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其名称可追溯至盛唐。开元年间，国运昌隆，文化繁荣，唐玄宗命学士马怀素为修书使，在乾元殿整理校勘藏书，设乾元院管理，后更名为丽正书院。开元十三年（725年），玄宗又改其名为集贤殿书院，由张说执掌院务。此时的书院实为皇家藏书、校书之所，并非教育机构。受此影响，民间读书人也渐将个人藏书治学的书斋称为“书院”。
说来有意思，这一名称的普及亦与儒学发展需求相关。汉代以来，私人讲学之地多称“精舍”“精庐”。佛教传入后，僧侣亦沿用此类名称，致使儒释称谓混杂。为示区别，儒者遂以“书院”命名讲学场所，逐渐取代原有称呼。书院作为私学发展的高级形态，融合了官学与私学之长，形成了规制严谨又灵活生动的教育制度，成为官私教育结合的独特产物。
书院管理中，“山长”一职尤为关键。其名始于唐五代，原是对山居讲学者的敬称。因书院多建于山林清幽之处，“山长”既含主持院务之责，亦寓退隐治学之意。宋元以后，山长成为书院常设职务。清乾隆时虽一度改称“院长”，但民间仍惯称山长，可见其影响之深。
藏书、讲学、祭祀先贤是书院的三大功能。书院学生分为生员与童员，合称生童。据《山西书院》记载，山西书院整体发展较晚，文献记载亦较少，大同在省内属于中下游水平。山西历代书院共286所，大同及周边相关区域仅有16所，数量虽少，却在塞北勾勒出一条独特的文化脉络，其中辽代应县龙首书院的存在，更突显了大同作为辽西京的文化地位。
一、大同历代书院
（一）应州龙首书院
山西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所书院，是辽代在应州（今应县）创建的龙首书院。应县龙首书院在地理区划上虽不属今大同市，但其创立于辽代，与大同作为辽西京的历史背景密不可分，故论述大同文脉必以其为先。其创立者为辽代著名汉臣、应州人士邢抱朴。书院约建于辽圣宗统和十二年至十四年间（公元994—996年），正值辽宋对峙而辽代汉化日深的时期。
邢抱朴出身于应州儒学世家，其母陈氏自幼通晓经义，能诗善文，时人誉为“女秀才”。陈氏在应县城西南的“一经楼”亲自课子读书，教子有方。邢抱朴与弟邢抱质皆受教于母亲，后“皆以儒术显”，成为辽廷重臣。邢抱朴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副相），晚年任南京（今北京）枢密使，逝后追赠侍中，并曾主持纂修《实录》。为追念并弘扬母亲的教诲之恩，邢抱朴在家乡应州创建了龙首书院，以州内名山龙首山命名。
龙首书院的建立，是一位深受汉文化熏陶的辽代高层汉官对儒家孝道与文教传统的自觉践行。它诞生于辽圣宗大力推行汉法、兴学崇儒的时代背景之下，虽由汉族大臣所建，却得到了辽朝统治阶层的认同，可视为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纳并推广中原书院教育制度的一个标志性开端。作为山西书院教育的源头，它证明了大同地区在辽代已成为汉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重要枢纽。
（二）浑源翠屏书院
浑源翠屏书院的兴盛，与两位金代名臣——刘撝和苏保衡的讲学活动密不可分。书院位于翠屏山腹，下临悬空寺，今三清殿内的文昌阁，便是当年翠屏书院的遗存。
刘撝（约1096—1154年），字仲谦，浑源人。他在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高中词赋科状元，是金朝开科取士后的首位状元，被誉为“金代文宗”。刘氏家族自此文运昌盛，成为著名的“浑源刘氏”，其子刘汲、孙刘从益、曾孙刘祁与刘郁皆为金元之际著名文士，形成“四代七进士”的文学世家，冠绝一时。刘撝中状元后，在翠屏山讲学，以其精湛的经学与文学造诣，吸引了众多学子，使书院成为传播正统儒学与辞章之学的重要场所。
苏保衡（？—1166年），字宗尹，云中天成（今天镇）人。其父苏京为辽代进士，官至西京留守。苏保衡以科举入仕，在金朝官至尚书右丞，位同宰相。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也是注重实学的教育家。作为同乡高官，他与刘撝交往甚密，并在此讲学，将朝堂实务与儒家经义相结合，为书院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活力，培养了许多具备实干能力的人才。
翠屏书院因刘、苏二人的讲学而成为金代西京的文化高地。它不仅是传授知识的课堂，更是培育地方精英、凝聚文化认同的核心机构。刘撝家族的成功，体现了书院教育在延续文化血脉方面的惊人成就；苏保衡的参与，则彰显了书院联通学术与政事、服务社会的实践功能，可惜书院具体荒废年代已不可考。
浑源另有恒麓书院（后改名步云书院）、凤山书院、石溪书院等。恒麓书院历经修建、迁址，光绪末年改为高等小学，后毁于战火。凤山书院为明代孙聪所建，风景雅致，科第辈出，清代渐衰。石溪书院为明正德年间石玠创建，集士讲学，后亦废弃。
（三）大同市区书院
大同市区的书院以云中书院为核心。该书院为府属书院，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由巡抚陈其学创建，以大同古称“云中”命名。后经扩建，规制渐备，并收藏晋府善本，缓解了边塞典籍短缺之困。然明末战乱，书院毁损，书籍散佚。乾隆年间，书院几经迁址重修，道光四年（1824年）知府崔允昭将其迁至府治东侧，新建斋舍，增饰景观，经费由所属九县捐置，教学得以重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知府刘瀛在此创立大同府中学堂，其址即今大同市第一中学旧址，文脉由此延续。
平城书院为县属书院，光绪年间筹建，后于县署东侧建成。据《山西书院》考证，其旧址即原大同市第二中学所在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方历史记忆中，平城书院亦与古城内的五龙壁区域（原大同市第一医院旧址对面）有着密切关联，这或许反映了书院文化在近代城市变迁中的另一种印记。
务学书院则由明代宗室镇国将军朱仕玳创办，孝宗曾御赐书籍匾额，专供宗室子弟求学，后渐转为藏书楼，明末废弃。
（四）周边县域书院
大同周边县域亦有书院分布。左云宝凤书院明代设立，清初被毁后重建，后由学宫替代。广灵延陵书院建于雍正年间，时办时停，清末改为学堂。阳高云阳书院创设于咸丰时期，靠捐资生息维持，光绪末改学堂。天镇培风书院（后改名紫阳书院）以弘扬朱子学为宗旨，多次迁址，清末亦改为学校。灵丘太白书院建于乾隆年间，光绪时改为高等小学堂。此外，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的古川书院、蔚州（今蔚县）的暖泉书院等，亦与大同文脉相连，其中暖泉书院保存较好，堪称开京西书院之先声。
二、书院与乡贤
乡贤在书院建设中作用关键，或捐资兴建，或主讲席间；书院祭祀先贤时，亦多以乡贤为范，形成“乡贤兴书院，书院育乡贤”的良性循环。大同府文庙乡贤祠正是这一关系的体现，祠中奉祀北魏至清代多位本土贤达，如金代刘撝、苏保衡，清代李殿林等。
大同府文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后经多次修葺，形成宏大建筑群，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乡贤祠与名宦祠分列大成殿两侧，乡贤祠楹联“方山御河仍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王侯将相皆无种吾乡邑自多贤能”为耿彦波先生所撰，恰是对大同乡贤文化与文脉传承的生动概括。
（一）李殿林：廉吏贤达，书院精神的践行者
清代李殿林是书院精神在仕途与德行上的体现。他出身寻常之家，因受欺压而立志苦读，后得名师教导，于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历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获赐紫禁城骑马殊荣。
他为官清廉，整顿吏治时毫不徇私，致使贪渎者望风畏惮，国库因之丰盈，自己却两袖清风。辛亥革命后辞官归里，闲居中以笔墨遗泽乡梓。其求学经历得益于书院式教育，仕途生涯则践行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成为后世学子的楷模，并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入祀山西省三立阁。
（二）刘秉忠：紫山学派鼻祖，书院功能的延伸者
将刘秉忠置于此论述，有双重深意：其一，意在说明塞北书院数量虽少，却不意味文化贫瘠，其精神以多种形态存在；其二，由于辽、金两代书院具体的教学内容已难详考，我们或可从刘秉忠这位后世学者的治学经历中，一窥北方书院可能传承的学问气象。刘秉忠（公元1216年—1274年），原名侃，字仲晦，自号藏春散人，邢州人（今邢台），祖籍瑞州府新昌县天宝乡。刘秉忠博通释、道、儒三家，曾隐居紫山，创办竹林书院，培养出郭守敬、张文谦等名臣，开创“紫山学派”。
他曾云游至大同，驻留于新荣区拒墙乡的南堂寺（该寺为辽代所建，民国时期塌毁，今仅存遗址）数年，钻研经史天文。后经海云禅师推荐入忽必烈幕府，成为元朝开国重臣。南堂寺虽为佛寺，却成为他研学讲论之所，实际发挥了书院的核心功能。刘秉忠的学问体系，或可作为辽金以降北方学术融合与实用倾向的一个缩影。这再次说明，在塞北，文化传承不拘于“书院”之名，更重在实质的讲学与育人。
三、当代传承
时至今日，传统书院在清末已多改为学堂、学校，但其“藏书、讲学、传承”的精神仍在当代大同延续。目前大同有两所以书院为名的机构，另有诸多民间力量以读书会、阅读空间等形式，接续着书院传统。
（一）新建及修复书院
平城书院是当代代表之一。该院始建于光绪年间，于2021年在古城五龙巷复建，以收藏大同本土文献为特色，藏书二万余册，2023年被列为平城区“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复建后的书院积极参与地方文化整理，承办《大同古城街巷命名》《大同工业史》等编撰工作。书院的法定代表人与院长为张风新先生。笔者为撰写此文曾专程探访，接待者是一位气质优雅、言谈得体的女士，其身上浓厚的书卷气息，令人直观感受到书院的文脉传承。
北岳老子书院则专注于道学文化传承，由研究者郭世贤先生发起，于2016年入驻恒山岳门湾。作为社会公益性组织，书院已举办多届“北岳论道”峰会，汇聚海内外学者，成为研究、传播道学文化的重要平台，延续了传统书院讲学论道的功能。
（二）民间力量
除正规书院外，大同的民间力量正以更灵活的方式传承书院精神。大同书城的负责人梁先生，为满足读者静心学习的需求，特意在书店内划出免费阅读区，供学生、考研党及爱书人使用。他本人亦常戴老花镜，静坐于阅读区角落读书，以身作则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这种无偿提供学习场所、培育阅读习惯的做法，恰是传统书院“普惠育人”理念的当代诠释。
各类民间读书会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书院精神的微观载体。方塘读书会自2019年3月发起，举办公益读书活动已坚持近七年。如今，读书会已发展出不同分支，例如有老师专门带领阅读心理学与个人成长类书籍，而美希老师则组织禅学主题活动，活动场所常设于壹朵心理工作室。三六酒肆读书会则依托易经公益讲堂，每月精读并深入研讨一部精选典籍，并系统性地分享与复习易学入门知识。活动时间通常固定在周四下午，地点设于古城东南邑的三六酒肆，召集人为酒文化非遗传人张瀚文女士。若您既向往书香，亦眷恋酒香，在此处，二者相伴相生，恰能滋养一份难得的雅集情怀。这些读书会规模虽小，却以“以文会友、切磋学问”为核心，延续着传统书院的社交与学术功能，让文脉在民间悄然流淌。
从辽代邢抱朴创建龙首书院开山西文脉之先河，到金代刘撝、苏保衡讲学翠屏书院造就文化高地，再到明清以来大同各地书院屡废屡兴的执着坚守，直至当代书院精神在各类空间中以新的形式延续，大同的书院文化虽历经起伏，却始终未曾断绝。它或许不及江南书院繁盛，却在塞北形成了独特气质——既有儒家正统的底蕴，亦具游牧文化的包容，更在当代传承中展现创新与活力。书院精神，早已超越建筑与名称的局限，融入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成为一代代人求知化风、绵延文脉的精神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