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领军的军法处认为冯玉林的案子，虽是八路的叛徒，当了汉奸，是属二手货，罪过不少，可也没有直接危害日军利益。于是强调他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纠纷，不肯列入皇军军法案例，移交地方高等法院处理。

地方高等法院的汉奸法官老奸巨滑，猜不透日本主子的真实意图，感到这案子十分棘手。依他分析，冯玉林的活动涉及八路军和日本军的关系，和日本占领军中又纠缠着宪兵队和1479部队的关系，表面上是搜刮民财引发的案件，骨子里隐蔽着政治斗争。如果处理不当，容易承担风险。

最令人耽心的是从日本军法处转来的案子，绝非那么简单。若判轻了怕担同情包庇罪的嫌疑，判重了又怕惹了宪兵队或1479部队。日本人真是人小鬼大，难以琢磨。听听冯玉林本人申辩，一口咬定“有八路军在背后指使”，似乎真有可能，使当汉奸的左右为难，汉奸法官心存疑惧，不敢贸然断处。是不是日本鬼子拿这宗案件来考察他们的政治态度?几名法官吃不住，商量再三，打算拖一拖，看看动静，看好风向，摸清意图再作处理。

郑泽元从敌人内线情报得知延缓判刑的消息，预感情况有变。如果从轻发落，让这条狗过几年出来报复告发村长们，对抗日更不利。他决定迅速查明承办此案的法官姓名、表现与家庭住址。情报站布置内线迅速开展工作，促使其加快从重处理冯玉林。

主管法官姓吴，家住棉花巷，养着小老婆。小老婆娘家是阳曲县梁姓土财主。梁财主早年在太原赶马车，后来在水西门里开设一家车马大店，店里既放赌又卖大烟土，因而财源滚滚，成为暴发户。日本人占领太原，许多有钱的财主找靠山，抱粗腿，梁财主就拿姑娘送给吴法官做小老婆，借他的权势保护家庭利益。

棉花巷的房子本是阎锡山政府一名官员的，与梁财主是同乡，梁财主的小舅子又在那官员家当差，后来跟主人跑到克难坡去了。临走时，官员为图敛财，把房子以便宜价格折给了梁财主，简书卖契为证。太原沦陷后，汉奸们当中有知情者，借口这是敌户，想没收侵吞房子据为己有。梁财主急了，就找关系拉吴法官住进去，以敌攻敌，抵制没收。条件是纳梁家姑娘为外房。

吴法官贪心不足，得陇望蜀。在成为梁家女婿后，又怂恿小老婆向他老子要家产，把房产写在她名下，这样吴法官至少占有一半。梁家赔了姑娘又贴上房子，对这位乘龙快婿极为不满，却不敢得罪。偏偏“屋漏又逢连阴雨。”谋敌产的汉奸斗不过吴法官，又指使小特务另找梁财主的岔子，告发他家乡藏有枪支。梁财主在 1937年太原沦陷时，从溃退的国民党军队败兵手里得了一支步枪，但不久已被游击队收去了。这件事汉奸报告了特务陈国英，梁财主惹不起特务，求吴法官向陈国英求情，送了一条金子，以伪法警报废的枪顶出去，了此纠纷。这算是梁财主向吴法官合作的一次报答。

日伪时期勒令各县种大烟，可是又设禁烟局查禁烟土。大烟土这种毒品，说犯法有依据，说合法也能成立。掌握这种弹性权力的人中吴法官是其中之一。那时，光阳曲县每年就种有上千亩大烟。到收烟季节，各个敌伪部门纷纷插手，这家要征税，邢家要罚款，名目繁多，纠纷四起，自然给法院方面提供了捞油水的良机。识相的以行贿手段买个太平无事。闹得不可开交的会被没收存公。吴法官就将自己私吞的一宗大烟土，交给老丈人零星出售，并充作投资，在梁家车马店里有了吴的股份。吴法官和丈人的这种合作关系，梁家手下佣人都清楚。

情报站摸清了吴法官的详情，也就易如反掌似的掌握了吴法官的私弊。郑泽元找到梁家在乡下的一门亲戚，通过梁财主传话给吴法官：冯玉林是民族败类，遭到城北平川各乡村的反对，又被日本鬼子予以治罪，日本鬼子既然交到法院处理，只有从严惩处才可以平民愤。你身为法官理应秉公办事，给中国百姓出气。如果枉法包庇，则有相互勾结之嫌，八路军代表民众利益要找你算帐。同时还透露：八路军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不仅在乡间活跃，太原城里也有不少我们的人。对于破坏抗日，与老百姓作对的人，八路军都记着你们的帐。像吴法官与梁财主勾结的内情，情报站知道得一情二楚，要求他立功赎罪，严加惩办冯玉林。

吴法官是吃政治饭多年的人，深谙斗争之残酷，八路军的话已点明，自己的处境重要，他要竭力保全自己，才能保住拥有的财产。清楚了八路的意图，冯玉林的案子就有数了。只能也只有依八路的要求去办，办轻办重日本人追究不出什么，惹怒了八路，真的清算他吴法官的罪责，后果太危险，太可怕了。梁财主和他将大祸临头。他认真地对待八路的警告，不敢怠慢，重新审议冯玉林一案，开庭从速从重严惩了叛徒，大快人心。

冯玉林坐了大牢，太原城以北广大平川的民众深受鼓舞，他们对八路军更加钦佩，更加爱戴，对自己的力量更充满信心。对敌斗争积极性提高，敌占区的工作迅速向有利方向发展，重挫了日本特务，威慑了敌伪人员。

两个毒瘤拔掉了，铲除了。情报站又活跃在城北广大平川，恢复和发展了在敌占区情报工作的大好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