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汾阳协定”签订后，阎、日双方各有打算，双方互催对方早日履行条约，阎锡山是想早日得到武器、装备，先扩大实力；日本方面，东京催促“山西派遣军”早日抓紧对阎锡山进行“工作”，促阎锡山早日上钩。于是，经苏体仁、梁上椿转达阎锡山，要他早日在太原设立办事处，履行条款。这正合阎锡山的意思，便于10月间，派我到太原去组织所谓办事处，加紧和日军勾结，促进“汾阳协定”条款早日实现。
阎锡山电我速到克难坡。我见他后，他说：“咱们得赶快组织太原办事处，我想叫延武（梁延武，阎锡山的五妹夫）、宪南（曲宪南，阎锡山的表侄）和你同去，另外，叫治安（王靖国）派靳谊也同去，其余人员由你选择，你看如何？”我点头应诺。我知道阎锡山派梁延武、曲宪南是对我监视，靳谊是代表王靖国和“铁军组织”，乐得有人分担责任，因此答应下来。阎锡山又嘱咐我：“给人当代表就是给人做耳目，不是给人做灵魂。你这次去，关系很大，一言一行都照我的指示办，千万不能掺杂你的一点意见。一切都要和延武、宪南商议，千万不能独断。行为上要十分注意，不要和不必要的人来往免得惹人注意。千万不要胡嫖滥赌，叫人家（指日军）小看咱。”阎锡山左一个千万不要这，右一个千万不要那，我心里十分恼火，但奴才成性，又有什么办法，只好听从而已。
这次和我一起到太原的，有梁延武、曲宪南、刘迪吉、白太冲、靳谊、续志仁、齐骏鸣、张永智（第7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等人。由孝义先到汾阳，由若松旅团的宫内参谋（是日方指定专和“汾阳办事处”联系的负责人）陪同，乘飞机到太原，先住在典膳所2号“茂川公馆”，后又移住新民街12号（原阎部军长杜春沂抗战前住宅）。由日军太原特务机关派宫本和林龟喜两人招待，又派联络参谋山野专门负联络责任（这个山野，在抗战前南配兰在天津时期，就专门和南联系，专为日军勾结阎锡山）。刘迪吉原来就带有一部电台，这时也专归我使用，也设在新民街12号。
这时，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是岩松义雄，参谋长仍是楠山秀吉。日军指定楠山秀吉为代表，专和我联系、谈判。我很少和岩松见面。只在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举行宴会时，岩松和我作过表面寒暄，应付过几次。他每次总要向我吹捧阎锡山几句，并表示：“希望阎阁下早回太原主持大计。”
和楠山秀吉在日军司令部举行“谈判”，双方都要求对方早日履行“汾阳协定”。日军方面主要要求：(1)阎军迅速让出小船窝渡口，使日军能早日驻进；(2)阎锡山应早日脱离重庆政府，迅速通电独立；(3)阎锡山要早日进驻孝义，再一步进驻太原。我则要求日方早日拨给兵员、武器、弹药，特别是早日拨款。
经过几次谈判，双方都是一再阐明自己的要求，期能达到各自的目的。楠山总是说：“阎阁下不早日通电，一切都很难办理，日方是为了阎阁下，为了华北，才这样做的。”等等。我照阎锡山的嘱咐，再三以“在后方的工厂和高级人员眷属，必须全部迁回，阎才能发表通电。从后方向前移动，要伺机逐步办理，以免蒋介石察觉发生问题。因此需要日方给予时间，不能要求过急。同时，没有装备起兵力来，就贸然发表通电，进驻孝义、太原，既对付不了蒋介石的牵制，更难对付八路军的进攻”等等为理由，要日方先装备力量。这些均无结果。仅达成了阎方在太原、汾阳、临汾、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日军交换军事情报（主要是关于八路军的情报）、交换物资的正式协议。
谈判期间，每日都和阎锡山有电报往来，一切言行都按阎电报指示照办。最使阎锡山不满意的是日军把“汾阳协定”中答应拨给阎锡山的2700万元，要以“国币”（汪精卫伪政权纸币）拨付，而阎锡山坚持要“联币”（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纸币）。我一再交涉，楠山拿出“汾阳协定”叫我看，说：“这不明明写的是‘国币’吗？”我据实电报阎锡山。阎电要梁多注意。梁延武说：“印甫办事马虎，常识不够，受了骗，上了当。”其实，日本人就连所谓“国币”也不轻易放手，始终一元未给。阎锡山这个一向爱财如命的家伙，却始终忘不掉这笔卖国财。
阎锡山原来希望日方先拨给20万壮丁，一面补充他原来军队的空额，一面再新成立几个师、团。楠山先答应由阎锡山派人到山西各县招募，阎回电不同意。楠山说“日本不能替阎先生抓兵”。最后决定由伪省长苏体仁下命令，要沦陷区各县代征，结果只是一纸具文，阎锡山没收到一个壮丁。
日军曾邀我在太原参观过一次军械库，我和续志仁、齐骏鸣几个人一起去，看见这个军械库里只有大约1万支步枪，几百挺轻机枪。陪我们参观的日军参谋人员说：“这些枪支都是给你们准备的，只要阎先生早早回来，枪还是大大的有，可以陆续拨发给你们。”原来日本人邀我参观军械库，是想用这些武器诱惑我，希望我能促进阎锡山早日正式投降。岂知我看了这一堆破烂武器后，认为都是日军掳获蒋、阎军的旧枪支，整修后，虽然能使用，但决不是阎锡山心目中所妄想的那种“日式武器”，而且数字和阎的要求相差甚远，证实了我认为日本人是“诱降”的想法。我把这种情况和想法电报阎锡山，得到的“指示”仍然是“要努力多方设法，继续向日方多要求，务求先得到部分人、枪”。
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调往南洋作战，遗缺以日本贵族出身的花谷正少将继任。这个花谷正更是时刻以战胜者自居，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和这家伙接头，那种凶气令人难忍。花谷正一再表示：阎锡山要想从日本军手里得到“汾阳协定”中规定的东西，必须先通电脱离重庆，才能办到。这时，我在太原已经住了3个多月，看到一切将无结果，又憎厌花谷正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就想早离开太原，经阎锡山复电同意，决定先回克难坡向阎当面报告。
我正准备离开太原的前几天（日期记不确），侵华日军头子冈村宁次以为事态发展太慢，专由南京飞太原亲自布置。冈村宁次到太原的当日，日方即通知我去会见。我由给我担任翻译的杨宗藩（苏体仁的女婿）陪同，到东华门19号日军司令部见了冈村。他表示：“请你赶快告知阎先生，我们日本方面是要和能代表中国人的人合作。阎先生是华北老将，我们考虑再三，最好和阎先生合作。阎先生是辛亥革命以后在华北的第一个人物，华北人很拥护他，我们既决定和他合作，就一定支持他。我是代表日本政府的，我答应的事，决不会有问题。我们既能把华北交给阎先生，就要让他有力量能维持华北治安。请阎先生放心，不要先斤斤计较一枪一炮。我们和阎先生合作，对阎先生有好处。阎先生留学日本时，我们就认识。现在时机对阎先生有利。请你转达我的意思，万勿失去机会。并请代向阎先生致意。”等等。我当时答应：“我不久就回晋西去，一定把你的意思转报。”冈村显得很高兴，装得好像很“诚恳”。
我立即把这一情况详细电告阎锡山，马上得到回电：“他不放心，咱可是诚意，应赶快履行‘汾阳协定’条款，拨给人、枪，咱必须尽快武装起力量，才能拿起华北，没有力量，连山西也拿不起，哪谈得上拿起华北。向他直接交涉，可能得到解决，努力为之。”
当晚，冈村宁次在东华门19号举行宴会，邀请我参加，一再表示“希望和阎先生真诚合作”，还送给阎锡山高级将校呢衣料一件，西服衣料几件，要我转给阎锡山。冈村虽然极力对我表示“客气”和“诚意”，但我在太原3个多月的观察，知道日军玩的是什么把戏。而且阎锡山的复电还和往常一样先要东西，冈村宁次则希望阎锡山先投降，汉奸和“主子”的条件仍有差距，一时不会谈成。我没有把阎锡山往返电报的内容告诉冈村，仍然说：“回晋西去一定把‘贵方’的意见详细转报，请放心。”
第二天，冈村宁次就匆匆飞走。我从苏体仁那里探知，冈村宁次这次到太原，确是专为早日促成“合作”，主要原因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调到南洋去的较多，在华兵力不敷分配，急于想把阎锡山完全控制在手中。几天以后，我也离开太原，回到阎锡山在晋西的根据地——克难坡，所谓“太原办事处”就由梁延武、曲宪南负责。
我在太原住了3个多月，除了和日本人联系以外，从未和没关系的人来往，更不轻易到其他地方去，连住在太原的老岳母也没看过一次。怕的是泄露出去，遭人唾骂，更怕八路军地下人员探知情况。想洗个澡，也是在夜间坐上汽车到苏体仁家里去洗，有一次要看牙病、镶牙，也只好趁夜间秘密到日本牙医那里就诊。做这种见不得天日的事，只有像鬼一样地活动。做汉奸的滋味，我算尝到了。
我向阎锡山报告了一切详细情况，最后向他说：“我在太原住了这么长时间，日本人一点东西也不给咱，我看这是诱降，不是合作。”阎锡山也不加可否，也不表态度，只微微点头，叫我摸不清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去见赵戴文（阎锡山的副手，当时名义是山西省政府主席，是我的长辈）。赵先问：“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赵又问：“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没办成，日本是诱降，不是合作。”赵立刻伸起大拇指说：“你没办成这件事，才不愧是赵心喜的儿子。”经过这次简短的谈话，我才知道赵戴文确是不赞成阎锡山投降日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