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种场知青与良种场团员合影。第二排左五李惠生，左六王占雄，左七郭平和，第四排左四为本人
我是1974年11月份到太原市南郊区良种场插队的。那时，我家住在小店的南郊区物资局宿舍，距良种场十来里，骑个自行车，半个多小时就去了，没有隔山隔水，也不是天远地远，心里感觉比较踏实。太原市南郊区良种场，是南郊区农口的下属单位。良种场处在小店公社南面的杜家寨村、贾家寨村、东桥村、孙家寨村四村之间，主要生产任务，是为当地生产队培育和供应高粱、玉米、水稻种子。要现在看，良种场规模不算大，有耕地50余亩，30余名职工，养着一台履带式拖拉机，喂着四五头骡马，还有一些配套的农业机械。良种场主要领导，场长叫李富恒，肤色黝黑，看上去一副领导相，但其实性情和蔼，十分平易近人。书记是王占雄，是从吕梁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老革命，原则性很强。团支部书记是李会生，会计是武国栋，司务长名字相当霸气，叫郭子仪。以前我家在王吴村下放时，郭子仪是院邻，虽然没怎么说过话，但算半个熟人。具体搞良种培育的工人师傅，一个叫何小牛，负责日常种植，经验很丰富。一个叫高铁岗，管畜力耕作、马车运输这些事。还有一个专家叫李鹏，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长得一点也不像北方人。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食堂厨师牛贵生，很专业，我们爱吃他做的饭菜。高个长脸的陈文浩，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文化人。他原单位是全国最高法院，“文革”后平反，回北京了。戴眼镜的王秋亮，原来是中学教师，圆脸，和蔼可亲。“文革”后也平反了，安排在晋源中学干老本行。场里种了几亩菜，养着几头猪。管菜地的绰号“菜哑巴”，管猪圈的绰号“猪哑巴”，都是聋哑人。两人对分管的工作没说的，特别认真。有的女知青到菜地偷西红柿黄瓜解馋，两个聋哑人只要看见，必定挥胳膊跺脚地往外撵，六亲不认。对这个知青点的工作，市物资局领导十分重视，平时一位姓田的副书记主抓，有干部常年驻点管理。记得带队干部有杨崇山、杜斌甫、席金章、张景川、米粮富、温泉等人。他们虽然是国家干部，但知青们按照农场和工厂的规矩，把他们通称为“师傅”。
区革委（南郊区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对我们知青集体户很关心，下文批准知青点名称为“太原市南郊区五七青年农场”。区知青办主任寇国祺曾专程来农场调研指导。他给我们讲话时，一口一个“我们这个点”，鼓励我们扎根农村干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农业队做农业生产方面的事务；基建组负责建设知青的宿舍、场里的厂房和食堂；机工组负责生产加工工业产品，比如成型车刀、铁皮烟筒、铁簸箕等；木工组负责制作场里的床、桌、凳、门窗等。诞生于良种场的知青农场虽然历史不长，但由于局、区、场都很关心，各方面工作中很快打开了局面，知青们得到了较好的锻炼。 在农场师傅们的带领下，我们这批知青系统地掌握了一些农业技巧，吃苦耐劳的意志也得到锤炼。比如在地里间苗劳动，一开始，很多知青只要蹲一会儿，膝关节和腰部就难受得受不了，一些女知青，不适应更明显一些。但知青们在师傅们的带领下，大多数不甘落后，还急中生智想出了笨办法——找块塑料布绑在膝盖上，跪在地里一点一点往前拱，争取不掉队。又比如割麦子，穿短袖衣服吧，麦芒又扎又刺挠；但大夏天穿个长袖，热得实在难耐。知青们采取一垅地两人对头割的办法，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很快就在地中央会师了。我到农场后，一开始安排到农业队。知青农场是新开的摊子，一切从岭开始，条件比较艰苦。比如耕地，我与四名知青一起人工拉犁，干一天，累得骨头散了架，第二天大家接着干。农田浇水时，由于干渠放水时间安排在黑夜11点到两点，但我和另一名知青打着手电筒在地头巡守，年轻人觉多，但我们从来没有跑水误事。不久，我又调整到工业组，参与白铁皮产品加工，很快学会了敲打烟筒、箥箕。后来，我又参与到生产焊接式车刀的工作中，掌握了将硬质合金刀片通过焊接工艺固定在铁质刀杆上的技术。我学得快，是因为上高二那年，学校组织去南郊轴承厂“学工”，我在车床上干过，比其他知青熟悉一些。但做这个工作的环境十分恶劣。金钢砂砂轮磨制刀具时，沙粒飞溅，经常眯眼，还容易吸入沙沫粉尘，有得肺矽病的危险。当时这个岗位安排了四个男知青，两人一组，四人倒班。活急时还要加夜班，但可以在食堂吃一顿夜餐。良种场不大，但五脏俱全。比如有医务室，职工们有个头疼感冒、咳嗽肚疼或小小不然的皮外伤，都能得到及时处理。平时使用的日用品，就去贾家寨、孙家寨的供销社解决，很方便。不过当时买食用油、布匹、白糖、猪肉等商品，需要票证。只有糖果瓜子、文具纸张、针头线脑等日杂用品畅开供应。良种场被四个村子“包夹”，在获取物资方面得天独厚，比如可以经常向村民买点水果、蔬菜、鸡蛋、羊肉甚至大米，调剂调剂生活。刚去时，知青们在良种场食堂搭伙。人家的厨师专业，油水足，饭菜口感能和一般的小饭店媲美。知青农场食堂盖起来后，我们分灶吃饭，掌勺的厨师是没受过专业培训的小青年，打着鸭子上架，饭菜质量大打折扣，比之前差了个档次，能按时吃上热饭菜就谢天谢地了。多亏了带队干部负责尽心，千方百计改进食堂工作。不久，饭菜口感就有了起色，越来越好，厨艺甚至超过了良种场食堂。一开始，来场插队的人数不算多，我们被分散安排到职工宿舍、会议室、办公室居住。后来人数渐渐多了，专门盖了两排宿舍，让我们集中住宿。建宿舍，知青们是主力军，场里仅请了几位建筑单位的师傅指导把关。我当然也参加了给自己盖宿舍的工作，大太阳下面装卸建材、担水和泥、搬砖摞瓦，这头忙完去那头，撂下铁锹拿起扁担。我个子小，力气不大，干这么重的活，一天下来腰酸背痛，但一直咬牙坚持，不想让别的知青小看。宿舍盖好后，前排住女生，后排住男生。每间房15平米，放4张床，一套简易桌凳。夏天开前后门窗通风，冬天生个铁炉子取暖，室友轮流值班看火。大家都是一个系统的子弟，虽说分初、高中两个层次，但年龄相仿，能说到一起、玩到一块。 劳作之余，读书学习是我们充实精神世界的主要方式，也是知青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标志。那时候的政治读物，主要是《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文艺读物有《金光大道》《艳阳天》和四大名著等。记得有个女知青读过《法兰西内战》后，还写了一首现代诗，让我十分钦佩。文体活动看电影多，看戏很少。隔上一两个月，场里或周边村就会放电影，片子主要是“老三战”和“八样板”。正片放映前，加演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新闻片。 逢重要纪念日“五四”或“七一”，团支部便会组织文艺活动专场，戏迷们登台表演样板戏，女生来支革命歌曲小合唱，还有快板、相声，或二胡、口琴、笛子独奏。印象较深的有食堂大师傅们的小合唱《我爱这一行》，农场职工牛贵生、王满花合唱电影《春苗》插曲《赤脚医生向阳花》，男声小合唱《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女声小合唱《天安门前留个影》。这首歌，现在还记得一句歌词：“摄影员同志，请帮助我留个影，留个影。”女知青陈兰芳独唱《卖报歌》，也很受欢迎。农场的知青宣传队，还参加过南郊区的全区文艺汇演，得到区委宣传部的表彰。名气大了以后，多次应邀到周边村庄巡回演出，由于城里娃们表演精彩、内容新颖，广受村民们欢迎。没有艺术细胞的，可以在“拱猪”、象棋展示才华，即使啥也不会，当观众的乐趣一点也不比竞赛者少。两年多的插队生活，我与团支书李会生、管农业的何小牛师傅处得不错。李会生待人热情，我每有啥事求他，总能得到及时帮助。我在农场入团，也靠他大力推荐。我还多次去他家借书，是我的好朋友。可惜的是，李会生后来遭遇意外车祸去世了。何小牛师傅当年家在场里，我常去串门聊天。有时他家做了稀罕饭食“槐花拨烂子”“羊肉和子饭”或包了饺子 ，还专门请我过去吃。我离开良种场多年，一直保持和他的来往，情谊如故。知青杜永明、荣春明是我在农场插队期间处下的哥们儿。杜永明年龄比我稍大点，人太聪明，不仅会修半导体收音机，还会吹笛子、拉二胡，每天坚持练书法、打形义拳，无师自通，是个全才。我跟他练过一段形意拳，可惜没有他那个韧性，半途而废。后来我招工到江阳化工厂上班后，周末回家，总要去他家坐坐。人称“小荣”的荣春明，为人十分仗义，插队期间对我帮助不小。离场后，我俩在江阳一个车间上过两年班，至今保持来往，是我相处几十年的铁哥们。还有尹宪民、贾跃进、栗正明、李宝光、王光明等也相处得挺好。交到好朋友，是人生最大的收获。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场里组织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第二批知青虽然已经来了几个月，但他们和我们第一批之间还不很熟。但在那个场合，大家悲痛如一，很多女知青在会场哭了，男知青大多没哭，但心里非常悲痛，大家都觉得天塌了。1976年11月份，上面传来插龄够两年的知青可招工回城的消息，于是我们第一批知青，陆续离开了农场。回顾两年的知青生活，我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学会了一些基础的农业工业技术，在生产劳动和摔打中加深了对人生意义的认识。2024年11月19日，原南郊区五七农场知青下乡五十周年聚会，大家在对知青往事的回顾交流中，仍然认为上山下乡的经历，对从家门到校门的学生们是一场重要的身心锤炼。我们在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里，增强了体魄、重塑了灵魂。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知青精神仍然应该得到继承和弘扬。在年龄不大就离开父母的集体生活中，知青们通过抱团取暖、互助互爱，形成天下知青一家亲的友谊，也值得珍惜。更重要的是，知青们普遍把插队的村、场当做自己的第二家乡，既把城市文明带到农村，又把乡村文化带回城市，成为一大批城乡交融发展的特殊使者。现在我们都已步入老年，回忆青年插队往事，仍然感慨系之。最后，我作一首打油诗结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