚修堰宇，增葺完美”，其后就是当代（指明代）重修工程的记述，通篇实际上并没有提到寺庙名字，所以如果由碑记名为《崛围寺兴复记》，就得出山顶寺庙名字是“崛围寺”，显然是我们自行意会的结果，也是寺僧自说自话的结果。其实就在明成化十年《山西通志.卷五.寺观》中另有【多福寺】条载，“多福寺，在太原府城北十五呼延村崛围山”，这个信息是确定的，至晚在明成化年间，建有“多福寺”的这座山就叫崛围山，而山顶那个寺庙的名字，那个时候就叫“多福寺”了（事实上至晚是元朝，见后文）。
由上述资料，我们似可得出一个结论，“崛围寺”是“崛围寺”，“多福寺”是“多福寺”，原本不是一回事。无论如何，不管是哪个寺或者寺在哪里，它们在“崛围山”之地域范畴这一点上，二者的指向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所说的“崛围山”就是今天所说“崛围山”。这正如我在《崛围山考略中篇》里得出的结论，崛围山这一地理单元，经历了一个由属山变化为主山的过程，或许还有由通用名词变成专属名词的过程，最终定格在了如今多福寺所在山峰。按照语文常识，凡名词如内涵小则外延大，如外延大则内涵小，我们起码可以推断出，至晚在明成化年间抑或说在明朝前期（事实上至晚是元朝，见后文），崛围山这个名词，就已经由大而化之的崛围山系（由裂石口至柴村一带的西山），固化在今呼延村西面的山峰处，同时因山而得名的“崛围寺”，也正由上兰村“走在”前往呼延村的路上。
然而，我们引用了无数次的明成化年间史料，那都是后话的后话了，我们留在后面再说，这里我们先说前面的，特别是紧接着宋朝（北宋）的大金国吧。按《崛围寺兴复记》所言，崛围山“厥颠旧有精舍”，而且在明洪武初年的时候，“盖自晋恭王有国才奉为焚修堰宇”，可见早在明代之前，这里的山顶就有寺庙了。那它到底是什么年代建的呢？无可稽考、不得而知。虽然如此，我们还是顺着历代地方志书和寺内残留碑记，这些少而又少且互相龃龉的“史料”，以及他们所“透露”出的片言只语，特别是莫名其妙但是空穴来风的“贞元二年”和“乾祐七年”这两个线索，来做一个合理推测吧！
首先，我来捋一下这个“贞元二年”。
据明万历《太原府志》曰，“崛围寺。一在县西北四十里呼延村，大唐贞元年建，赐额。一在城南稍东二里许”，首创“大唐贞元年建”，但是不知所宗；又据清雍正《山西通志》曰，“崛围寺，在城西三十里崛围山下呼延村。唐贞元二年建，额曰三教堂”，这就把“唐贞元年建”给进一步精准定性为“唐贞元二年建”了，更不知其所宗。而在今崛围山文管所《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一书中，则含含糊糊地自圆其说道，“很可能撰写和刊印县志时，李氏父子焚香题名的刻石尚存，故录入县志之中”云云，也就是说，“大唐贞元年建”之说莫须有。
若依我的思考，这“大唐贞元年建”根本就是无须有。依我看，这还是延续明成化《山西通志》【崛围寺】条，“崛围寺，……。晋王李克用与弟（讹误）李存勖焚香题名，寺僧为刻石，今废，宋治平元年赐额”，给继续演绎下去的。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定在贞元年间，乃至精确到贞元二年呢，也许就是《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书中所推断的，当时在崛围山某个寺庙（先不管是山上的寺庙还是山下似曾有的寺庙）里，可能是有一块残碑，上面写有“贞元二年建”，只不过这个“贞元二年”不是唐德宗的“贞元二年”，而是金海陵王完颜亮的“贞元二年”！
完颜亮，金国宗室重臣，于皇统九年（1149年）杀金熙宗自立，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推进女真社会发展和金朝封建化的措施，为金朝的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于贞元元年（1153年），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至燕京，改称中都。完颜亮自幼聪敏好学，喜同归属金地的辽宋名士交往，其汉学功底甚深，颇有文才，工于诗词，史称“一咏一吟，冠绝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他在征伐南宋时写的，“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端的是好诗。
且不管他，我们说我们的。“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1154年，这可能就是多福寺建寺的年代（假定曾经真有过这块碑文的话）。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以下理由：
其一，宋代之前的说法均不可靠，今太原城在宋代之前并不存在，该地原本是唐代晋阳城北部远郊之军镇险隘之地，并无任何历史事件记载，唯一离得稍微近一点的史实，就是五代时期后唐末年，辽主耶律德光增援依据晋阳城反叛的石敬瑭，自代州扬武谷（今原平阳武河谷，我们多次说过这条胡人南下通道），长驱直入抵达晋阳，“陈于汾北之虎北口”，也就是今西山虎峪河口一带，大败前来迎敌的后唐张敬达大军。至于崛围山，此地在宋代之前更是荒僻之处，属于北郊中的北郊，所以大唐忠臣晋王李克用与其子后唐庄宗李存勖，到崛围山一带（崛围寺）焚香题名之事，我觉得完全不可信，放着晋阳城周围那么多名山名寺不去，非要跑到这个当时鸟不拉屎的超远郊地方，我是不信的；
其二，我们看看其他参照物，崛围山旁边的“土堂寺”，所有史志均定为“金泰和年建”，如明成化《山西通志》另有【土堂寺】条（就在【崛围寺】条旁边）云，“土堂寺。一在太原府城北四十里刘村，一在崞县西南大常都。一名西灵岩泉寺，金泰和五年建，元至正六年修。国朝洪武间并吉祥、显庆、佛堂、花池、正觉五寺入焉。”反正人家土堂寺的位置，是始终没有变，历史脉络也是清晰的，这里先不研究，我们由上可知，当时本地见诸史册的大村-刘村（即“留村”或今“大留村”）附近的名寺“土堂寺”，也是金代始肇的，那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呼延村，会有唐宋大寺，我是不信的；又，今崛围山文管所《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书中载，“惟金大定十年（公元1170年）于寺前山巅建舍利宝塔一座。金大定十六年（公元1176年），寺内还曾镌刻石经幢，此幢的幢座及宝盖虽已残缺，但幢身上的大部分经文及年号尚存”，崛围山舍利宝塔二层位置嵌有“舍利宝塔”石匾和“重修宝塔碑志”，然而其位置较高，塔周边又围有护栏，我无法靠近乃至上去查勘，但《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书中所载摘录碑志中，有“大定庚寅（即十年）文惠太君建舍利塔于其山”语，我相信该书作者一定是经过详细查勘的；而寺内大雄宝殿佛坛西隅，存有一个石经幢残段，据该书【多福寺其他文物及古柏】一节中言道，经文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其末尾刻有“大金大定十六年……吉旦”语，这个我也无法进到铁栅栏里面去，不知道还在不在，不过大雄宝殿佛坛的东西两边，目前的确可以看到有四个古典石圆凳模样的东西，难道就是石经幢残段？不得而知，但是这个也不用再勘察了，我也相信作者肯定是查勘过的。由上述可知，今多福寺周边历史遗留文物和建筑，均和金代有关，这难道是巧合吗？
我们来看，（假设的）金贞元二年是1154年，金大定十年是1170年，金大定十六年是1176年，金泰和年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1201-1208年），这历史脉络已经很清楚了，崛围山和多福寺与金代的关系莫大。
按，金大定年间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完颜亮南侵南宋失败，东京留守完颜雍在辽阳府被拥立为帝，改元大定，成为金世宗，开启了金朝中兴的新局面。史载完颜雍在位29年（1161-1189年），勤政节俭，选贤治吏，轻赋重农，尊崇儒学，使金朝国库充盈，百姓小康，出现了“大定之治”的繁荣局面，被称为“小尧舜”。在这个情况下，各地方有充足余力大建寺庙，以至蔚然成风，山西众多金代建筑遗留都是这个时期的，如果说崛围山多福寺是兴建于金大定年间那个时期，并不意外。
如果说，多福寺就是金代兴建的，那一定是在金大定十年之前建的，因为没有理由先建塔后建寺，这么来看金贞元二年建寺时间上完全对得上，也不是不可能；假定多福寺是金贞元二年建的，建寺时候必然先选择当时有道高僧住持，到了金大定十年前后圆寂，因而为之建舍利塔，逻辑上也说的通。
综上所述，我觉得这“贞元二年”这几个字，很有可能不是随便来的，所以以我之见，多福寺建于金代可能性很大，激进点或可定为“金贞元二年”。我就这么姑妄言之了，大家也姑妄听之吧！
图010 崛围山舍利塔及铭文（古道西风摄于2025年7月）
图011 多福寺大雄宝殿疑似经幢（古道西风摄于2025年7月）
其次，我再来捋一下“乾祐七年”。
按照明成化通志所载，北崛围寺（上兰村古崛围寺）和南崛围寺（其地不详）都是宋乾祐七年所建，前面我已经说过无法认定。无独有偶，与历史上有两个“贞元二年”一样，历史上也有两个“乾祐七年”（资料见考略上），一个是北汉主刘崇沿用的后汉年号乾祐七年，这个已经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个：南宋宋孝宗赵昚的淳熙三年（1176年），也是西夏仁宗李仁孝的乾祐七年，大理宣宗段智兴的盛德元年，同时也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大定十六年！说巧不巧，说巧也巧，“乾祐七年”就这么和“大定十六年”搭上了边，而这个“大定十六年”，恰恰正是崛围山多福寺现存重要文物“石经幢”的镌刻之年！这虽然可以说是巧合，但冥冥中似有天意。当然你非要说我是胡乱牵强，那我也不好反驳。
古人（包括很多今人）但凡写文章，无不上追汉唐，这都是写文章的大帽子，不可全信，而更是耻于金元，如果非要提几句，也是“虏兵盛作，焚毁无迹”之类，但这并不是唯物主义历史观。按，宋二官家赵光义979年毁古晋阳城，982年建今太原城，1125年被金国攻占，1218年又被元军攻占，至1368年大明攻取太原，今太原城在大宋治下143年，在金国治下93年，在蒙元治下150年，金元统治时期合计长达243年，整整比大宋多出了100年，你说这段历史能回避得了么？就拿于佛寺道观来说，金元时期兴建的远比毁坏的多得多，这是不争事实，仅我山西大地，就有大量遗留建筑可证，金代大殿、金代戏台、金代戏曲俑人什么的，咱山西不都当宝贝供着么？
所以，若以我之见，要么古代志书都是无中生有杜撰的（比如“贞元二年”乃至“唐贞元二年”之说），全部否定，要么就大大方方地承认，古书上说的也许有点影子，只不过这崛围山多福寺是始建于金代（激进点说比如是“金贞元二年”，稳妥点说是建于金大定年间），这并不丢人。至于金代是不是叫多福寺，目前无可稽考，反正金代舍利塔无法上去查勘，而金代经幢既不拿出来叫大家看，其上镌刻的文字也不放出来（我觉得崛围山文管所里应该有拓本的），他们不研究，我也无法知道。
无论如何，先不管“多福寺”是不是金代建的，但“多福寺”最起码是在金代进行过扩建工程，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按照《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书中所载摘录舍利塔碑志中，“大定庚寅（即十年）文惠太君建舍利塔于其山”之语，可知在金大定十年，“多福寺”外新建一座了舍利宝塔；按，“太君”一词是中国封建时代官员母亲的封号，始于唐代。唐制四品官之母称郡太君，五品官之母称县太君，宋代延续唐代封赠体系，刺史以上官员母可得“太君”称号，著名的如如佘太君等，此“文惠太君”不详，估计是金代太原某达官贵人的母亲，因乐善好施而捐资建塔；而残存的金代经幢，证实了金大定十六年“多福寺”内新建了一座经幢。虽然现存资料就这么多，但是足以证明“多福寺”在金代是日趋兴盛的，而绝不是所谓“虏兵盛作，焚毁无迹”之类，这个结论本身就是古人写作碑记时戴的“大帽子”，不足为凭。
3、元代“多福寺”为本地名寺
那么，所谓的“虏兵盛作，焚毁无迹”之类，会不会是接下来的元代呢？话说宋金元明交替之际战火绵延，太原城曾多次易手，战火波及到民间建筑，在所难免，但所谓“虏兵盛作，焚毁无迹”的大帽子，起码没什么道理戴在“多福寺”的头上，就算多福寺遭遇过战火，也不至于“毁至无迹”，根本就没有任何依据。
按说元人最崇尚佛教，根本没理由随意毁坏寺庙，但这说明不了问题，也许正好碰上一伙蛮子呢？真正说明问题的是一块古碑：在阳曲县城首邑西路有一座不二寺（由原址小直峪村迁来），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云始建于北汉乾祐九年（956年），仅存的三圣殿（大雄宝殿）为金明昌六年（1195年）重修，是现存金代建筑的代表作，据云为太原地区三大金代建筑之一（另两个为晋祠献殿、清源文庙），殿内现存的9尊金代彩塑和明代壁画均是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这里我关注的是，在大殿前廊东侧的地上，现放有一块元代残碑，此碑虽残，但是幸好断裂处离碑座不远，所以残余碑文内容基本可以通读和脑补出来。严格地说，我认为这块碑文其实不是碑文而是塔铭，也就是说是嵌在和尚墓塔上（或者立在塔林边）的“墓志铭”。其文节录如下：
“敕赐不二禅院净公禅师铭”
“晋阳寿圣花塔禅院主持传□
阳曲县安村乡贡进士松轩□□、
崛围多福寺讲经论赐绯沙门□□”
（以上名字因断裂遗失不全）
“…………。内容无关从略（大意为不二禅院高僧净公禅师，素有大功德，于本年某月在主持了一次大法会后，不幸□□，多半是圆寂了吧，为纪念该位高僧，特此唱赞并立铭为证）”
“□（歲的异体字也即岁）大元国至元三十年岁在癸巳”
图012 阳曲不二寺元代古碑铭（特别致谢热心网友@康驰子Chiazov）
我们看，首先，“崛围多福寺”字样，已经说明在元代时期，多福寺的名字就是多福寺了；其次，“敕赐不二禅院”（敕赐的级别就比较高了）的高僧去世纪念仪式，是由太原地区的各大名寺（如花塔寺）的高僧，以及本地名人（如某进士）作为见证的，其中多福寺的代表，是擅长讲经论法，并得到元朝皇帝“赐绯”（赐绯色官服自唐代始，后世沿袭，这是一种重要的荣誉象征，说明被赐人员的德高望重）的某沙门（大概率是当家和尚）。这充分说明在元代时期，多福寺不仅没有被“焚毁无迹”，反而是发扬光大，其主持和尚业务能力较强，社会地位也比较高，虽然这个时候崛围山应该还算不上太原名山，但多福寺应该够得上太原名寺了。所以，什么“虏兵盛作、焚毁无迹”的大帽子，纯属乱扣。另外，元至元三十年是公元1293年，距金大定十六年的公元1176年，已经100多年了，所以通过此碑铭只能得出结论，至晚在元代时期肯定是叫多福寺了，但金代是不是也叫多福寺，因为时间离得太远，目前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支持（虽然我认为可能性比较大），除非“崛围山文管所”能把相关文字放出来看看。
当然，诚如今崛围山文管所《太原崛围山多福寺》书中所言，元代未见修建碑刻记事，后世碑碣亦未述及元季补葺事宜，这本身就可能说明金代维护得不错（或者根本就是间隔不远的金代所新建的寺庙的缘故），无须修缮。而在明成化《崛围寺兴复记》碑记里则说，“厥颠旧有精舍，盖自晋恭王有国，奉为焚修堰宇，增葺完美”字句，用的是“旧有精舍、增葺完美”来描述，可见元代再荒谬，也顶多是懒政无为，致使日趋破旧，何来“焚毁无迹”之状？咱们就事论事，不能因为是外族执政就乱扣帽子，这不是正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阳曲县志.卷二.舆地图下.寺庙》有【西张村隆兴寺】条载，“元元贞二年修，明成化年重修，嘉靖年拓建，僧妙奇撰记。”我们看，这个“元元贞二年”是不是有点眼熟，它和那个“唐贞元二年”是不是很有点相似？“元贞二年”即公元1296年，是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这西张村就在呼延村的南面一点，可知这个村的庙也是金元时期建的，我不知道这崛围寺“唐贞元二年”的说法，是不是和“元元贞二年”也有点关系，莫非是以讹传讹了，不敢断言，但是从“元元贞年修、明成化年重修、嘉靖年拓建”这一历史传承脉络看，其实周边寺庙大家都差不多，谁也别说谁更远古、上追唐宋什么的。
（未完待续）
太原徒步行
公元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