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系统公布了六座西晋墓葬的考古成果，这批墓葬主要发现于城晋驿、国科大校区及沙沟北街等三处建设区域。从规模宏大的多室砖室墓到结构简单的土洞墓，从象征权位的金珰印信到寄托祈愿的铭文铜镜，这些沉睡于地下近1700年的遗迹，为我们揭开了西晋时期并州（今太原地区）社会风貌与丧葬礼制的一角。
等级分明的“地下家园”
此次发掘的六座墓葬，清晰地展现了西晋时期太原地区的丧葬等级差异。城晋驿M1和M2是其中的代表，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墓葬南北总长超过20米，由斜坡墓道、甬道、主室及多个侧室组成，宛如一座精心构筑的“地下宅院”。墓道两壁修成规整的台阶状向下内收，具有洛阳地区西晋高等级墓葬的典型特征。墓室内，四角均砌有突出的砖台，考古学家称之为“灯台”，其上还发现了砖雕的圆形灯盏，印证了当时为墓主点亮“长明灯”的习俗。尤为重要的是，这两座墓保存状况完好，未被盗扰，随葬品原位保存，为研究西晋丧葬风俗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样本。
相比之下，国科大校区M23、M25以及城晋驿M3均是单室土洞墓，结构简单，规模较小。这类墓葬的墓主身份可能为平民或中下层官吏。尽管规格不同，但这批墓葬也有一些时代共性，例如普遍在墓底铺设白石灰用于防潮，部分棺内还发现有石灰枕。这些发现共同构建起较为完整的西晋墓葬序列。
墓主身份与时代风尚
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是了解墓主身份与时代信息的直接物证。在等级最高的城晋驿M1中，三件核心文物以其精致的工艺和明确的指向性，勾勒出一位西晋官员的生前面貌。
▲金珰
象征显赫身份的金珰。这件饰物出土于西侧室棺内人骨的头顶位置，它是墓主冠帽上的重要组件。金珰以铜牌为底，通体鎏金，整体轮廓呈尖顶、圆肩、底微内凹的样式，长约7厘米，宽约6.5厘米。其表面沁染绿锈，中央可见清晰的蝉纹，原本的镶嵌物已脱落，但周身密布的细小金粟粒依然清晰可见。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这种配饰是皇帝近臣与高级武官身份的象征。在太原晋墓中发现此物，直接指明了墓主人是西晋高级官僚。
▲“闵博印信”木印章
确认墓主姓名的木印章。在主室大棺内头骨旁，考古队员清理出一枚小巧的方形木印，边长2厘米、高1.2厘米，形制规整，中部设有横向对穿孔供系绳佩戴之用。印面文字刀法古拙，正面篆刻“闵博印信”四字，背面单刻“闵博”二字。在汉代至魏晋的传统中，随葬刻有其姓名的私印是士大夫阶层的常见做法。
▲“位至三公”铜镜
反映时代风尚的“位至三公”铜镜。在城晋驿M1中，出土了三面形制相似的铜镜，直径约十二三厘米，厚约0.4厘米。镜背中央为圆钮，宽平的边缘显得稳重。镜背纹饰层次分明：内区正中竖直排列“位至三公”隶书铭文，两侧对称布置简化夔纹；外区环绕两周弦纹与一周斜线纹。这种镜型是洛阳地区魏晋墓的典型器物，铭文并非实指墓主官阶，而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一种吉语，寄托了家族对仕途极致的向往。
区域历史的学术价值
这批墓葬的发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方面，它极大地填补了太原乃至山西地区西晋考古的空白。此前该时期的确切墓葬发现极少，此次成果为建立区域文化序列提供了关键材料。另一方面，它们是观察“晋制”与地方特色融合的窗口。墓葬在形制上遵循了以洛阳为中心的官方制度，但在随葬品选择上（如罕见陶俑）又展现出鲜明的并州地方特色，反映了统一制度下的文化多样性。
太原的考古发现为理解重大历史背景提供了相对微观的视角。墓地所在的阳曲县是西晋时期刘琨数十年守卫晋阳抗击匈奴的重要基地，也是他率众奔冀之前“召集亡散”的“徙居”之地，推测城晋驿M1的墓主人可能与刘琨有一定关系。
（本文图片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