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鬼子发动的侵华战争，深深地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许多素昧平生的人在共同抗敌的旗帜下，结为生死之交；也有亲骨肉间由于志向不同，各投其主，而变成水火不容的仇敌；更有居同室怀异志，观点不同，相互利用，而转变为殊途同归者。

抗战烽火吸引热血青年投入革命阵营。许多知识分子出身于剥削阶级，毅然背叛家庭，献身于正义的民族解放事业。当时担任伪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张尔路，甘心为日本侵略军效劳，深得主子信任。而他的女婿贾炽民在抗日根据地，担任晋绥军区调查局的研究科科长。

贾家在太原城里也算有钱有势的家族，两家“门当户对”，结为亲家。子女们毕竟受的教育不同，信仰各有所衷，政治上观点各异。当时军区组织上为了爱护同志，孤立敌人，团结争取更多的青年参加革命，派人主动联系，接张家女儿张涛离开太原城，到兴县与丈夫团聚。张贾两家出于私情，为成全子女的夫妻生活，不得不担风险，瞒过日本人，放张涛去解放区。

贾炽民有个妹妹叫丽英，生母是日本人。虽然从小养尊处优，没离开过家庭。但是，不愿在日寇统治下当亡国奴，想去抗日根据地。平时，她同情嫂嫂，姑嫂二人相处融洽，听说嫂嫂要带小侄儿去到哥哥处会合，便再三要求嫂嫂带她走。先以护送的名义说通母亲，母女俩又以留下她一人在家会孤闷生病为由，说通了父亲。

太原情报站根据上级指示，郑泽元先派郑守仁拿贾炽民的亲笔信到贾家联络好，又派南路村的李二货赶车，去太原接“亲戚”。

李二货同志是我们情报站的得力交通员。当时晋绥调查局副局长邹大鹏同志整风后到延安，党中央派他到山东分局任调查局局长，中社部和晋绥调查局决定叫我站负责给杜梓同志(邹大鹏同志爱人)化装，办理进入敌占区的“良民证”等应有手续，然后坐着由李二货同志赶的送粮车进了太原市。后又转送山东根据地调查局。

这次李二货按事先约定做好准备，赶车进了太原城。李二货本来言短，加上地下交通员的习惯不许多问，见是一道来的，拉上姑嫂三人就回来了。原来交代接一名女眷带一个孩子，可是回来后却多出一名女青年。郑泽元不了解贾丽英的情况，作了难，不收吧，她是革命同志的亲属，人家自愿来投奔抗日阵营，没有理由顶回去；收下吧，上级没指示，又不明身份。那时，情报站已装备了电台，到后山马铺村用电台请示上级后，才同意一道转送根据地。

四十年代，天津市伪警察总署的署长姓阎，他在敌人手下做高官，可是他的女儿阎闾早已奔赴延安作了抗日战士。出于民族解放事业的需要，组织上决定派她从根据地回到敌占区家中，劝导她父亲弃暗投明，争取为最后消灭日本法西斯尽一份中国人应尽的责任。

延安至天津千里迢迢，山川阻隔，途中要穿过敌人的多道关卡和封锁线。领导派冯晋臣一路护送。他选定的路线是从陕北过黄河，先到晋绥军区根据地，再转太原乘火车直达天津。晋绥军区调查局指令太原情报站，负责安排这两人进太原上火车之事。

冯晋臣自幼参加革命，曾在苏联学习过，回国后又在延安受过专门训练，长期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交通科工作。抗战开始后，他来清(源)、徐(沟)、太原一带开展情报工作，建立起一批联络点，目标对准太原城里的敌伪机构。经常往来于北京、天津、太原之间，在敌人统治区内进行地下活动。他对华北地区的城市情报组织比较了解，所以这次派他担负护送任务。

阎闾带着小女儿随冯晋臣来到阳曲境内的根据地，先在马铺村的老乡家里住下。情报站的同志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说明沿途的一些注意事项，同时等待办理一套必备的证件和手续。

沦陷区的中国人都领有一张“良民证”，上面写明本人姓名、年龄、地址、职业，还贴着胸前编号的本人半身照片。出门时，“良民证”要挂在上衣左胸部，供敌伪人员随时盘查。进城过关更不可少。如忘了带这证，便认为你来路不明，疑你不是“良民”，马上扣押审讯，打骂受刑，不少老实农民因此含冤受辱，甚至送命，人人看重这份“护身符”。而在大后方根据地不兴这个东西，谁也没有。若想进入沦陷区就必须先配备“良民证”。敌人发证凭户籍，没有户口的人无处领取。

情报站的门路多，神通广大，不仅站里的人员有“良民证”，而且也能给别人领到“良民证”。原来，照相馆里和敌伪户籍管理部门中都有自己人，用不着伪造，完全是真的。让你拿到手里一看，半新不旧，装在一只赛路路透明套套里，引不起丝毫疑心。

依预定的行动方案，带上“良民证”分两路进入太原城。冯晋臣会骑自行车，扮作职员沿公路前去。阎闾和两岁的女儿坐马车，扮作走亲戚的样子。进入太原后，在约定的地点会合，将有人买了火车票接应。

赶马车的是情报站的交通员李二货。阎闾下到马掌川，在李二货家住一宿，第二天早饭后，二货套上胶皮轮马车，装上几布袋粮食出发。一路上，凭这几布袋粮食比通行证还灵。凡经过敌人岗哨时，一说是进城送粮，等于表示“中日亲善”，“拥护皇军”，都会顺利放行。因为敌我斗争形势的变化，日伪搜刮粮食一年比一年困难，见了送粮的，自然十分欢迎。李二货借送粮的机会担任交通联络工作，真真假假迷惑敌人，多次来往于太原、北马掌川之间。

这次，阎闾坐二货的送粮车行动，十分保险。情报站还派归朝村的副村长郑守仁陪同，沿途他都有熟人，进了太原城又有广泛的门路，可以说十拿九稳，不会有什么闪失。

送粮车走过工厂区，马蹄疾步前进，眼看离北大门不远。这时，只见对面驰来一辆自行车，跌跌撞撞，冲着马车而来。只见骑车人伸手一挡，低声说道：“快停停，下来说句话。”郑守仁已认出这人是“世兴号”糕点铺的伙计，姓常，同村乡亲。“世兴号”是归朝村王家摊股份的买卖字号。常伙计在柜上当店员，经常协助郑守仁给情报站办事。

前几天，郑守仁托他购买两张火车票，约好时间在柜上接头。他心里清楚，一定是山上来的人使用，因此每天开门后格外留心。这一天，约在十点钟左右，忽然发现一名推着漂亮自行车的人，被警察分署的巡官带走。那自行车特别引起他的注意，是本地不多见的英国“凤头牌”，车把上有套编织的毛线套，下面还垂着绒球，锃亮的电镀件和漆光衬托着刺红丝绒座套。

这些标志好眼熟，跟郑守仁的私用车一模一样，怎么会让别人骑到这儿?莫非……他疑惑不解，揣摩不透。过了一会儿，只见那巡官又带来两名警察，守在附近一家茶馆里，象要等着再抓什么人。越想越不对，自然联系到郑守仁约定接头的这件事上，耽心会出事。他估摸，郑守仁要来正在路上，于是赶快骑车出北大门，打算截住商议。

马车停住，郑守仁不慌不忙下来，只以为是有别的事。没想到，常伙计拉他到路边，把所见所疑一说，郑守仁顿时也紧张起来。他的自行车正是早上借给冯晋臣骑来太原的，推算出事的时间也吻合。但他依然沉着地询问：“被带进警察分署的那人穿戴什么?个儿有多高?”常伙计把身材、衣帽、相貌大概介绍后，郑守仁完全有数了，出事的人肯定是冯晋臣。

怎么办?返回去，交待不清楚，走下去，原先的安排已被打乱了。沉思片刻，从容吩咐常伙计：“这样吧，你不要慌，先回村里到我家，把这件事告诉我家里的，就说我今晚不回去啦。城里的事，让我进去看看再说。家里有什么话，明天你带来，在柜上等我碰头。”望着常伙计蹬车向北走去，郑守仁才回到马车前。

阎闾急切地问道：“出什么事了?那个人来干什么的?郑守仁淡然一笑：“没什么，照走咱们的。进了城看看再说。”在敌占区呆惯的人，神经都敏感，二人急促的举止，二货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加鞭打马赶路。郑守仁像揣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地猜测种种可能，思谋对策。怎么办?怎么也想不到这场灾祸竟出在他那辆自行车上。

郑守仁爱车，是他的一大嗜好。抗战前市场上流行的尽是外国自行车，英国的“凤头牌”和“兰花牌”最吃香。太原沦陷后，五金行有存货，回到乡间的郑守仁拿积蓄的钱买了一辆新“凤头”，一者图进城跑动方便，二者心理上安慰自己。他对老婆说：“在城里伺候人好几年，就是置下这么一件宝贝。”特意叫她编织把套，缝制座套，打扮的漂漂亮亮。平时擦拭的利利爽爽，认识他的人都认识这辆车。冯晋臣进城决定骑车，郑泽元托郑守仁去借。他考虑，到太原活动，车子需与骑车人身份相称，就让骑自己的车去。

冯晋臣骑车上路，道平车轻，几十里地，很快就到了。进得大北门时，时间还早，估计后边的马车赶来还得一大阵。他转游片刻之后，就进入了北门街的一家茶馆，泡杯茶消磨时光，顺便与店伙计闲聊，打听些社会情况。他把自行车停在街对过的路边上，从茶馆里能看到，忽略了时间一长也会引起人们注意。太原的茶馆与南方不同，并不是从清早一开门就顾客盈门。冯晋臣坐的这家茶馆，早上卖杏仁茶、豆腐脑、麻叶儿，上午收拾起早点摊子才准备卖茶。午后闲人们来得多了，有说《五女兴唐传》，唱《粉妆楼》的助兴，边喝茶边听书，才会热闹起来。冯晋臣来的不是时候，顾客稀稀拉拉，显然不是附近的常客。

北门街这一带属伪警察二分署辖区。二分署有个姓黄的巡官，这天轮他执勤，出来巡查。像他这号人办公稍带办私，遇到有油水的公事常常办成私事。黄巡官走到街上，习惯性地东瞅西望，专门找缝子钻，找外快捞。他走过这段街时，一眼看到停在路边的那辆自行车，锃光晃眼，好奇的瞅一眼，暂且没去管它。等兜了一圈返回，瞧见那辆自行车仍然停在那里未动。他知道停车的附近台阶上是家卖料面子(海洛因)的，很自然地与这辆自行车联系起来，于是眨了眨眼，打主意上前试探一下：“谁的车子?喂，这是谁的车子?”拍着车座，大声吆喝两句，眼光扫向西面。

“我的，是我的。怎么啦?”坐在东面茶馆里的冯晋臣迎出来答茬。他看得清楚是巡官，并不在意。黄巡官转过脸来，出乎意料地上下一打量，立即板起面孔追问：“你的?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育才机器厂的推销员，这里有证件。”冯晋臣用手指向胸前口袋，准备让巡官进茶馆去谈。

“育才机器厂的，嗯?有证件怎么啦，我看你不像。”巡官的两只奸眼直盯住冯晋臣，拨拉开他掏证件的手。

“这有什么像不像，我干这差事没多久，当然面生喽。来、来，请抽烟。”冯晋臣并不慌张，掏出烟盒应酬，借以缓和气氛。

“少来这一套！我看你不是干正经事的，我要检查。”说着，靠近身前，伸手摸到对方右胸膛，让他解开外衣纽扣。

面对突如其来的搜查，冯晋臣有点着慌，手足无措，抵挡不住，只有听命。他的内衣里藏有大叠钞票，撑得口袋鼓鼓囊囊，被眼尖的黄巡官一眼盯住。

黄巡官一把抓出这叠钞票，掂着，咧嘴冷笑，低声嘟囔说：“嘿嘿，果然是位财神呐！”“跑买卖还能不带点钱。”任凭冯晋臣怎样解释，黄巡官都不相信这是什么“联系业务的经费”，“准备出门的盘缠”，“在这里等朋友”等等。他咬定：“带这么多钱来这儿坐茶馆，不是干什么正经事。”没有讲明的是怀疑他捣贩料面子。

“请老总不要误会，我来这儿确实是约朋友做生意。”冯晋臣放软了口气，恳求巡官不必纠缠。黄巡官紧抓住车把命令道：“不会那么简单。有话跟我到署里去讲。”冯晋臣一想坏了，约定接头的事办不成，进了分署更麻烦。他摸不清黄巡官的真实意图，急得顶撞说：“你要干什么?我犯了那一条，逼我进警察署?”黄巡官腾手提住冯晋臣的领口吼道：“我叫你走，你就得走！识相点，要我动手吗?”无奈，只好推起车子跟巡官走。

在敌伪时期，凡卖料面子的大大小小都有一定后台，暗中受官家保护。警察特务们勾结一起，背地里收受贿赂，明里还装着干预，其实是拣弱小的欺侮，趁机会敲诈，捞点油水。今天黄巡官怀疑冯晋臣是来捣卖料面子，不便在大街上卖料面的门口勒索，耽心惊动里边的主家。因此同他到署里便于讨价还价。可是冯晋臣确实不是捣贩料面，也没有被巡官抓到什么可疑证据。黄巡官以为捉到一条大鱼，单枪匹马处置不了，就洋洋得意地向署长报告。

二分署署长姓温，年纪同黄巡官差不多，但脑袋里弯弯却比他多。听了黄巡官的汇报，绷起眉头沉吟道：“钞票带那么多，不一定准是贩料面子的。为什么他不进料子馆，而是坐茶馆?”狡黠地望着黄巡官。“现在，共产党活动很厉害。他们搞地下活动一样用不少钱。那人自供等朋友接头，等的是什么人?做什么生意?你应当弄清楚。”

黄巡官被点醒了。他返身出来，不禁暗暗叫苦：“这真是掏麻雀儿掏出条蛇来。”这下复杂了，如果姓冯的真是共产党，不但自己捞外快的小算盘会落空，反而功劳会被温署长夺过去。他懊丧地毫不情愿地追问冯晋臣：“你他妈的不要装蒜，爽快点交代清楚，你等候接头的朋友是什么模样? 有多大年纪?”

“同我差不多，都是做买卖的人呗。”冯晋臣揣摸出黄巡官询问的意图，回答道。这时他最担心的是如何把这突然变化，尽快传告给即将到来的同伴，让他们设法挽救败局。身边没有一个可靠的人可托。只得借敌人的行动发出信号。于是他随即说：“我讲的都是实话，请你们在茶馆门口等，到时自然会明白。”

其实，约定的接头地点并不是茶馆门外，而是在离此不远的“世兴号”门前。黄巡官让手下的人把冯晋臣先关进拘押室，然后带领两名警士，推着那辆漂亮的自行车走到街上。自行车仍然停在茶馆对面马路边，让一名警察坐进茶馆，黄巡官和另一名警察散布在附近店铺里。这么煞有介事的一摆弄，自然引起街上各家的注意，使人知道出了什么事，惊动了敏感的常伙计。

郑守仁等快到门前，告二货先赶车去粮库交粮，然后到永兴堡打尖休息，听候他的消息。他引阎闾母女二人进了北门，往东一拐，来到一条小巷中的乡亲家，安顿买车票，赶快乘火车去天津市，然后只身返出。根本没去茶馆附近，而是另找熟人打听究竟。黄巡官等三人饿着肚子空等了一中午。

说来也巧，在二分署内做事的有三名是归朝村人，与郑守仁是同乡。一名叫郑成业，当巡官；另一名叫郑善成，当警士。姓郑的都是本族同宗，见面不是称兄道弟，就是叫叔叔大爷。还有一名叫王保龙，恰好又是看守冯晋臣的看守，他爹在归朝村也当过副村长，朝夕与郑守仁共事，甭提关系有多密切。当郑守仁打听到是二分署找的麻烦时，他震惊了。

郑守仁找郑成业出来了解情况。原来冯晋臣身上带有大量钞票，事先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既然由这叠钞票引起黄巡官更多的纠缠，只好就钞票做文章。既然冯晋臣说了是做买卖的钱，郑守仁就向郑成业证实是这么回事。他说：“成业兄弟，这件事得靠你多费点心喽！我这位在忻州结识的朋友，相交有多年了，处人顶慷慨，一向做买卖，确实是个好人，决不会捣贩料面子，更与八路军无缘。对他我底清，也敢担保！”

郑成业从见到那辆自行车开始起疑心，到郑守仁叫他来会面，一下就猜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郑守仁恳切地向他说明没啥嫌疑，一时仍难取得信任，还是怀疑地盯着郑守仁说：“我看他那样子，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谁敢担保?”“你看有啥破绽?你不认识他，还信不过你老大?”

“那人的神色可不像个一般的买卖人。要真是捣贩料面子的，倒好办。现在署长怀疑他是那方工作的。”说着伸手比划出“八”字形。“一旦查明是抗日分子，这罪名可担不起！”

“咳，精明人不说糊涂话，咱哥弟们之间还有假?人家干哪行的总要往哪一方面拉，公事公办么！咱们自家人清楚底细，胳膊总是往里圈。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这好比办咱的家务，你总得为朋友着想，帮老大一把，不能听任人家猜他是啥就是啥。不然，让人家说连这点忙也不肯帮，叫老大如何对得起朋友?”郑守仁尽力以私情消除郑成业出于公务的印象。

郑成业也想到自己家乡明里是“治安强化区”，暗里是八路军的天下，人心都向着那方面；再说，自己一家老小在村里日子过得也太平，总得依靠乡亲们照护，不可得罪八路军。眼前，郑守仁这么一再央求他帮忙，实在推辞不过。如硬说姓冯的是什么人，连署里也拿不出证据，自己何必当真?留条后路也好，便痛快答应：“好吧，咱们尽力想办法。不过你还得在外边多活动，时间不宜拖长。”

知道王保龙在看守冯晋臣，郑守仁又请郑成业转告他设法出来一趟。王保龙趁吃晚饭的空来见郑守仁。郑守仁嘱咐他说：“那冯先生是我的朋友，你爹也清楚，你可不能当外人看待。你是个伺候人的受苦人，跟他们吃皇粮的人不同，自己要多长个心眼儿。”然后交待他捎话给冯晋臣：“把口供咬死就是做买卖的，不要乱说，沉住气等着搭救他。在要紧关头可以装精神不正常，拖住巡官们。”

郑泽元从郑家得知出事后，已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傍晚，二货交粮返回，带来冯晋臣确实出事的消息，颇感意外，即刻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并连夜派人去后山拍电报请示上级。上级立即回电报说：冯晋臣是中央社会部专跑敌区交通负责人，知道许多敌占区城市的地下工作人员，叫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出来。

最使情报站担心的是冯晋臣不是一般的地下工作者。他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联系范围很广泛，内部情况知道得很多，且掌握不少情报人员名单，万一出点庇漏，不仅这次天津方面的工作受到影响，而且会危及其它，后果不堪设想。由于郑守仁不了解这些秘密，只当他仅仅是位陪送人员，才显得比郑泽元从容。

黄巡官原来打算以经济犯的罪名敲诈钱财，却遇到温署长要从政治犯下手治罪。面对这一矛盾，黄巡官想谋得郑巡官合作。郑巡官表示：无论按什么罪处理，都得有真凭实据。现在单凭一叠钞票，构不成罪。他提醒黄巡官：“硬要弄成政治犯，势必上交总署，有功劳也首先是分署署长的，升官提拔先尽他，你捞不到什么好处。如果弄不出共党、八路的证据，你的责任推不脱，会落个出力不讨好。你图个啥?”

黄巡官觉得郑成业在为他打算，问“那怎么办好?”郑想在这件事上帮一下忙，何况受人之托，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做个人情。叹口气，拉长调说：“依我看，不如就事论事，就在那一叠钞票上做文章，给姓冯的交代明白让他愿出钱买个没事。咱们也送他个人情，得点好处，彼此走开算啦。这年头，少得罪人为好。趁现在处理这件事的主动权在你手里，进退就看你的喽！”

黄巡官打心里愿意这么了事，为难的是该给温署长怎么说，他会相信吗?这时，郑的忠告使他想到一件恐惧的事：他的一个同乡在汾阳汉奸警察局做事。有一天在城门口查到个嫌疑犯，身上带有大量钞票，同乡警官动了心，就扣到署里审问，敲诈那人是给八路买东西，那人不承认，与他讲理。他动了刑逼供，还是掏不出需要的东西来。他不甘心，为了讨好日本鬼子，只有送交警备队，说那人是八路的便衣。

没想到，那人是阎锡山方面派出搞秘密贸易的。在汉奸警察面前不便泄露真情，咬紧牙关受打骂，熬到日本人面前，把真实身份和任务一交代，日本人清楚是怎么回事，当场开释，勉慰一番。那人倒打一耙，指控伪警察是见了钞票眼红，向他索取未许，因而加罪于他。日本鬼子信以为真，把伪县警察署长叫来臭骂一顿，责令关押起敲诈“良民”的警官。警官没吃着羊肉反惹子一身骚，急得老婆跑到太原来向同乡黄巡官哭诉，求他想办法搭救。黄巡官再求熟人疏通上司。破费送了些礼，总算大事化小，关了半月禁闭，调换了岗位。

“鬼子的鬼花招多哩，咱们伺侯他不能死心眼儿。稍有差错，毫无情义，拍马屁也有被牲口踢上的时候。”同乡出来提起这件事还发不少牢骚，这给黄巡官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老婆也经常在耳边聒嚷：“便宜人人想逮，逮便宜的时候要看好后路。”多年来，黄巡官记着这个理。不过常常“利令智昏”，见了便宜顾不得什么后路。

现在面临这场骑虎难下的局面，冷静地一想，手脚缩了回来。他再三逼问冯晋臣究竟是干什么的，而冯晋臣听出他没有别的证据，一口咬定说过的一套。黄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对看守王保龙交代：“照顾好点，劝劝冯晋臣招认是想贩料子，然后帮他打点一番就没事了。不然平白无故放出去，不好交差。”

王保龙把黄巡官的意图转告给郑守仁和冯晋臣，郑守仁要求他们不要用刑，不要上解到警察总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