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3年，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原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沙沟北街（西中环-和平南路）道路、中国科学院大学（下文简称“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院、阳曲县人民医院等三个项目的建设，对各项目建设涉及区域开展了勘探和发掘，共清理墓葬20余座，其中有西晋墓6座（图一）。这批西晋墓的形制、葬俗、出土器物方面存在较多共性，现将发掘情况报道如下。

2021年10~11月，沙沟北街（西中环-和平南路）道路建设涉及区域进行了勘探，发现墓葬1座，编号为2021STSGM1（图二）。墓葬位于万柏林区小井峪乡沙沟村西450米处的沙沟北街，由于施工活动较多，原始地层已不存，墓葬被严重破坏。

2021STSGM1为多室砖墓，由墓道、甬道、主室、东一侧室、东二侧室、西侧室、北侧室组成。墓室方向为188度（图三）。

墓道位于墓葬南端，叠压于市政管道下，未进行发掘。

封门墙位于墓道和甬道之间，因后期坍塌和墓道未发掘，整体尺寸不详，但从甬道内散乱的墓砖可知为条砖垒砌。

甬道位于封门墙后，南北长2.12、东西宽0.84、高1.5米。两壁用条砖三顺一丁砌筑，高0.96米处起券，顶部以长条砖砌成拱形。

墓室的砌筑方法为先从地表向下挖墓圹，再修整壁面，用砖砌出各个墓室，最后用土和少量碎砖块填充砖墙与墓圹间的缝隙。主室因近现代活动，损毁较为严重，尤其是顶部，平面近方形。东西宽2.72、南北长2.75、残高2.8米。墓底为单砖“人”字形平铺。四壁以三层砖起底，其上砌法为三顺一丁，砌至高1.82米处起券。顶部残，推测为四角攒尖顶。条砖表面有黑白彩菱形图案。在主室墓壁四角距墓底1.16米处，墓壁的条砖延伸砌出灯台，距墓底1.82米处用三层条砖斜置砌出小台，可能起加固作用。主室内的随葬品散落于铺地砖上（图四）。

4个侧室分别通过甬道与主室相连，甬道均位于侧室面向主室壁面的偏侧，甬道口为砖砌双券拱形门。甬道和侧室底部较主室底部高0.18米，即三层砖的厚度。

东一侧室、东二侧室并排分布，室内平面呈长方形。东一侧室甬道长0.32、宽0.8、高1.26米，墓壁高0.6米处起券。侧室长1.26、宽1.04、高1.43米。地面为条砖错缝平铺。四壁砌法同主墓室四壁，墓壁高1.02米处起券，形成四角攒尖顶。未见遗物。东二侧室甬道长0.3、宽0.81、高1.26米，侧室长1.14、宽1.16、高1.44米。形制与东一侧室相似，也未见遗物（图五）。

西侧室室内平面近长方形。甬道长0.84、宽0.64、高1.22米，侧室长2.74、宽1.44、高2.54米。地面为条砖错缝平铺。四壁砌法同主室四壁，墓壁高1.54米处起券。1.36米高处涂白灰至墓顶，从下到上第四层砖起涂高0.06米的黑色条带，再上为黑色菱形图案（图六）。墓室底部正中发现人骨，因后期进水及淤土扰乱，整体保存较差，仅存头骨碎片，葬式不可辨。人骨下铺0.02~0.03米厚的白石灰，附近可见板灰，推测原有木棺。

北侧室保存较好，室内平面近长方形。甬道长0.62、宽0.82、高1.22米。侧室长3.14、东西宽1.44、高2.42米。形制与西侧室基本相同，顶部同样饰菱形图案。墓底正中发现人骨，保存较差，可辨部分头骨与肢骨，头向南，人骨下铺白石灰，周围有板灰，推测原有木棺。头骨东侧出土1件铜镜（图七）。

墓室出土遗物共15件，包括陶扁壶、罐、碗、帐座，铜镜等。

 陶扁壶  2件。泥质灰陶。整体呈扁方形。侈口，圆唇，斜肩贴塑两钮，斜弧腹，底部有条形实心双足。肩腹交界处饰一道弦纹。M1：2，下半部呈黑灰色，可能为使用痕迹。口径6.2、高22厘米，腹部平面长19.6、宽12.8厘米（图八，5）。M1：3，口径6.7、高21.9厘米，腹部平面长21.9、宽16.4厘米（图八，2）。

 陶罐  1件（M1：4）。泥质灰陶。圆唇，侈口，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饰弦纹。口径8.4、底径8.1、高12.2厘米（图八，3）。

 陶碗  4件。泥质灰陶。斜弧腹，平底。M1：5，侈口，尖唇。腹部可见轮制痕迹，底部有方形纹饰。口径14、底径8.6、高4.8厘米（图八，1）。M1：6，口微侈，圆唇。腹部可见轮制痕迹，底部有方形纹饰。口径15、底径9.6、高5.6厘米（图八，4）。M1：7，圆唇。腹部可见轮制痕迹，底部颜色不均匀。口径17、底径10.6、高6.2厘米（图八，6）。M1：8，尖圆唇。口径10.2、底径5.6、高4.9厘米（图八，7）。

 陶帐座  7件。条砖简单雕刻而成。平面略呈方形，中心钻孔。根据顶面形制可分二型。

A型：4件。顶面呈覆斗型。M1：9-1，边长约15、高约6厘米，孔径约3厘米（图八，10）。M1：9-2，边长约15、高约5.8厘米，孔径约3厘米（图八，11）。M1：9-3，边长约14.6、高约5.9厘米，孔径约3厘米（图八，12）。M1：9-4，边长约14.9、高约5.8厘米，孔径约3厘米（图八，13）。

B型：3件。顶面较平。M1：10-1，边长约16、高约6厘米，孔径约2.3厘米（图八，8）。M1：10-2，边长约16、高约5.8厘米，孔径约2.3厘米（图八，9）。M1：10-3，边长约16、高约5.9厘米，孔径约2.3厘米（图八，14）。

 铜镜  1件（M1：1）。圆钮，宽平缘。内区中间上侧有铭文“至”，下方空白，铭文两侧有对称的夔纹，外饰两周弦纹和一周斜线纹。直径8.2、厚0.15厘米（图九）。

2023年4~9月，阳曲县人民医院建设涉及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现6座墓葬，其中有3座西晋墓，编号为2023TYCJYM1~3。墓葬位于阳曲县黄寨镇城晋驿村西南100米处（图一〇）。

2023TYCJYM1为多室砖室墓，由墓道、过洞、墓门、甬道、主室、东侧室、西侧室、北侧室组成。墓葬方向为174度。砌筑方法为先向下挖出墓道，再从墓道最深处掏挖主室和3个侧室，最后从内向外用条砖砌成各个墓室（图一一；图一二）。

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墓道口距地表1.8米，南北长18.5、东西宽1.5~2.4、深6.3米。墓道上宽下窄，上口宽2.4、底宽约1.5米。底部斜坡状，坡度为20度。东西壁呈二级台阶状，壁面有长条状工具痕迹。

过洞位于墓道中部偏北，顶部与墓道第二级台阶水平。南北长1.4~2、高2.7~3.8、洞高1.4~2米。

墓门为砖砌拱形门，门内高1.8、宽1米，墓门通高2.3米。封门上半部为平置的条砖，下半部又分为内外两部分，外部斜砌条砖（图一三），内部有一排圆木，共5组，每组5~6根（图一四）。

甬道位于墓门内侧，连接墓门与主室，甬道因外力挤压发生变形，整体向内塌陷。南北长2.4、东西宽0.8、高1.5米。甬道壁高0.9米处起券顶。甬道壁与墓圹之间填塞碎砖块（图一五）。

主室平面呈弧边方形，边长2.8、高3.7米。墓底为单砖“人”字形平铺。四壁砌法为三顺一丁，砌至高1.3米处起券，四角攒尖顶（图一六）。在主室墓壁四角距墓底0.9米处，墓壁的条砖延伸砌出灯台，东北角与西南角的灯台放置砖雕的圆形灯盏。墓底有2具木棺。小棺紧贴西壁摆放，长2.2、宽0.6~0.7米。棺内人骨保存较差，头朝南，仰身直肢，人骨下铺白石灰。大棺位于墓底中部，呈东南-西北向，长2.4、宽0.7~0.9米，棺内人骨保存较差，头朝南，仰身直肢，人骨下铺白石灰（图一七）。随葬器物主要有陶器、木印章、石黛板等，其中木印章、铜叉形器、石黛板出土于大棺内头骨东侧，陶器出土于墓室南部与东北角。

北侧室平面近弧边长方形，南北长2.9、东西宽2.4、高3.6米。连接主室的甬道长0.9、宽0.7、高1.5米，高0.9米处起券。墓底为单砖错缝平铺。四壁砌法为三顺一丁，砌至高1.5米处起券，四角攒尖顶。在墓壁四角距墓底0.9米处，墓壁的条砖延伸砌出灯台，其中西南角的灯台放置砖雕圆形灯盏。墓底有2具木棺，均略呈东南-西北向。东侧棺长2.5、宽0.5~0.7米。西侧棺长2.4、宽0.5~0.7米。棺内人骨保存较差，头朝南（即主室方向），人骨下均铺白石灰，其中东侧棺头骨上方放置圆形漆奁盒，仅剩漆皮。随葬器物主要有银钗、银手环、铜镜、陶帐座等，其中陶帐座出土于墓室东部，其余主要出土于东侧棺内。

东侧室南北长约2.5、东西宽2.9、高3.66米。连接主室的甬道长1、宽0.7、高1.5米（图一八）。主体形制与北侧室基本相同，因受外力挤压，北壁向内坍塌，其余三壁保存较好，墓壁东南角的灯台上有砖砌的圆形灯盏。墓壁高0.9米处起券。墓底为单砖错缝平铺，整体起翘变形。墓底有1具木棺，呈东南-西北向，长2.1米。清理时南高北低，与地面呈32度倾斜放置，应为淤土冲击所致。棺内未见人骨。随葬陶器出土于棺外北侧。

西侧室主体形制与北侧室基本相同。南北长2.3、东西宽2.5、高3.7米。连接主室的甬道长0.7、宽0.8、高1.5米，墓壁高0.9米处起券。墓底为单砖错缝平铺，整体起翘变形。墓底有2具木棺，其中一棺紧贴南壁，长2.1、宽0.4~0.6米。人骨保存较差，仰身直肢，头朝东（即主室方向），人骨下铺白石灰，头骨下枕石灰枕。棺底北部有1件漆盒，内有釉陶罐、铜镜。另一棺呈东南-西北向，长2.1、宽0.5~0.6米。棺内未见人骨，棺底满铺石灰。随葬器物主要有陶器、釉陶罐、金珰、铜镜、铜钱等，其中铜镜、釉陶罐、金珰、铜钱出土于南侧棺内，陶器出土于墓室近西壁处。

墓室内出土遗物共31件，包括陶罐、帐座，釉陶罐，金珰，银钗、手环，铜叉形器、镜，木印章，铜钱等。

 陶罐  8件。M1：1，泥质灰陶。侈口，圆唇，束颈，圆鼓腹，平底。腹饰九道线纹带。口径8.5、底径11.5、高19厘米（图一九，1）。M1：2，泥质灰陶。侈口，尖唇，束颈，斜鼓腹，平底。器表可见轮制痕迹，肩部饰一道弦纹。口径9.7、底径9.2、高13.8厘米（图一九，2）。M1：3，夹砂红陶。口近直，圆唇，直领，鼓腹，平底。器表可见泥条盘筑痕迹，肩部饰一道弦纹。口径7.3、底径7.8、高11.9厘米（图一九，3）。M1：4，泥质灰陶。口平面呈椭圆形，侈口，圆唇，平沿，束颈，溜肩，鼓腹，平底。器表可见轮制痕迹。口最大径6.7、底径5.9、高8.3厘米（图一九，4）。M1：5，泥质灰陶。侈口，圆唇，平沿，束颈，溜肩，圆鼓腹，平底。器表可见泥条盘筑痕迹，肩部饰两道弦纹。口径8.8、底径10.2、高15.8厘米（图一九，16）。M1：6，泥质灰陶。圆唇，束颈，圆鼓腹，平底。器表有水锈，肩部饰一道弦纹。口径6.1、底径4.6、高14.7厘米（图一九，11）。M1：7，泥质灰陶。侈口，尖唇，平沿，束颈，斜鼓腹，平底。器表有水锈，肩部饰一道弦纹。口径8、底径8.6、高14.1厘米（图一九，5）。M1：8，泥质灰陶。侈口，方唇，束颈，圆鼓腹，平底。器表气孔较多，有较多水锈痕迹，肩部饰两道弦纹。口径14、底径17.8、高19.8厘米（图一九，8）。

 釉陶罐  2件。M1：9，侈口，圆唇，束颈，鼓腹，平底。肩部饰两道弦纹，下饰一道弦纹。通体施红褐釉，釉色不均，表面多裂痕，有黑色斑点。口径4、底径5.4、高9.3厘米（图一九，6；图二〇）。M1：10，出土于西侧室南侧棺内人骨胸前，周边有漆皮，推测原置于漆盒内。夹砂陶。口残，斜鼓腹，平底。外施黑釉。底径2.4、残高3.9厘米（图一九，9）。

 陶帐座  4件。条砖简单雕刻而成。平面略呈长方形，中心钻孔。根据顶面形制可分二型。

A型：2件。顶面较平。M1：18-1，长约16.5、宽约14、高约6.2厘米，孔径约2厘米（图一九，12）。M1：18-2，长约16.2、宽约14.1、高约6厘米，孔径约2.4厘米（图一九，13）。

B型：2件。顶面呈覆斗形。M1：19-1，长约17、宽约15.6、高6厘米，孔径约2.8厘米（图一九，14）。M1：19-2，长约17.2、宽约16、高6厘米，孔径约2.8厘米（图一九，15）。

 金珰  1件（M1：21）。出土于西侧室南侧棺内人骨头顶。残。鎏金，背板为铜牌，表面沁染绿色铜锈。尖顶，圆肩，底微内凹。上饰蝉纹，蝉眼凸起，内镶物脱落，纹饰布满细小金粟粒。长7、宽6.5厘米（图二一）。

 银钗  1件（M1：11）。表面有锈迹。长28厘米（图一九，7）。

 银手环  4件。M1：12-1，直径约6.2厘米（图一九，17）。

 铜叉形器  1件（M1：17）。器身主体为长条形横框，中间有一条竖梁，两端形制对称，各有四个圆弧的叉头。长14、宽4.3厘米（图一九，10）。

 石黛板  1件（M1：20）。表面有红色物质。长12.8、宽9.2、厚1.2厘米（图二二）。

 铜镜  3件。圆钮，宽平缘。镜背中间为隶书直行铭文“位至三公”，两侧饰夔纹，外饰两周弦纹和一周斜线纹。M1：14，直径13.3、厚0.46厘米（图二三）。M1：15，直径13.5、厚0.46厘米（图二四）。M1：16，直径12.3、厚0.42厘米（图二五）。

 木印章  1枚（M1：13）。出土于主室东侧棺内人头骨西侧，与铜叉形器M1：17共出。方形。中部有横向对穿孔，应为系绳之用。正面篆书“闵博印信”，背面篆书“闵博”，应为随身私人印信。边长2、高1.2厘米（图二六）。

 铜钱  5枚。M1：22，五铢钱，表面锈蚀严重。钱径2.5、穿宽0.9厘米（图二七）。

2023TYCJYM2为多室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主室、南侧室、东侧室、西侧室组成。墓葬方向为354度。墓葬砌筑方式为先挖出墓道，再从地表向下挖出主室和南侧室墓圹，修整壁面，然后从主室东西两侧掏出东侧室和西侧室，最后用砖砌出各个墓室（图二八；图二九）。

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墓道口距地表1.85米，南北长15、东西宽1.3~1.9、深4.6米。墓道上宽下窄，上口宽1.9、底宽约1米。底部整体呈斜坡状，坡度17度。东西壁呈二级台阶状。壁面有长条状工具痕迹。

墓门为砖砌双券拱形门。封门位于墓门外侧，分为三部分，下部为土台，高0.3米，中部平铺条砖，高0.24米，上部斜置条砖，通高2.5米。

甬道位于墓门内侧，连接墓门与主室，南北长1.5、东西宽0.8、高1.4米。拱形顶，高0.9米处起券。

主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2.6、东西宽2.7、高3米。铺地砖为条砖错缝平铺。四壁的砌法为三顺一丁，在1.2米高的四壁拐角处，墓壁的条砖延伸砌出灯台。灯台以上起四面券，形成穹隆顶（图三〇）。墓顶的条砖皆以短面向内，有黑白彩绘（图三一）。墓底靠近东壁有1具木棺，南北向。人骨保存较差，头朝北，脚朝南，仰身直肢，人骨下铺白石灰，头骨下枕石灰枕，两头尖中间圆。随葬器物有陶罐、陶魁，出土于墓室西部。

南侧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7、东西宽2、高2.5米（图三二）。连接主室的双券拱形甬道南北长1.9、东西宽0.8、高1.2米，高0.9米处起券，整体高于主室地面0.16米。南侧室墓底为条砖错缝平铺。四壁底部砌法为三顺一丁，其上砌成山形，墓壁高1.1米处起四面券，形成穹隆顶（图三三）。墓壁东北角与西南角条砖延伸砌出灯台。部分条砖可见黑彩和白彩。墓底紧靠南壁与西壁有2具木棺。东侧棺内人骨保存较好，西侧棺内人骨保存较差。两棺内人骨头均朝北（即主室方向），仰身直肢，人骨下铺白石灰。随葬器物主要有陶罐、釉陶壶、陶灶、陶帐座、铜镜等。其中陶罐、釉陶壶、陶灶出土于连接主室的甬道内，铜镜于两棺内各出土1件，陶帐座出土于淤土中。

东侧室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东西宽2.6、高2.1米。连接主室的拱形甬道南北长0.8、东西宽1.4、高1.2米，底部整体高于主室地面0.16米，墓壁高1米处起券。东侧室墓底为条砖错缝平铺。墓壁微弧，砌法为三顺一丁，墓壁高1米处起四面券，形成四角攒尖顶。墓壁东北角与西南角条砖延伸砌出灯台。墓底有2具木棺。人骨保存较差，均头朝西（即主室方向），仰身直肢，人骨下铺白石灰。随葬器物主要有陶罐、铜镜、银钗、银手环，其中陶罐出土于连接主室的甬道内，银钗、银手环出土于南侧棺内，铜镜出土于南侧棺内（图三四）。

西侧室形制、葬式与东侧室基本相同。西侧室南北长2、东西宽2.6、高2.2米。连接主室的甬道南北长0.72、东西宽0.74、高1.3米，两壁高1米处起券。墓底有2具木棺。人骨均头朝东（即主室方向），人骨下铺白石灰。随葬品主要有陶罐、铜镜等，其中陶器主要出土于连接主室的甬道及墓室东南角，铜镜出土于北侧棺内。

出土遗物共30件，包括陶罐、灶、魁、帐座，银钗、手环，铜镜等。

 陶罐  7件。泥质灰陶。M2：1，口近直，尖唇，直领，肩部两侧各有一个系钮，圆鼓腹，平底。腹部饰戳印纹。口径10.6、底径10.8、高16厘米（图三五，1）。M2：2，侈口，圆唇，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饰两道弦纹，腹部饰折线纹。口径8.2、底径9.2、高29.2厘米（图三五，2）。M2：3，侈口，方唇，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饰一道弦纹，肩腹部饰竖向绳纹。口径12.4、底径11.3、高23.4厘米（图三五，3）。M2：4，侈口，圆唇，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饰一道弦纹，腹部饰竖线纹。口径6.8、底径11.2、高20.2厘米（图三五，4）。M2：5，侈口，方唇，束颈，圆鼓腹，平底。器表可见轮制痕迹，肩部饰三道弦纹。口径8.6、底径16.2、高18.7厘米（图三五，5）。M2：6，敛口，圆唇，肩部两侧各有一个系钮，斜弧腹，平底。肩部饰一道弦纹。口径9.2、底径6.4、高13.4厘米（图三五，6）。M2：7，侈口，方唇，束颈有两个圆孔，应为系绳所用，圆鼓腹，平底。器表可见轮制痕迹。口径6.8、底径6、高8.9厘米（图三五，7）。

 釉陶壶  1件（M2：8）。泥质红陶。盘口，圆唇，束颈，折肩两侧有兽面衔环铺首，圆鼓腹，喇叭口状圈足。肩部饰三圈凸棱纹，腹部饰五条凸棱，足中部和底部饰凸棱。口径16.2、圈足径20.4、高38.6厘米（图三五，9）。

 陶魁  1件（M2：9）。泥质灰陶。口近直，尖唇，口沿下微内凹，一端贴塑棱柱状柄，前端呈桃心形，斜弧腹，平底。内壁有轮制痕迹，器表有较多水锈痕迹。口径19.6、底径12.6、通长25.2、高10.6厘米（图三五，8）。

 陶灶  1件（M2：10-1~3）。泥质灰陶。M2：10-3，灶，平面近方形。前侧面有方形落地灶门，灶门上有山形挡火墙，后侧面有柱形烟囱。灶面刻划鱼、虾、铲等食物和炊具图像。边长15.3、高8厘米（图三五，13）。灶面有甑、釜各1件。M2：10-1，釜，平沿，圆唇，斜直腹，平底。口径8、底径1.5、高5厘米（图三五，12）。M2：10-2，甑，圆唇，微束颈，斜直腹，平底有篦孔。口径8.4、底径1.5、高5.1厘米（图三五，11）。

 陶帐座  4件。条砖简单雕刻而成。平面近方形，中心钻方形孔。M2：17-1，边长约16、高约6厘米，孔径约2厘米（图三五，14）。M2：17-2，边长约16、高约6.4厘米，孔径约2.5厘米（图三五，15）。M2：17-3，边长约16、高约6厘米，孔径约2厘米（图三五，16）。M2：17-4，边长约16、高约5.6厘米，孔径约2.8厘米（图三五，17）。

 银钗  2件。M2：11，表面有锈迹，保存较差。

 银手环  10件。M2：16，直径约6.2厘米（图三五，10）。

 铜镜  4件。圆钮，宽平缘。M2：12，柿蒂纹钮座，座外有双线方格。内区“T”形纹两侧有两枚带圆座的乳丁，“T”形和“L”形纹间饰三点一组的几何纹。近缘处有辐射状线纹，其外饰锯齿纹和螭纹。直径16.6、厚0.58厘米（图三六）。M2：13，镜背中间有隶书直行铭文“位至三公”，两侧饰夔纹，外饰两周弦纹和一周斜线纹。直径9.6、厚0.34厘米（图三七）。M2：14，主体纹饰为两周斜线纹和其间的四乳四虺纹。直径10.4、厚0.36厘米（图三八）。M2：15，铭文和纹饰与M2：13相同。直径9、厚0.3厘米（图三九）。

2023TYCJYM3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组成。墓葬方向为353度。修建方式为先向下挖出斜坡式墓道，再修理壁面，然后在最深处掏挖甬道和墓室（图四〇）。

墓道平面呈长方形，墓道口距地表1.8米，南北长9.2、东西宽0.8~1.4、深3.1米。墓道上宽下窄，上口宽约1.2、底宽约1米。底部整体呈斜坡状，坡度约18度，北部坡度较缓。东西两壁呈一级台阶状。壁面有长条状工具痕迹。

甬道为拱形顶，东西宽1.1、南北长0.76、高1.32米。

墓室位于墓道南侧，平面近长方形，南北长2.86、东西宽2、残高1.26米。墓壁经过二次修整。墓底有1具东南-西北向的木棺。人骨保存较好，头朝北，仰身直肢，人骨下铺白石灰，头骨下枕石灰枕。随葬器物主要有陶罐、釉陶罐、铁镜、银钗、铜钱等，其中陶罐出土于墓室东南角，其余出土于棺内（图四一）。

出土遗物共7件，包括陶罐、釉陶罐、铁镜、银钗、铜钱等。

 陶罐  3件。泥质灰陶。M3：1，侈口，圆唇，窄平沿，束颈，圆鼓腹，平底。口径9.2、底径8、高14.4厘米（图四二，1）。M3：2，侈口，方唇，束颈，圆鼓腹，平底。肩部饰一道弦纹，腹内壁饰斜方格纹。口径16.4、底径14、高23.6厘米（图四二，3）。M3：3，器盖为平顶，弧壁，口微外撇。内外壁有轮制痕迹。顶径9.4、口径13.8、高6厘米。罐身为敛口，方唇，斜领，圆鼓腹，平底。外壁有轮制痕迹。口径5.4、底径11.2、高14.6厘米（图四二，4）。

 釉陶罐  1件（M3：4）。侈口，圆唇，束颈，折肩，斜鼓腹，平底。通体施黄褐釉，肩部有支钉痕迹。口径2.8、底径2.7、高4.3厘米（图四二，5）。

 银钗  1件（M3：7）。出土于棺内人头骨处，表面有锈迹。长23.4厘米（图四二，2）。

 铁镜  1件（M3：5）。出土于棺内人脚骨处。表面锈蚀严重。直径13、镜面厚0.6、镜钮长2.9厘米。

 铜钱  1枚（M3：6）。出土于棺内人头骨处。五铢钱，表面锈蚀严重。钱径2.5、穿宽0.8厘米。

2020年10~12月，国科大太原能源材料学院建设项目建设涉及区域的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有2座西晋墓，编号为2020TJGKDM23、M25（图四三）。墓葬位于太原市尖草坪区镇城大街与东西山旅游公路交叉口东50米，东北距镇城村500米，西南距中北大学1500米。

2020TJGKDM23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封门墙、甬道、墓室组成。墓葬方向为175度。修建方式为先挖出两截斜坡墓道，再从墓道底部打通形成过洞，最后从墓道最深处掏挖墓室并进行修整（图四四；图四五）。

墓道位于墓葬南端，平面近长方形，底部呈斜坡状。以过洞为界，墓道可分为两段，其中南段两壁呈一级台阶状，北段两壁呈两级台阶状。墓道长16、深4.9米，墓道口宽1~1.3米。

过洞位于墓道正中，拱形顶，斜坡底，因考虑安全未发掘。长2.8、宽0.96、高1~1.3米。

封门墙位于甬道与墓道之间，共有内外两道。外部为不规则石块和青砖垒砌，宽0.94、高1.6米。内部上部横置一根枋木，下部用木棍并排封堵，木棍已完全腐朽，仅可见形状与少部分结构。

甬道位于墓室南侧，拱形顶，较为平整，壁面略做修整。长1.2、宽1.06、高1.1米。

墓室平面呈方形，四壁平直，顶部坍塌，形制不详。南北长2.76、东西宽2.73、残高1.4米。墓底正中有1具木棺，平面为梯形，呈西北-东南向，有榫卯结构，长2.24、宽0.55~0.8米。人骨保存较好，仰身直肢，头朝东南，鉴定为约30岁的女性。随葬品主要为陶器、陶帐座、银手环、银钗等，其中陶器、陶帐座出土于墓室南部，银钗、银手环出土于棺内。

出土遗物共12件，包括陶罐、碗、灶、帐座，釉陶罐，银手环、钗等。

 陶罐  3件。泥质灰陶。M23：1，侈口，圆唇，束颈，圆鼓腹，平底。口径7.2、底径12.2、高19.5厘米（图四六，1）。M23：2，敛口，圆唇，斜领，肩部两侧各有一个系钮，斜鼓腹，平底。肩部饰两道弦纹，腹部饰多道弦纹。口径10.2、底径13.6、高16.7厘米（图四六，2）。M23：3，侈口，方唇，斜领，斜鼓腹，平底。器表可见轮制痕迹，肩部饰一圈竖刻纹，腹部饰竖线纹。口径13.2、底径15.5、高24厘米（图四六，3）。

 陶碗  2件。泥质灰陶。侈口，圆唇，斜弧腹，平底。M23：4，腹部中间有折痕。器表可见轮制痕迹。口径15.6、底径9、高6.6厘米（图四六，4）。M23：5，口略外撇。口径7.8、底径5.4、高3.5厘米（图四六，5）。

 釉陶罐  1件（M23：6）。侈口，圆唇，束颈，斜弧腹，平底。通体施釉，表面有冰裂痕，釉含黑色杂质，肩部有三角形支钉痕。口径2.5、底径2.4、高4厘米（图四六，10）。

 陶灶  1件（M23：7）。泥质灰陶。M23：7-4，灶，平面近长方形，前侧面正中有方形灶门，灶门上有矮山形挡火墙，后侧有柱形烟囱。灶面上刻划鱼、铲等食物和炊具图像。长23.4、宽16、高8.5厘米（图四六，8）。灶面有釜、甑、盆各1件。M23：7-1，盆，圆唇，平沿，斜腹，平底。口径5.8、底径3.2、高2厘米（图四六，13）。M23：7-2，甑，圆唇，斜沿，斜弧腹，平底有篦孔。口径4.1、底径1.6、高2.8厘米（图四六，7）。M23：7-3，釜，敛口，方唇，鼓肩，斜腹，尖底。口径5.5、高5.6厘米（图四六，6）。

 陶井  1件（M23：8）。泥质灰陶。井身呈筒形，井腹较浅，井身上有半环形井架，顶上装有可转动的轱辘。口径14、高19.8厘米（图四六，12）。

 陶帐座  1件（M23：12）。条砖简单雕刻而成。整体略呈方形，中心钻一个圆孔，表面磨制光滑。边长15.6、高4.4厘米，孔径2.2厘米（图四六，14）。

 银钗  2件。M23：9，出土于棺内头骨处。保存较差，整体呈“U”形。残长9.6厘米（图四六，11）。M23：10，出土于棺内人头骨处，破碎成多段，长度不详。

 银手环  1件（M23：11）。出土于棺内人手骨处。表面多锈蚀，保存较差。直径6厘米（图四六，9）。

2020TJGKDM25为单室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封门墙、甬道、墓室组成，墓葬方向为177度。主要形制和修建方式与M23相同（图四七；图四八）。

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呈长方形，底部为斜坡状。以过洞为界，墓道可分为两段，其中南段两壁呈一级台阶状，北端两壁呈二级台阶状。墓道长14、深4米，墓道口宽0.92~1.4米。

过洞位于墓道正中，拱形顶，斜坡底。长2.84、宽0.86~0.92、高1.2~1.5米。

封门位于墓道和甬道之间，共有内外两道。外部的下部砌筑石块，宽1、高0.6米。内部的上部横置排木，下部竖置排木，排木已朽，仅见痕迹。

甬道位于墓室南侧，拱形顶，平底。长1.2、宽0.94、高1.2米。

墓室平面略呈方形，墓壁经简单修整。顶部坍塌，形制不详。南北长2.72、东西宽约2.6、残高1.35米。墓室西壁附近有1具木棺。平面呈梯形，南北向，长2.32、宽0.26~0.67米。人骨保存较好，仰身直肢，头朝南，鉴定为40~45岁女性。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陶帐座、铜镜、铜钱等，其中陶器、陶帐座主要出土于墓室东部，铜镜、铜钱出土于棺内。

墓葬出土遗物共10件，包括陶罐、碗、灶、井、帐座，釉陶罐，铜镜，铜钱等。

 陶罐  3件。泥质灰陶。圆鼓腹，平底。M25：1，口沿不平整，敛口，圆唇。肩部饰一道弦纹。口径7.6、底径12.2、高19厘米（图四九，1）。M25：2，侈口，圆唇，平沿，束颈，溜肩。肩部饰两道弦纹，腹部饰多条折线纹饰带。口径7.2、底径14、高18.8厘米（图四九，2）。M25：3，盘口，束颈。肩部饰两道弦纹，腹部饰抹断竖线纹。口径10.2、底径15.5、高22.8厘米（图四九，3）。

 陶碗  1件（M25：4）。泥质灰陶。侈口，圆唇，斜弧腹，平底。器表可见轮制痕迹。口径16、底径11.2、高6.8厘米（图四九，4）。

 釉陶罐  1件（M25：7）。口沿残，斜弧腹，平底。腹部饰数道弦纹。通体施黄釉，表面有冰裂痕，釉含黑色杂质，肩部有三角形支钉痕。底径2.2、残高3.1厘米（图四九，8）。

 陶灶  1件（M25：5）。泥质灰陶。M25：5-4，灶，灶体呈长方形，前侧面有方形灶门，无挡火墙，灶面后侧有圆孔，疑似为烟囱。长27.4、宽22.2、高11.2厘米（图四九，7）。灶面上有甑、釜、盆各1件。M25：5-1，盆，尖唇，斜直腹，平底。口径8、底径4.2、高3.2厘米（图四九，5）。M25：5-2，釜，圆唇，敛口，斜鼓腹，尖底。口径4.9、高5.3厘米（图四九，6）。25：5-3，甑，平沿，圆唇，束颈，斜直腹，平底有篦孔。口径4.5、底径1.8、高2.8厘米（图四九，10）。

 陶井  1件（M25：6）。泥质灰陶。井身呈筒形，井腹较浅，井身上方的半环形井架已残。口径13.2、残高17.6厘米（图四九，11）。

 陶帐座  1件（M25：10）。条砖磨制雕刻而成。平面呈方形，中心钻一个方孔，未贯穿。边长11、高5.4厘米，孔径2.2厘米（图四九，9）。

 铜镜  1件（M25：8）。出土于棺内人头骨处。圆钮，钮座外饰一周连珠纹，其外有两圈等距分布的乳丁，每圈八枚，两圈乳丁间饰八瓣内向连弧纹，外圈乳丁间以凸弦纹相连，最外侧为一周短线纹，缘较宽。直径15、厚0.5厘米（图五〇）。

 铜钱  1枚（M25：9）。出土于棺内人骨盆骨处。表面锈蚀严重，钱文为“大泉五十”。钱径2.8、穿宽0.8厘米（图五一）。

上述6座墓葬均未见有明确纪年的遗物，其年代可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与本地和周边时代明确的墓葬对比来判断。

沙沟M1为多室砖室墓，通过甬道连接主室与多个侧室，其中主室随葬品最多，其形制与山西大学东山校区西晋墓M2、太原化学工业集团西晋墓M1、西安曲江二路西晋墓、河南洛阳孟津连霍高速ZM44相似。这种墓葬形制主要还是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延续，虽为多室，但不代表墓葬级别，多为祔葬墓。沙沟M1出土的器物不多，但具有代表性。其中陶帐座M1：9与洛阳太原路西晋墓陶帐座CM2360：3器形相近。陶扁壶M1：2与河南偃师杏园M34：49、王湾西晋墓M2044：6器形相似。铜镜虽然仅有“至”字，但形制与“位至三公”铜镜相同，推测为“位至三公”镜的简化版，这类铜镜是洛阳地区魏晋墓的典型器物，广泛流行于洛阳乃至北方地区。

城晋驿M1~3位置相近，墓道均为台阶状，且两侧有长条形工具修整痕迹，木棺都采用石灰铺底，初步判断这三座墓葬为同一时期。城晋驿M1、M2为带斜坡墓道的多室墓，形制与山西大学东山校区西晋墓M2等相似，均是祔葬墓，各侧室葬人与主室墓主的关系需人骨样品的DNA检测结果才能确认。城晋驿墓地出土金珰M1：21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东：102、甘肃敦煌晋墓60M1出土的金珰相似。城晋驿M1、M2出土“位至三公”铜镜，陶帐座M1：19也与河南洛阳太原路陶帐座CM2360：3器形相近，铜叉形器M1：17与河南曹操高陵出土的M2：336器形相同，釉陶罐M1：9、M1：10、M3：4与河南偃师杏园村34号墓出土的釉陶罐器形相同。

国科大M23、M25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并列分布，皆出土陶小口罐、碗、灶、井、帐座，釉陶罐等，这些特征表明这两座墓可能为年代相近的家族墓。墓道东西两壁呈台阶状，与城晋驿M1~3墓道相同；中间有过洞，通过甬道与墓室相连，这与敦煌晋墓60M1相同。从出土器物来看，釉陶罐M23：6与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M1︰西内15器形相同，陶小口罐M25：2与山西大学东山校区M4：1器形相同，陶两系罐M23：2与河南温县南张羌西晋墓M30：12器形相同。

综上所述，上述6座墓在葬俗、墓葬形制、出土器物方面存在较多共性，年代均应为西晋时期。

西晋墓葬被盗者较多，但城晋驿M1~3中，除了M1东侧室北壁受外力挤压导致坍塌，其余部分均保存完好，出土器物的数量和完整程度也表明这三座墓葬未被盗掘。城晋驿M1、M2为多室墓，南北长20多米，东西全长8~9米，是目前太原乃至山西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晋墓。3座墓墓道两侧均为台阶式内收，这一特征在洛阳地区的同时期墓葬中较为常见，且与墓主人身份地位具有明显关系。城晋驿M1出土了木印章、金珰、铜叉形器等。《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铜叉形器与曹操高陵M2的同类器形制相同；木印文字“闵博印信”表明了墓主人的姓名。这些随葬品说明了墓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为中高级官员。墓地所在的阳曲县是西晋时期刘琨数十年守卫晋阳抗击匈奴的重要基地，也是他率众奔冀之前“召集亡散”的“徙居”之地，推测城晋驿M1的墓主人可能与刘琨有一定关系。

沙沟M1的墓道未能发掘，形制不详，但墓室顶部以黑、白彩绘制几何纹壁画的做法极具特色，与城晋驿M2主室墓顶的黑、白彩纹饰异曲同工。这种墓葬装饰是在太原地区甚至山西地区同时期墓葬中首次发现。根据现有考古材料，墓室内绘制黑彩和白彩几何纹的做法，主要分布于甘肃武威地区，包括武威南滩M1、武威师范学院魏晋墓、臧家庄M1和M2、第一粮库魏晋墓、交警支队综合楼魏晋墓等，嘉峪关地区也有零星发现。目前仅见于太原地区与武威地区的分布特点，可能与魏晋时期的人群迁徙有关。西晋末年，战乱频繁，河西走廊地区远离中原，社会和经济相对稳定，中原人群避难，迁往河西，带去了自己的文化风俗，并与当地文化风俗相结合，形成了有地域特色的葬俗。墓室的彩绘纹饰内容既不取材于宗教，也不取材于现实生活，似乎介于墓壁素面与彩绘壁画之间。沙沟M1和城晋驿M2中的彩绘几何纹饰，为研究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北地区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与融合提示了新方向。

太原地区发现的西晋墓较少，目前确认为西晋时期的主要有太原尖草坪西晋墓、太原化学工业集团西晋墓M1、山西大学东山校区的3座西晋墓，加上本次报道的6座，共有11座。从现有资料来看，太原地区西晋墓与以洛阳为中心的“晋制”既相似又有区别。两者在墓葬形制方面相似之处较多，包括长斜坡墓道两侧台阶式内收、砖室墓墓室四角砌筑灯台、墓壁呈弧形等。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则差异较大，虽然都以陶器为主，但洛阳西晋墓的常见陶器组合包括生活用具、模型明器、俑三大类，而太原地区西晋墓几乎不见俑类，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的种类也较单一，如没有洛阳地区西晋墓常见的多子槅、空柱盘等。

综上所述，上述六座西晋墓的发掘，为研究山西地区魏晋时期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