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发生于山西大同阳高县的“订婚强奸案”，历经两年多的司法拉锯与舆论热议，最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库，成为情法交织下的典型司法样本。这起案件不仅关乎两个家庭的命运，更撬动了社会对传统婚恋观、性自主权与法律边界的深度反思。今天，我们从案情、社会影响、裁判逻辑与认知误区四个维度，拆解这起标志性案件。
一、案件详情：订婚外衣下的暴力与争议
本案的核心脉络围绕一对订婚男女的纠纷展开。2023年，被告人席某某与被害人经婚介机构介绍相识，随后确立恋爱关系并订立婚约，席某某按当地习俗向被害人支付了10万元彩礼及戒指等财物，双方还约定了房产加名等事宜。同年5月，两人在相处过程中，席某某提出发生性关系，遭到被害人明确拒绝。
法院审理查明，在被害人明确拒绝后，席某某仍实施了一系列暴力行为：强行撕扯被害人衣物、控制其肢体、将被害人反锁于屋内，甚至在被害人试图逃离时，将其从电梯内拖拽回房间。最终，席某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
案发后，被害人当晚便向母亲哭诉并报警，110报警记录、行车记录仪音频可佐证其即时控诉行为。现场勘查亦提取到关键证据：被害人手腕处淤青、榻榻米窗帘损毁（系被害人反抗所致）、电梯监控记录下拖拽画面，床单上的精斑DNA检测结果也与席某某吻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
值得澄清的是，案件审理期间流传的“女方骗婚”“以报警要挟索取财物”等说法均被法院否定。经查，被害人无婚史，此前仅通过婚介机构有过一次未涉及彩礼的相亲经历，不存在骗婚情形；在法院立案前，女方已将10万元彩礼及戒指退还至婚介机构，仅因男方家庭拒绝领取而未能完成交接，彻底排除了经济勒索的可能。该案刑事与民事二审于2025年3月25日同日开庭，最终判决席某某构成强奸罪，其定罪量刑结果也随着案件入选最高法案例库，成为司法实践的参照标杆。
二、社会影响：撕裂的舆论与观念的碰撞
这起案件之所以持续引发全国关注，本质是传统婚恋习俗与现代法治观念的激烈碰撞，其社会影响辐射婚俗改革、性别权益、司法信任三大维度。
首先，案件暴露了彩礼制度与现代契约精神的张力。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婚恋纠纷案件中，37%涉及彩礼争议。本案中，“房产加名”承诺的法律效力模糊性、彩礼与性行为的不当捆绑认知，让公众重新审视彩礼的本质——其本是婚姻礼仪的经济表达，却被部分人异化为“性权利交换的保证金”，这也为各地推进婚俗改革提供了现实注脚。
其次，舆论场因性别视角差异陷入撕裂。女性权益倡导者强调，该案明确了“性同意不可推定”的底线，将性自主权保护延伸至私密关系领域，是对性别暴力零容忍的有力彰显；而部分男性群体则担忧订婚、婚内关系中的诬告风险，《法治周末》2024年一项网络调查显示，65%受访男性认为“婚前性行为需留存书面同意证据”，反映出亲密关系中权利与信任的失衡困境。
最后，案件考验了司法公信力与舆论监督的平衡。审理期间，网上不实信息传播、人肉搜索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二审前“拟适用缓刑”的社区矫正调查函泄露，也引发公众对司法独立性的质疑。对此，法院在法律框架内及时澄清事实、通报公开信息，既保障了当事人隐私，又以透明化回应社会关切，为敏感案件的司法应对提供了参考。
三、裁判焦点、法律依据及裁判逻辑：回归法律本身的判断
本案的裁判核心，是如何在婚约关系背景下认定强奸罪，其焦点、依据与逻辑均围绕“法律优先于习俗、证据优先于推定”展开。
核心裁判焦点
本案最关键的争议点的是：订婚关系是否构成性行为的“默示同意”？即双方存在婚约这一前提，能否豁免男方强行发生性关系的刑事责任。这一问题直击传统婚恋观念中“订婚即准夫妻，应有夫妻之实”的认知误区，也是司法实践中亲密关系强奸认定的难点。
法律依据
法院裁判的核心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关于强奸罪的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构成强奸罪。该罪名保护的核心是妇女按照自己意志决定性行为的权利，法律并未将婚姻关系、婚约关系作为强奸罪的豁免事由。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新规（2024年2月施行）与人民法院案例库相关规则，也为厘清彩礼纠纷与刑事犯罪的界限、参照类案裁判提供了依据。
裁判逻辑
本案的裁判逻辑贯穿“三个优先”原则，层层递进形成闭环。
其一，意志判断优先于关系判断：二审审判长明确强调，与妇女发生性行为是否合法，核心在于是否违背其意志，与双方是否订婚无关。被害人事前明确拒绝、事中激烈反抗、事后即时控诉的完整行为链，足以证明其意志被违背，这是定罪的核心前提。
其二，证据链优先于主观推定：法院未采信“订婚即同意”的主观认知，而是依据监控录像、身体伤痕、DNA检测、报警记录等客观证据，形成完整证明体系，排除了合理怀疑。
其三，法律评价优先于习俗认知：即便部分地区存在“订婚同房”的习俗，但其与现代法治所保障的性自主权相冲突时，必须让位于法律规定，否定“习俗可以凌驾于法律”的错误观念。
正如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所言，该案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明确了婚约绝非侵犯性自主权的挡箭牌，为类似案件确立了“亲密关系不豁免强奸责任”的裁判规则，推动司法实践向精准保护个体权益迈进。
四、此类案件容易导致的四大认知误区
结合本案及司法实践，围绕订婚、婚内等亲密关系中的强奸认定，存在四大常见误区，需逐一澄清。
误区一：订婚即默示同意性行为
这是本案中最典型的误区，也是被告人席某某可能存在的核心错误认知。法律真相是，性自主权是妇女的基本人身权利，任何关系都不能剥夺。我国刑法从未规定婚约状态可豁免强奸罪，即便双方处于热恋、订婚阶段，性行为的发生也必须以明确、自愿的同意为前提，不存在“默认许可”的法律空间。
误区二：事后经济纠纷即等于“敲诈”，否定强奸事实
部分观点认为，本案涉及彩礼返还纠纷，便质疑被害人报警的动机是“经济勒索”。但法律上，彩礼纠纷与强奸罪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事后的经济协商、彩礼返还，均不影响对事前性行为是否违背意志的认定。本案中，女方主动退还彩礼的行为，也从侧面印证了其无勒索意图。
误区三：无明显身体伤痕就不构成强奸
实践中，不少人将“激烈反抗留下伤痕”作为认定强奸的必要条件，这一认知与法律规定相悖。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明确，妇女未激烈反抗不等于同意性行为，强奸认定的核心是“意志是否被违背”，而非身体损伤程度。本案中，被害人推挡、损毁窗帘、试图逃离等行为，均属反抗表现，即便伤痕不严重，也不影响对暴力行为的认定。
误区四：亲密聊天记录可证明自愿性行为
部分人认为，双方此前有亲密聊天、同居经历，就可推定本次性行为自愿。但法律强调，性同意具有情境特定性和可撤回权——过去的同意不等于现在的同意，此前的亲密关系也不能代表本次性行为获得许可。正如同济大学金泽刚教授所言，即便氛围暧昧，也不能推断女方同意发生性关系，更不能以“她同意开房就同意发生关系”的逻辑反证行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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