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释地（上）
太原，作为饮誉古今的历史文化名城，史载丰富，历时久远。然而，对其地望之所在，争执纷呈。由是，欲述太原文化，判定其地望所在，便成首要之需。
举凡先秦典籍《诗经》《尚书》《春秋》“春秋三传”《国语》《吕氏春秋》等，多有太原之载，兹以载事、载人最早之典籍为例。
《左传·昭公元年》载：昔全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今晋主汾而灭之矣。
此载，史事涉及台骀，时在尧、舜之前。所以说太原有5000年文明，正式从颛顼时代的台骀 “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说起。对此载 “大原”地望乃今太原，似乎没有质疑。关于台骀治汾太原的史传、史载，以及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一直在太原大地上传承；历史地名“大原”、“汾川”、“台骀泽”“台骀山”，祭祀飨血之殿“台骀庙”“台骀祠”“昌宁公祠”，在太原的大地上从未绝迹。
然而，民国初王国维先生却在其《观堂集林·周棻经考》中说“《左传》昭元年《传》：‘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有汾、洮二水之太原，正汉河东郡地。”否定了此处“大原”之地望，乃今太原的数千年之论。
细细推敲先生之述，仅以“宣汾洮”三字为依凭，仅以“有汾洮二水之太原”一句为佐证，便作出台骀以处之“大原”，“正汉河东郡地”的定论，有失疏阔之嫌。其轻率之处，在忽视了对《左传》所载给于全面分析与梳理，比如“障大泽”之“大泽”，为古时那一泽蔽？洮水之处有“大泽”吗？比如“封诸汾川”为何意？“汾川”指什么地方？为什么不是封诸“洮川”“涑川”？再如，“今晋主汾而灭之矣”一句中，“今”指何时？“主汾”之“汾”，指汾河的那一流段？“晋”指晋国的那一代诸侯？是西周时期？还是春秋时期？对这样多的细节失察、失析，率而拍板，正是先生的疏阔之一。
疏阔之二。缺乏对当地地理环境的了解和认识，仅以文献所载，且只重文献的部分字、句，以偏否全，轻作定论，终至失实之虞。汉之河东郡，不仅包括运城、临汾两个盆地，而且纵跨汾河、涑水两个流域。所谓洮水，只是涑水的一条首尾近20公里的支流，流径不出闻喜县。况且，两个盆地、两个流域之间，横亘着峦岭嵯峨的“峨嵋岭”“稷王山”，绝不会出现汾水、涑水，水患互侵之灾害。更不会出现涑水支流洮水，剥离涑水流域，跨过“峨嵋岭”，而在汾河流域与汾河水患被台骀同时所“宣”之事。史载之“宣汾洮”，有着不合地貌实际、不合流域实际、不合水系实际、不合文理逻辑等多个方面的质疑空间。
在分析先生主观疏阔的同时，一个大胆的思考和探索，缭绕于脑际。《左传》此载之“宣汾洮”，多方面违悖逻辑，不合地理，把汾、洮两条毫不相干的大河、小流，捆绑在一齐，令人疑窦丛生。个中会否存在着某个错讹之字？或通假借用之字？古文所以难读，史料有时令人百思难解，最费人思虑者，莫过于“通假”“借字”了。
自古水患成灾，多为同流域内暴雨骤至，洪流集聚，河床淤塞，尾闾不畅，堤崩埧摧，患水横流。汾河从上游，数百里沟峪之奔涌，浊流蜿蜒。出山入原之处，急流忽缓，泥沙沉积，水势湯湯。岂是20公里洮河平流缓行可比？何况洮河乃涑水支流，岂能跨越流域，逾山过岭与汾河混淆同流？《左传》此载，出自名扬春秋之大儒郑子产。史载，其人学识渊博，博闻强记，天文地理，无不涉及。岂能将毫不相关的汾、洮之水，强扯一起？或许“洮”乃“涛”之误？因同音之字，出现读记失误，也在所难免。如是，则“宣汾涛、障大泽”，词组匹配，词素贴切，逻辑合理，行文更显工整。尤其“汾涛”与“汾洮”相比，更符合实地之情，逻辑之理。
更有一种可能，是因“洮”“涛”二字，音韵相同，通假借用，乃古汉语行文中常用之法，并不违例。“洮”为“涛”之假借，属“同音假借字的习惯性”，是古之通法。即如“早”“蚤”与“原”“邍”互借。如此，则此处之“洮”非指“洮水”，而是“波涛”“洪涛”之意。唯有如此理解，才能一扫汾水、洮水，扯在一起带来的流域、水系、地域上的逻辑悖谬，文理上的生涩不通。
《尚书·禹贡》载：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歧。既修太原，至于岳阳。
对太原地望未做详述。对此，《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之《孔传》释之为：“高平曰太原，今为郡名。”《孔传》乃《尚书孔氏传》简称，为西汉经学家孔安国所撰，他言“今为郡名”乃指“既修太原”之地望，在西汉太原郡。而汉太原郡治正在今太原市晋源区。对此，唐代名儒孔颖达又作《疏》曰：“太原，原之大者。《汉书》以为郡名。《传》欲省文，故云‘高平曰太原，今以为郡名’，即晋阳县是也。”以《传》与《疏》对《禹贡》“既修太原”之地望的释疏，就是今太原，当是非常之清晰了。可见，汉唐之前对《禹贡》太原之地望，无所纷，无所争；而汉唐之后亦无异说。
然而，清康熙间胡渭作《禹贡锥指》，明阐异议，以为《禹贡》之太原，地在甘肃之平凉。民国初王国维又说：“《禹贡》记禹治冀州水，首壶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阳……则太原一地当在壶口、梁、歧之东，太岳之西，即汉河东郡地。”
综上所述，《禹贡》太原地望有三种说法，即汉河东郡（今临汾、运城），汉太原郡（今太原），古平凉（今武威）。何者为是？需不揣繁征，重诠《禹贡》所载之有关历史地名的准确定义、沿革、方位、今属，待一一辨清，则真相大白矣！
太原释地（下）
《禹贡》说大禹治水，从冀州起始。冀州，依《尔雅·释地》：“两河间曰冀州。注曰：‘自东河至西河。’疏曰：‘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地也。’”所谓西河，指黄河中游流经晋陕大峡谷段；所谓南河，即黄河下游潼关至朝歌（今河南淇县）段；所谓东河，今已湮为陆地。史载公元前602年（鲁宣公七年）之前，黄河下游河道不入鲁境，未与济水合，经朝歌北上，越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北境，自南而北，几近海河而入海。《禹贡》之冀州，就在这“三河”之内。
《禹贡锥指》说《禹贡》之太原地望，在甘肃平凉，而甘肃平凉，地在雍州，位于西河之西。岂有在西河之东的冀州太原治水，却在西河之西的雍州平凉“既修”之说？胡渭《禹贡锥指》，理不清冀、雍二州区域之别，硬将雍州当冀州，几近无中生有，不攻自破。所谓《禹贡》太原地望平凉说，可以休矣！
至于王国维等先生的《禹贡》太原地望“汉河东郡”说，首先，汉河东郡辖地广袤，有今运城、临汾两市全境，以及晋城市沁水之西田土，县达数十。以此广阔之域作《禹贡》太原之地望，有失过广、过泛之嫌。是在临汾盆地？还是在运城盆地？亦或在晋城高地之西？颇难自圆其说。
其次，先生断言“太原一地，当在壶口、梁、歧之东，太岳之西。”弄清梁、歧两山地在何处？太岳之西确指什么地方？《禹贡》太原之地望，自然脱颖而出。《禹贡》之“治梁及歧”，“梁”指梁山，“歧”指“歧山”。宋蔡沈《书集传》明言：“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古之吕梁山与今吕梁山脉概念不同，今吕梁山脉北起朔州黑驼山，南迄河津龙门口，莽莽苍苍350余公里。而古之吕梁山，仅为吕梁山脉中段的一部分，是一个具体的山名。其地望所在《读史方舆纪要》所阐最明：
吕梁山，州（永宁州今离石市）东北百里，《禹贡》“治梁及岐”。孔氏曰“梁”，吕梁山也，俗名骨脊山，与太原府交城县接界。
《山西山河大全》载：
骨脊山，原名吕梁山，位置方山县南部，与离石县交界，南北走向。康熙《永宁州志》载：“大禹治水始于此。”古释曰：“吕梁其名骨脊者，此山是窿居中，依然为天地之骨者焉。”
理清“治梁”之“梁”“梁山”“吕梁山”的名称嬗变，以及其地理方位。再探“及歧”之“歧”。所谓“歧”，即“歧山”“狐歧山”。其地理方位《书集传》有载：
岐山，即今汾州（今汾阳市）介休县狐岐山。胜水所出，东北注于汾。
《山西山河大全》说：“狐岐山，位于介休县天峻山北侧，山腰有洪山泉。”这样，“岐”“岐山”“狐岐山”的山名沿革与地理方位，也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只需再补述一句：梁、岐二山之东不是汉河东郡地，而是汉太原郡地。史料中的永宁州、离石县、方山县、介休县、交城县，都是汉太原郡属县、属地。最南之介休县，位于太岳山西坡、北麓，与汉河东郡，古往今来，从未有丝毫牵扯。
至于“太岳之西”，太岳即太岳山，古称霍山、霍岳、霍太山。太岳山北起平遥、介休交界处之洞顶山，与太行山衔连；南止霍县之霍山，余脈至今洪洞县东北赵城镇一线，呈东北西南走向。其山之西麓，双池河之北，绵山至灵石一线，是临汾盆地与太原盆地之分界。汉河东郡、太原郡，分居太岳山南北。太岳山北麓，严格说太岳山西北麓，与吕梁山东南麓隔汾河地堑，与梁、歧二山，呈东南西北 ，遥遥相望，中间便是汉太原郡之介休等县（隋将介休南之地析出，置灵石县）。可见，太岳山之西，是汉太原郡而不是汉河东郡。
王国维先生对《禹贡》太原之地望，所以谬判为“汉河东郡地”，或许正是因其未涉足山西，把吕梁、狐岐、太岳等三座山，在山西的方位弄拧了，故而出此误判，从一开始便自己否定了自己。
清山西籍太原府兴县人康基田，名著于清“康雍乾盛世”，官累至江南河道总督。其人治学精湛，尤长于历史地理、水系河道之学。一生多有著述，其历史地理名著《晋乘蒐略》，是我国编年史中的杰出代表。有谓“孔子《春秋》立教化，司马光《通鉴》述国政，（康基田）《晋乘蒐略》叙地方。它们代表了编年史演变的三段主要历程。”由于康是太原人，精心于家乡的历史文化研究，更因其曾为“一品大员”的“江南河道总督”，悉心于河流水患，所以，在其《晋乘蒐略》中，对《禹贡》太原之地望，有着独到的见解：
《禹贡》既修太原，治汾水也。尧时黄水雍汾为患，震及帝都。汾源出太原北之管涔山，流入太原境内，南入平阳。禹“既修太原”于“既载壶口”之后，重帝都也。
史学巨擘顾炎武。也是深以为《禹贡》太原之地望，非今太原莫属，《在日知录·太原》云：
若《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则是今之晋阳。
至此，《禹贡》之“既修太原”，其地望确在太原，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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