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忻州是山西省十一个地级市之一,下辖一区一市十二县,忻府区是忻州的中心城区,早些年属于忻州东六县之一。

忻口之名
忻州之“忻”,源于“忻口”。忻口之名,得于汉初。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远征陉北,期与匈奴会猎于平城,挟汉军击败项羽之余威,一举击溃匈奴主力,毕全功于一役,迫使匈奴北还草原,与汉对峙于秦长城一线,重现扶苏蒙恬北却匈奴三百余里的壮举。
然而汉高祖终因轻敌冒进、情报失误,并不听刘敬劝诫,误入匈奴单于冒顿布下的圈套,以至“白登之围”,汉军惨败。高祖被困白登山七天七夜,后因陈平计策,方才艰难脱困。白登之战中的汉匈双方都未能取得既定的战略目标,我此前写过汉匈战争的系列文章,分析过谁才是白登之战的胜利者。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来一读。
汉高祖刘邦从白登山溃围而出后,一路向南,统军撤到今日忻口地界后,后方追兵不再。汉军终于摆脱了匈奴的追击。于是六军欢腾,开口欣然。高祖看到此地地势险要,滹沱河穿越忻口山和程侯山之间的孔道而过。六军欣欣然,一片战后愉快气氛,于是他将这里命名为“忻口”。

【忻口地区形势图】
这个故事流播甚广,各家史料多有记载,文字内容上大同小异:
清代官修《钦定四库全书 山西通志》中引用了《魏 土地记》,其中就记载有:“汉高祖至平城,为北军所围,用陈平计得脱,还师而南,六军欣庆,开口而笑,故名之忻口。”
又,《永乐大典》中则记录为:“汉高祖至平城,为北军所围,用陈平计得脱,还师而南,次于滹沱水曲,六军忻庆,举口而笑,故谓之忻口。”字数上虽有不同,但是内容所述,基本一致。看得出《永乐大典》是参考了《魏 土地记》的描述。
又,明天启年间编纂的《大明一统名胜志》同样引用了《魏 土地记》,其文曰:“汉高祖出平城围,还,师次于此,六军忻然,故名。”
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四十 山西二 忻口砦条》有:“《土地记》:汉高出平城之围,还师至此,六军忻然,因名。旧有忻口城,相传即汉高所筑。”
从上述史料引用,我们基本弄明白了忻口之名由来的问题。考诸字书,“忻”与“欣”通:
《康熙字典》对“忻”的释读为:“《唐韵》、《集韵》、《韵會》,許斤切,音欣。《说文》闓也。《史記 周本紀》:姜嫄見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踐之;又姓。五代有進士忻彪;又叶虚言切,音軒。《韓愈 孟東野失子詩》:闖然入其户,三稱天之言。再拜謝元夫,收悲以歡忻。《類篇》本作訢。”
许慎《说文解字》对“忻”的解释为:“闓也。从心斤聲。《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許斤切。”又《说文解字注》中进一步阐述说:“忻,闓也。闓者、開也。言闓不言開者、闓與忻音近。如昕讀若希之類也。忻謂心之開發。與欠部欣謂笑喜也异義。《廣韵》合爲一字。今義非古義也。从心。斤聲。許斤切。十三部。《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今司馬法佚此語。謂開其善心。閉其惡心。是爲最善也。”
今日《汉典》对“忻”的解释为:“一、假借为“欣”。心喜:
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史记·周本纪》
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淮南子·览冥》。注:‘得意之貌也。’
二、又如:忻幸(欣幸,欣喜而庆幸);忻悦(欣喜);忻然(喜悦貌;愉快貌);忻慰(欣慰);忻戚(悲喜);忻悚(喜悦与惶恐)。”
从上述字书对“忻”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知道,忻者,欣也。两者在古人那里是互通的。
所以,这么看来,汉军摆脱匈奴的追击,成功撤军,安全班师,六军欣欣然,确实与忻口之名有莫大关联。

命名勘误
然而,这一说法却非定论,熟读两汉史的我们,很容易在史料中发现问题:
《史记 卷九十九 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记载,汉高祖出兵平城之前,曾派刘敬前往匈奴侦查情况:“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但是,当刘敬回来后,却直言不能开战,他对高祖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但此时二十余万汉军大军已经翻越勾注山(雁门山),战争一触即发。汉高祖觉得刘敬的话坏了汉军威风,害了汉军的锐气,便对刘敬破口大骂:“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所谓“齐虏”,是因为刘敬是齐国人。骂完之后,高祖将刘敬“械系敬广武。”关起来了。

【勾注山形势图】
此后的故事就是白登之围的故事,大家就都比较熟悉了。刘邦这人有个优点,知错就改。待到他从白登山突围而出后“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这段史料暴露了什么问题呢?勾注山就是今天的雁门山,古称陉岭。汉代广武位于今天山西代县地区,处忻定盆地北段。广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陉岭南北都有广武。广武城在不同时代所处的位置也不一样,有的时代在陉岭北面,有的时代在陉岭南面。今天陉岭以北依旧有旧广武城和新广武。西汉时候,广武位于陉岭以南,处今天代县一带。

【西汉并州刺史部北部勾注地区】
从《史记 刘敬传》的记载,我们可知:汉高祖刘邦从大同附近的白登山突围撤下来后,翻越雁门山,来到代县。彼时的高祖已经安全了。雁门山自古以来就是汉胡分界,胡骑难以逾越的天险。
既然如此,都安全了,为啥汉军到了广武六军不欢腾?没庆祝突围成功呢?为啥一定得到忻口才开怀大笑呢?
此外,以汉人习惯,这么开怀大笑的时刻,不改个地名是不可能的。比如汉武帝时代,汉武帝途径河东,听闻汉军攻取南越国的消息,一激动就把他所在的地方改名“闻喜”。闻喜者,听闻汉军喜报者也。河东闻喜县之名由是而来。
既然如此,高祖刘邦为啥不将此地更名忻口?或者忻州?抑或是欣州?西汉时代,忻口和忻州所在,北有原平,南有盂县,唯独没有忻州、欣州。忻州之名直到隋代才见诸史书记载,而此时距离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已经七百年了。所以,如果说,忻口之名来源于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后的故事,看起来不太说得通。

忻水和忻口
那么忻口之名究竟从何而来呢?
明代万历年间杨维岳编纂的《忻州志 古迹》记载:“旧制:汉高祖脱平城围至此,六军开口欣笑,故名。考沙河名忻水,发源于崞,经流于忻,隋因以名郡。此为郡北要塞,故名忻口耳。平城至此五百里,何始笑哉!以笑为忻口,甚谬,今正也。”
杨维岳的记载非常靠谱,但就其中提到的一些细节,需要展开来说几句:
其一,忻口之名,源于忻水。杨维岳说,发源于崞县的沙河就是忻水。这个说法有误。从现有史料,我们可知:沙河自云中山中崞山发源,一路南下在忻口汇入滹沱河。但是沙河与忻水并非一条河流。谭其骧在其地图册唐代河东地图中将沙河的位置明确标出。同一地图中,沙河南面不远处,有一条红线,这条红线就是忻水,也即今日北云中河。

【谭其骧 唐代 河东北部局部】
历史地图一直秉承着唐代贾躭所开创的“古墨今朱”的标注方式。起码在唐代时候,沙河并非是忻水。相类似的情况还可以参看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 河东太行区交通图北幅》,忻水发自忻口以云中山,而非崞阳以西的崞山。也正因发源地的原因,忻水又名云中水。

【严耕望 河东太行区交通北幅】
《读史方舆纪要 卷四十 山西二 滹沱河条》曰:“在州北五十里,自崞县流入界,经忻口山下,又东历程侯山北,入定襄界。云中水,在州北七十里。一名肆庐川,亦曰忻水,与州南牧马水合流入滹沱。”从史料记载的忻水流经区域和名称来看,沙河绝非忻水。所以,杨维岳的记载是有误的。实际上,忻水自古以来都是从云中山发源后向东北方向流淌,在程侯山北段忻口一带汇入滹沱河。沙河则发自崞县,也即今日原平西部的云中山崞山段,两条河流源头各异,并非一条河流。今日汇入北云中河的永兴河才是杨维岳口中的沙河。
不过,忻水在清代分为南北两支。北支河道依旧是上文提到的那条忻水河道,在忻口汇入滹沱河。忻水北支北称为北云中河;南支今称云中河。其河道则依程侯山山势,向南流淌。待绕过程侯山后,一路东向,经由忻州城北,在定襄北汇入滹沱河。也正是因为忻水南支的出现,原本的忻水,成为忻水北支。我没有读过清代人写的关于忻水的史地学记载,并不清楚为何在清代时候,会出现忻水南支。有知道原因的朋友,还请指教。

【谭其骧 清代山西 局部】
其二,古人地理学中所谓的“口”,多有军事要隘和孔道之意,边塞地区尤其常见:喜峰口、古北口、飞狐口、阳方口皆是如此。忻口之口,也有要隘之意。《宋史 地理志》和《元丰九域志》皆有“秀容县有忻口砦”的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对此补充曰:“今半为民居,其半筑堡为戍守之所。”杨维岳也提到这里是忻州北部重要孔道,故而为军事要塞“口”之所在。
所以,忻口之名,“忻”则源自“忻水”,先有忻水之名,后有忻口之谓;“口”则因其地貌。云中水汇入滹沱河后,从北面流入忻口孔道。孔道东侧是忻口山,西侧是程侯山。程侯山因山上曾有金矿,又称金山。两山夹一河的特殊地理环境,任谁都能看出这里是兵家要地,交通节点。因为地理环境重要,忻口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

【忻口形势图】
因为忻口,忻州成为太原北部重要的战略屏障,忻州不守则太原危。忻州安危关乎太原城防。忻州要点在于忻口,忻口北有忻水与滹沱河,程侯山和忻口山分列忻口东西两侧,如此虎踞龙盘的地理环境,使得忻口成为忻州北通陉岭的重要孔道,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顾祖禹评价忻州“翼蔽晋阳,控带云朔,左卫勾注之塞,南扼石岭之关,屹为襟要。”可谓一语中的。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炀帝北巡雁门与突厥交战,兵溃被围。隋军援军挺进至忻口,突厥方才解围离去;
五代后周显德元年,周军伐北汉,符彦卿统军至忻州,契丹大军翻越陉岭,屯驻忻口,以为北汉声援;
抗战时期,中日大战于忻代地区,代县、崞阳、忻口都是会战战场。忻口失守后不久,太原宣告沦陷。忻口会战的每一步,都直接体现着忻口作为太原北部屏障的战略价值。
从上述三次大战的历史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忻州的要点在忻口,而忻口则与忻定盆地北部的崞阳(今原平地区)和代县互为表里,构成完整的地理系统。代县、崞阳、忻口、忻州,是北方民族南下陉岭,控扼太原的必经之路。也正因此,我们就不能只孤零零地看待忻州的地理环境,我们需要将忻州置于整个忻定盆地之中,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地理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即,讲清楚忻州的地缘价值,非但要理解忻州至于太原北部防御屏障的关系,还必须领会忻州作为忻定盆地中心城市,与其周边城市之间唇亡齿寒的地缘板块关联。

【忻定盆地形势图】
所谓“忻定盆地”,指的是忻州、定襄、原平、崞阳、代县、繁峙所处的山西中部盆地。其中,代县和繁峙位于盆地北部,崞阳、原平位于盆地中部,忻州、定襄位于盆地南端。
忻定盆地“翼蔽晋阳,控带云朔,左卫勾注之塞,南扼石岭之关,屹为襟要。”其北界勾注、东联太行、西依吕梁、南控石岭,地理位置重要。
盆地北界勾注。西陉关、茹越口都是险要的关隘,这里是中原汉地与北方草原之间天然的分界线,是北方民族南下侵入中原,以及中原大军北进朔漠的必经之路。关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多么重要,战事多么频繁,大家可以参考本书关于雁门山的相关章节。在此不做赘述;
盆地东联太行恒山、太行五台,平型关控扼灵丘飞狐道,是飞狐陉、蒲阴陉西向进入大同盆地的必经之路。此外,太行五台横亘于盆地东部,是忻定盆地东侧坚实的战略屏障;
盆地西侧是吕梁山脉的中段云中山和北段的管涔山。大山阻隔,这使得盆地与汾河谷地中楼烦、静乐、宁武之间的交通并不顺畅。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古人从大同盆地南下太原,只能选择翻越勾注山后进入忻定盆地,亦或是南下宁武,依汾河谷地抵达娄烦雁门关,继而翻越羊肠坂后才能进抵太原城下。显然,后者交通不便,并不利于大军快速南下。地形所限又不利于重装兵团的展开。因此,从雁门关南下代县、原平、忻州,成为重兵集团快速南下太原的最佳选择。时至今日也是如此,G55二广高速和208国道、108国道,都是这种走法。即使今日,从汾河谷地进入忻定盆地的交通条件依旧不足以支撑大兵团运动。管涔山和云中山已然是忻定盆地西部屏障;
盆地南部,依石岭关与太原盆地北部重镇阳曲为界。石岭关处太行山脉系舟山和吕梁山脉之间的孔道。但这里山势平缓,海拔不高,孔道东西开阔,虽有石岭关扼守,但并非易守难攻之处。历史上这里虽有战事,但规模都不算太大,基本都是地区性战事:
唐高祖武德三年,突厥南下晋阳,一路南下,一路留兵驻守。自石岭关以北皆为突厥;
唐高祖武德八年,姜行本取石岭关,以备突厥南下。此后唐将张瑾统军驻屯石岭关;
武周长安二年,后突厥可汗默啜统军寇边,先后入侵盐州(今宁夏盐池)、夏州(今陕西横山)、并州(太原)等地。其中南下并州的突厥大军攻破石岭关,突入并州城下;
宋太祖开宝二年亲征北汉,契丹南下支援北汉与宋军作战。契丹南攻石岭关,为宋将何继筠所败;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亲征北汉,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进屯石岭关,以断契丹南援;
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孛罗帖木儿和察罕帖木儿分屯石岭关南北,彼此攻伐,致使元廷在华北势力受到极大削弱;至正二十三年,察罕帖木儿卒,孛罗帖木儿引军南下石岭关,为扩廓帖木儿所败……

【忻州太原形势图】
石岭关是太原以北的最后屏障,北方大军一旦突破石岭关,进入旧定襄阳曲地界,则太原北部再无险要地势,太原失陷只是时间问题。但石岭关对比忻州,其地缘价值又略显单薄。忻州处忻定盆地之中,雁门山、五台山、系舟山、云中山、管涔山皆为忻州屏障,云中水、牧马水、滹沱河环绕,忻口山和程侯山位列东西,山水环绕,大山阻隔。忻州可谓固若金汤。反观石岭关,除了山间孔道之外,石岭关已无可供倚靠的险峻地势。石岭关以北又是开阔的忻定盆地,方便大兵团展开战役行动。所以,一旦忻州失守,则石岭关基本难以保全。
行文,既然提到了石岭关,我们就再多补充一笔,提一提赤塘关的问题。

赤塘关和石岭关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卷四十 山西二 赤塘关条》曰:“州西南五十里。相传后魏时有刘赤塘者隐此而名。《唐志》忻州白马山下有赤塘谷,关因以名。牛尾庄寨,在州西南九十里。志云,寨在白马山西,马路通静乐县。”顾祖禹这里提到的《唐志》指的是《新唐书 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地理三》。
又顾祖禹在同书同卷《牧马水条》中记载:“州南七里。源出州西南五十里白马山,东北流经三交村,有牛尾庄水流合焉,又东经州南而东北入定襄县界合三合水,下流注于滹沱,有灌溉之利。”
于是,“白马山”、“牛尾庄”等地理名词出现在我们面前,结合史料记载,我们大概得知:赤塘关位于白马山下白马谷,牧马水发源于白马谷。则赤塘关与牧马水应当相去不远。
忻州城南有牧马河,自西往东流淌。上游在岁兴水库。从忻州出发,沿着三马线过庄磨镇后可以抵达。那么,依据史料记载,这里应该就是白马山、白马谷所在。如此说来,则谭其骧历史地图册中赤塘关的位置标注有误。图中赤塘关在牧马水以南,并不在白马山和白马谷中。此外,图中石岭关的位置也值得商榷,图中标注石岭关在系舟山北麓,这与石岭关的位置有一定出入。

【谭其骧 唐代河东局部】
明万历年间《忻州志》曰:“赤塘关在治西南五十里,路村一都,东南入省城。石赤二关,当代皆戍兵,今废,赤塘仅址存。”明代赤塘关还有遗址。时至今日,赤塘关连遗址都没有了,其具体位置就很难明确。如果只是结合史料记载和舆地图册,我们很难弄清楚赤塘关的具体位置所在。上述引用明确告诉我们,宋明以降,赤塘关的具体位置,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目前并无统一说法。我比较认同赤塘关居于石岭关以西白马谷中的观点。

【忻州地区形势图】
从地理上说,当忻定盆地的敌军南下太原时,除了径直南下石岭关这条主干道外,确实可以依牧马河西向,绕过官帽山,出现在石岭关后方。只是这种打法有一定危险性:如果大军经由赤塘关绕道官帽山出现在石岭关后的山谷中,那么,大军的后路如何保证安全呢?如果石岭关守军主动进攻当面之敌,切断了赤塘关和忻州之间的交通,则突入白马谷绕道石岭关后方的大军,其退路就被完全切断了,只能坐以待毙……
尽管赤塘关位置不能明确,但石岭关所在孔道和赤塘关所在白马谷一线,依旧是今日忻州南下太原交通的必经之路。这两处关隘的战略地位,依旧不容小觑。
从地理上说,忻定盆地北部以代县和繁峙县为入口,忻州为盆地中心节点,而石岭关则是盆地南部出口。崞阳、代县与忻州休戚相关。守忻口,则必守代县;守代县,则必守勾注。所谓唇亡齿寒之理用在这几个地方上,非常合适。

陉南徙民与秀容古城
本文最后,简单陈述忻州在历史上行政区划演进的情况。
忻州地区在春秋时代归于晋国,战国时代属赵国;秦汉时代,忻州地区归于太原郡;东汉末年到西晋时代,忻州地区为新兴郡所在;北魏在此设置肆州,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更置永安郡;北周并于雁门郡;隋文帝开皇复置新兴郡,开皇十八年因忻口而称忻州;炀帝大业三年废之,省入楼烦郡;隋恭帝杨侑义宁初复归新兴郡;唐高祖武德初年又改回忻州;玄宗天宝初年再更新兴郡;唐肃宗乾元初年又更名忻州。此后宋金时代皆称忻州;元代短暂称九原府,旋即恢复忻州之名;明初仍称忻州,清代因之,直至今日。
忻州城古称秀容,但严格说来,应当称“南秀容”。秀容古城在北魏时称南秀容。南秀容外,还有北秀容。两汉时代,北秀容归于定襄郡。彼时定襄郡并非今日定襄县,其大概范围在河套东侧,内蒙古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山西朔州、马邑、左云、右玉一带。历代变更,具体位置有差异,但主体区域在河套以东是确定的。南北秀容相去三百余里。南北秀容是两处完全不同的地方,研读史料时需要结合地理仔细区分:
比如,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中,慕容垂伐西燕慕容永。后者求助于北魏道武帝拓跋涉圭。北魏大军东渡黄河,屯秀容支援慕容永。这里的“秀容”就是北秀容。
又,魏收《魏书 地形志》有:“秀容郡,永兴二年置,真君七年并肆卢、敷城二郡属焉。领县四,户一万一千五百六,口四万七千二十四。秀容:永兴二年置。”此处的秀容就是南秀容。其郡治在今日忻州和原平之间。
又,《北史 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六 尔朱荣传》:“尔朱荣字天宝,北秀容人也。世为部落酋帅,其先居尔朱朱川,因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国初为领人酋长,率契胡武士从平晋阳,定中山,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 羽健曰:‘家世奉国,给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划内,差近京师,岂以沃瘠,更迁远地?’帝许之。”这里南北秀容一目了然。尔朱川就是秀容川是黄河支流,从五寨县经保德县南入黄河。这条河流今称朱家川,去忻州较远。尔朱氏以尔朱川为氏,道武帝欲令尔朱氏南迁南秀容,被尔朱羽健拒绝。尔朱川流域就是北秀容所在,是与南秀容完全不同的地理存在。

【汾河谷地形势图】
实际上,除南北秀容外,定襄、代州、繁峙、崞阳、广武、楼烦等地也都存在南北之分。这主要源于十六国初年的“陉南徙民”事件:西晋末十六国初,为争取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猗卢的军事支持,并州刺史刘琨向晋廷请求,封拓跋猗卢为代公、代王。拓跋猗卢继而请求将陉北土地全部交由他进行管理。其时晋廷已经丧失对北方土地的实控权。对于拓跋猗卢的请求晋廷无奈,只有答应。陉北汉民不愿沦为鲜卑治下百姓,便陆续内徙陉南。永嘉四年(310),刘琨集中将陘北四郡五县百姓约四万户,南迁陉南。实际上,从东汉末年三国初年开始,由于塞北地区胡汉冲突加剧,中原王朝就已经陆续将塞北人民南迁关内。而陉南徙民不过是这一时代大潮的最高潮。从汉末到十六国初年的陉南徙民,造就了国史上一个特定历史现象——以勾注山为界,秦汉时代原本居于塞北的郡县,在北朝时代全部居于雁门以南。定襄、代州、繁峙、广武、楼烦等地全部内迁,而这些城市此前旧地,则被全新地名所取代。比如娄烦,南迁至太原西北,今娄烦县一带。其原址改称宁武。宁武关又称娄烦关,其中关联便是“陉南徙民”这段历史。南秀容与北秀容也存在有北人南迁的历史关联。但毕竟南北不同地区,故而我们在研读忻州史料,需要注意南北差异,以免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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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雷老师简介
吴启雷,上海“云烟销夏墨无痕”传统文史艺术工作室创始人、主理人,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艺术史独立学者,专栏作家,东方财经、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图书馆、浦东图书馆特聘中国古代艺术史主讲人,民革上海教育科技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山学社社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
著有《江山北望:岳飞和岳家军》、《砥柱中流:韩世忠传》、《画中有话》、《琢墨》、《别时容易》、《五代遗珍》等中国古代史、艺术史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