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彭真是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父亲未退下来前，很少谈自己的历史，1988年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中共山西省委因编组织史找我父亲，请他谈谈山西建党及有关山西党史的问题。1990年1月5日和10日，父亲在北京家中两次同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及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山西党史。谈话之后，父亲对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又认真进行了校阅，并与档案材料进行了核对。现存在山西省委的1990年1月5日和10日的两份《彭真同志谈山西党史》记录稿，是可信的。1996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彭真传》编写组后，父亲开始准备回忆自己的历史。从8月起，父亲陆续谈自己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由我录音整理。谈一段，我整理一段送他审阅。9月编写组正式成立后，从中央档案馆、中央组织部查阅了许多父亲的历史档案资料，使我们对父亲人党前后的历史更加清楚了。下面，根据我父亲生前几次的谈话和有关档案资料，介绍父亲入党前后的一些情况，以纪念山西建党80周年。

对侯马老家和早期教育的回忆

1996年8月31日，父亲回忆家庭情况时说：

“我的祖籍在山东桓台，老人都讲是新城人。原来是齐国的地方，齐桓公到鲁国，鲁庄公送出了界，违了理，管仲提出，就把这块地送给鲁国，叫新城，现叫桓台。我的祖父、祖母在山东荒年时，一条扁担挑着全家逃荒到山西。初到山西是在运城，那时叫盐池。我祖父、父亲一家开始时举家讨饭，祖父、父亲到盐池打工，后辗转流动到曲沃侯马落户。那时山西光绪三年以后遭大灾，那里死了很多人，死光人的绝户房屋无人住，地无人种。房子谁住是谁的，地谁种是谁的。我的一家就住在我当时出生的窑洞中，同时也种了点地，种莱种粮食。就这样在侯马落了户。这时候家里种地，有活时也卖零工，买点棉花纺线，也讨点饭，这样维持生活。”

关于我曾祖父、祖父从山东桓台到山西侯马的历史，山东和山西党史工作者都做过调查考证。据《桓台县志》记载，1888年前后，桓台县接踵遭受水、旱、虫、风、地震、雹等灾害，许多人家因灾遭致破产。在此前后，桓台及附近一些县有不少人逃荒到山西，寻找活路。曾祖父和曾祖母就是在灾后变卖了仅剩的一点家产，带着儿女举家逃荒到山西的。曾祖父、曾祖母仗义尚武，非常崇拜武圣关公，因此把到山西的第一个落脚地选在关公故里运城。在盐池住了很短时间，看到这里打工者很多，仅靠曾祖父打工难以养活全家大小5口人。曾祖父从山东同乡中打听到晋南有一个侯马镇，在运城北面，地处交通要道处，闲置土地、空房很多，不少山东和其他地区逃荒者到那里落脚。于是，全家人北上到了侯马镇，先在镇南门外一处破庙中暂栖身。后打听到南门外不远处浍河岸边有一个垤上村，村中有一些因灾留下的空窑洞久已无人居住，于是曾祖父去看了垤上村的情况，先借住在村中东堡一个王姓破院的空房中。后找到一眼已是绝户的破窑洞，稍加收拾，住了进去。后又在旁边新打了一眼窑洞，从此有了自己的家。百余年来，历经风雨沧桑，这两眼土窑洞一直保存至今。在这里安顿后，全家在浍河边上开了一些荒地，从此长住在垤上村。

曾祖父、曾祖母和祖父是很能吃苦，又有丰富种地、打工经验的人。祖父到垤上村后给一家裴姓的秀才家打工，跟着裴秀才识字学算术，靠着勤奋、吃苦和天资聪明，成了村中会写会算的能人。全家人辛勤劳作，家境逐渐好转，我祖父和山东逃荒到附近东张寨的魏家女儿结了婚。此后日子越过越好，经济状况由贫农上升到中农，(到我父亲长到16岁<1918年>准备上小学时，家中还雇过一个长工，实际上已是富裕中农了。)1938年11月3日父亲在延安参加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填写党员登记表时，填写的是富农。1941年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准备让父亲留在延安任中央党校教育长时，9月3月又填过一份更为详细的履历表，写的家庭状况是“幼年时父亲曾做盐池工人、短工，逐渐改务农业。分家前是富农，分后是中农。”对于家庭成份，父亲在自传中说：“过去因为家中雇有长工，我曾认为家庭出身是富农。后来根据划阶级标准看，应算是富裕中农。”

父亲在回忆自己的历史时，很强调从小在侯马时接受的社会教育，认为“这一段历史对我参加斗争，入团这么快很有影响”。1996年11月27日，父亲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我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祖父、父亲两代没有人上过学，可是我一懂事以后，我的父亲就教我识字识数。还有邻居程大叔。我的父亲识字是他给一家秀才当小长工时，秀才裴为仁和他关系很好，就教他识字看书。我出生时他已能看简单的小说、戏本，就开始教我识字、识数。特别是程大叔，是个瘸子，他是一个编席的席匠，他教我识字识数最多。他白天编席，晚上来我家串门和我祖母聊天，也说些故事，有时就教我识字识数。我不知他念没念过书，但他识字很多，看到什么，就在地下用手指写个字教我，讲很多我不懂的知识、学问。他告诉我，当时军队怎么编制，皇家有兵、刑、工、吏、户、礼六部。后来才知道这是清朝的六个衙门。北京的六部口就是这六个衙门所在地。他的知识来得很奇怪，至今我也不理解。在上私塾以前，我已能够看农村的小剧本。我父亲和程大叔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我十四岁时，父亲和同乡请来一位教师教我们念书，是我们本家侄子，考了半辈子都没有进学的落第秀才。这时，我们一群七大八小的小孩念书，上课时间是农闲和冬学。因为农忙时我们孩子都要下地劳动。我当时比别的孩子学得快，而且特别快。先生不知道我曾跟我父亲和程大叔学过那么多字，吹我记性好，是神童，于是鼓起了我家大人对我的兴趣。念了几个冬学私塾，受了些部分四书五经的教育。我没有入初级小学。那时我们的侯马已有国民小学，但因从小参加劳动，家里贫穷，误工误不起，没有入国民小学。我迫切地、如饥似渴地想上学，但家里又舍不得我这么一个劳动力。直到十六岁我才考入本县第二高等小学，就在侯马镇，是曲沃县第二高小。在家吃饭，走读上学。我能上学是祖母死乞白赖的坚持。念了三年书，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这就是我受的小学教育，这是我学习的蒙昧时期。”“这时，对影响最大的是农村环境的社会教育。”

“第一是更房教育，是更房内贫下中农，编农家家长里短的教育。那时一到冬天，为防止窃盗，农民就轮流派人打更，夜里就住在更房。在更房里，讲话的内容往往是挖苦富人，讲富人家里这样那样不通人情的故事。我一到晚上就去更房听他们讲故事。除过家里了解的外，我对农村的了解，许多是从更房中东家长、西家短的议论中知道的。”“其次是各阶层农民在地里干活休息时，或在树下或在城门洞里抽烟休息时，也讲故事。他们什么都讲，但不大讲富人，因为有的富人也在一块休息，使我了解了很多情况，包括我的故乡，包括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的情况。”

“那时我们村里过半数是从山东、河南、河北逃荒来的。这是所受的另一个环境的教育。在这些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人要劳动，二，人要学好。”

父亲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除受社会环境影响外，家庭的熏陶，对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父亲出生时，曾祖父已去世，由曾祖母当家。曾祖母出生于镖师之家，从小受家庭影响，会武术，懂医术，生性豪爽，爱抱打不平、讲义气(全家从山东逃荒到晋南的沿途中，全靠她的护卫)。到垤上村后，和村人相处很好，尽其所能从多方面帮助乡邻。特别是她常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扶弱济贫，又懂医术，为村人诊治疾病，很快就受到村人的尊重。曾祖父在我父亲出生前染病逝世后，曾祖母成了一家之主。曾祖母对作为长子长孙的父亲特别钟爱，从小亲自教孙儿做人做事，无论是下地的农活，还是家中的喂养牲口、纺线买线、挑水、卖菜，卖粮买盐，都让父亲去干。父亲对曾祖母非常尊重，多次谈到曾祖母，的为人处事和对他的支持。他回忆说：

“我很感谢祖母，她支持我上学，极力主张我去上学。我叔父就是因为送我上学跟我父亲分的家。十来岁时我就跟着祖母喂牲口、下地干活。祖母还让我早上挑着自己种的菜到周围去卖菜。通过这些使我懂了，点生产知识和商业知识。…‘祖母经常在家里讲恶霸欺负人，穷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故事。祖母还知道许多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的故事。在晋南义和团没有大作为，但很多山东、河北的移民当过义和团。她还讲洋人打仗的故事。”曾祖奶的性格和作为，使父亲非常佩服，对父亲一生中爱憎分明、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坚持原则、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入党前思想转变的回忆

父亲生前得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要写《彭真传》后，对这件事很重视，一再强调要实事求是地写，不要夸大其词，不要拔高。特别是早期的事，早期的思想，要写出从蒙昧状态到树立了革命思想的转变过程，不要把自己估计过高。1996年8月31日父亲特别谈了他童年的思想：

“辛亥革命时我正在蒙昧时期。那时我刚懂事，只知孙中山不要皇帝，废科举，立学堂。只知剪了辫子怕张勋，不剪辫子怕孙文。义和团杀洋人、烧教堂，反对二鬼子。并不知帝国主义。对军阀那时不觉悟，只知军人是霸道欺负人的。上了高小有了爱国思想，抵制日货，打倒卖国贼。”“五四运动时山西大学的一个学生周敦谅宣传反对二十一条，为国为民和反对卖国，反对汉奸，反对段祺瑞、张作霖、徐树铮等。这时我受到一些民主主义的教育，坚定了我外出求学的欲望。但这时打倒帝国主义的思想还没有。平时有军队从侯马过，我总要去看。这是蒙昧阶段，思想杂乱无章，有农民思想、封建思想。”

，

在199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了《彭真传》编写组后，父亲在10月5日又讲了一次他的早期思想：

“在二高(曲沃县第二高等小学)，李长龄做我的国文教员，常和我在野外谈心，鼓励我为国为民，爱国爱民，对我影响较大。刚入学时，我和两个留级生坐在一块，一个叫丘番晋，一个叫程伟云，大家都看不起他们，也看不起我。我的作文好，是贴了堂的。但别的课，如上数学课，就糊涂，不知如何是好。我发现他们有国民小学四年级的课本，我可以学习，我就用他们的课本，白天晚上地看，他们俩争着教我，帮我学了大部分课本。半年多，我就赶上了，补了小学的课。我从小就爱听故事，大人一讲，我就凑到一块听。在更房里讲故事，挖苦地主；在城门洞、在树底下都讲，贫雇农也讲富农的肮脏事儿。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的。”

从农民思想、封建思想向为国为民、爱国爱民思想转变，是父亲青少年时期一次重要的思想进步。父亲在自传中说：“高小毕业时，我的求知欲望更强了，并且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父亲思想的大转变，是在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简称省立一中)之后。

1921年秋父亲从二高毕业后的理想，是要到太原继续求学。但是，祖父认为应在晋南谋个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帮助他支撑家庭。因此，祖父的打算是让父亲在当地找一份教师工作，尽快成家立业。父子俩因此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时，二高的教师到家中一再劝曾祖母和父亲、祖母，认为凭着父亲的天赋、才气和品德，将来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侯马应该支持培养出这样的才子。父亲同学的家长也极力劝祖父，让父亲去太原投考，并承诺愿意负责父亲到太原的路费。在这关键时刻，曾祖母再次拍板，支持孙儿去太原继续上学。祖父在曾祖母的坚持下和老师、众乡亲的劝说下，改变了主意，借了7块银元，送父亲到太原去投考学校。这样，父亲在一生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离开家乡，独立走上社会。

1922年春父亲到太原后顺利考上著名的省立一中，实现了走上社会，为国为民而求学的初步目的。1938年11月3日父亲第一次写“参加革命斗争小史”时说：

“最初1922年参加学生运动，并开始在当时SY(青年团)所领导的青年学会领导下，参加一些工人运动。首先是铁路工人和印刷工人，后来是鞋匠工人、太原总工会……接着又参加当时山西省国民会议促进会任大会秘书长。”

关于初到太原后的思想转变，父亲在1990年1月5日同李立功等谈山西党史时，专门谈了这个问题：

“我入党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山西太原开始的。”“讲党的组织，先讲建党思想。因为首先决定于用什么思想建党。”“最初的思想武器是《新青年》。在山西，思想上首先打开阵地的是《平民周刊》。”“还有一个晋华书社，在开化寺东边那个屋子里面，老板是个麻子。那时第一中学办了个青年学会，也有很多书，我们几个轮流在那儿住，负责管理借书，各种书都有，有社会主义的书，马列主义的书，有无政府主义的，有资产阶级的，这个那个，什么书都有。同学们谁愿看就看，看书的人不少啊!我在那儿值班，白天晚上都有借书的。晋华书社和青年学会的书，都是高君宇、李大钊从上海、北京收集来的。他们把一部分书寄给晋华书社，一部分书寄给青年学会，作用可大啦!这是讲思想准备，一个刊物，一个书社，一个学会。后来青年学会还出了一个《青年报》，这都是按高君宇的意图办的，都是在李大钊、高君宇整个计划下干的。共产党成立以后党中央出了《向导》，《向导》在山西也起了很大作用。”“《向导》在山西宣传共户主义思想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山西建党就是靠《向导》。你给我一本《向导》，我给他一本《向导》，扩大政治影响。还有一个《中国青年》，恽代英、肖楚女创办的，这两个刊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办《平民周刊》是王振翼。高君宇、王振翼是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

父亲在自传中讲到考入省立一中后的思想转变时说：

“入校后不久就参加了驱逐阎锡山走狗校长魏日靖的斗争。就在赶校长的学潮中间，我加入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会。这个学会有进步书籍供阅读，和会员交谈，我开始受团的教育，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这时才知道，贫富之间有阶级关系，才知道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和帝国主义，才知道有各派社会主义，并开始在团的领导下参加工人运动。”

父亲人党前思想的转变，同党内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转变有相似之处，也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父亲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顽强奋斗，同他从小参加劳动，接受农村社会教育，上小学后接受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爱民教育，上中学后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分不开的。从蒙昧时期“要学好人，要劳动，人要学好，学好不学坏”的思想，到有“为国为民，爱国爱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再到“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这就是父亲回忆的入党前思想转变的轨迹。对于思想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受共产主义启蒙教育这一阶段对父亲一生的影响，在1983年1月24日父亲写给《山西青年》编辑部的信中，总结概括为3条：

“(一)粗浅的唯物史观知识，使我确信：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历史自己的道路，无产阶级的道路，也是中国唯一的出路。自己决心走这条路。

(二)要走这条路，必须接受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为党为革命牺牲个人的一切。自己决定这样做。

(三)这就必需用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不断改造自己，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需‘深入群众’，当时实际是深入工人中去，锻炼改造。那时，在太原，要求加入党团组织的人，要先到工人中去工作一个时期接受锻炼考验——现在回想起来，在长期斗争过程中，产业工人群众在这个方面给我的帮助、教育是很大的。同时，党团组织生活、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很严肃的。这些对于我和一些同志的思想改造起了很大作用。”

对入团入党时间的回忆

关于父亲入团入党的问题，父亲在1938年11月3日填写的党员登记表中记载的是：1923年在太原入团；1923年在太原入党。入党介绍人是高君宇、李树荫(即李毓棠)。入党动机是“受五四运动后新青年等新思潮影响”。在1941年9月30日填的履历表中写得更为具体：

“1923年5月5日在太原加入SY。”

“1923年冬或1924年春由团转入党，由李毓棠介绍(并由李说明系与高君宇共同署名)，当时系在太原。”

“入党动机受了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宣传的影响，逐渐信仰共产主义。”

父亲在自传中说：

“由张靖麟、李毓棠(李树荫)或王礼介绍我于1923年5月入团。同年冬由李树荫、张靖麟谈话，通知我已和高君宇商好介绍我入党。”

1990年1月5日的谈话中父亲详细谈了人团入党的经过：

“山西共产党是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系统指导下搞起来的。1920年，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时候，山西有高君宇、王振翼参加。贺昌那时还小，他是后来加入进去的。王振翼在太原入团。贺昌是在太原入团入党，他1923年离开太原。王振翼应该是1920年入党。”“那时候党叫CP，团叫CY，社会主义青年团叫SY，改成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后叫CY。党又叫大学，团又叫中学。当时党团分得不那么清楚。那时候有的人入团入党的时间比后来填表的时间早。”“高君宇、王振翼入党，应该是1920年，就是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建党要从李大钊、陈独秀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算起。贺昌是山西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入团入党的时间比后来填表的时间要早。1922年省立一中赶校长时他是领袖，我们这些人都是他领导的。过去计算入团入党的时间，有时不一致。有的是以谈话通知时间算起，有的是从过组织生活时间算起。高君宇在北京，有的就是他在北京说你回去通知某某叫他入党。我就是这样入党的。1923年他们从北京回来通知我入党，我是1923年谈话的，1924年过组织生活。后来填表时，有时填1923年谈话通知的时间，有时填1924年过组织生活的时间。”

父亲逝世后中央确定为1923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山西省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引导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主要是高君宇、王振翼、贺昌这3个人。其中最重要的是高君宇。每次谈山西建党时，父亲总是首先谈高君宇。1984年4月25日父亲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拍摄的电视片《高君宇》题词：

“高君宇同志是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的先驱和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太原的共产党、共(社)青团是在他的联系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90年1月5日父亲专门又讲到：“山西党的最早创始人，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有一点必须肯定，高君宇是第一个搞革命的，是确切无疑的。他是我们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人。山西党的创始人，头子是他，不是之一。有人讲我们这些人似乎成了山西党的创始人，把我们也算在里边了，那还行啊!创始人是高君宇，还有王振翼，还有贺昌。”

父亲对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很有感情，他在这里上学时在旧制中等科第34班，和侯马老乡、二高同学刘殿元同班。在这里，父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党、团组织。1984年5月5日父亲为他在省立一中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61周年纪念日题词：

“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是山西共产主义启蒙运动和共产党、共(社)青团当时活动的基地，我和山西有些老同志是在那里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

对在太原从事革命活动的回忆

父亲考入省立一中后，很快就被卷入贺昌领导的反对校长魏日靖的斗争，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结识了贺昌，通过贺昌认识了高君宇、王振翼、李毓棠、张叔平、张靖麟等。父亲在自传中说他“人校不久就参加了驱逐阎锡山走狗魏日靖校长的斗争”。

父亲在反校长斗争胜利后被吸收加入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省立一中青年学会，后又参加了青年学会专门为贫苦人家子弟办的平民小学。以后父亲又在平民小学内增设了成人夜校，吸收太原进步的工人、店员等参加学习。父亲说，太原最早的工人运动就是通过青年学会领导发动的，首先是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后来又发动鞋匠工人、兵工工人、三轮车工人、纺织工人、煤矿工人等的斗争。1923年5月5日，父亲由当时的太原团地委负责人张堉麟、李毓棠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入团之后，父亲成为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的负责人，参加了同年10月由太原团地委组织的反曹锟贿选和成立太原民权运动大同盟两项规模较大的活动。根据父亲一年多参加革命斗争的表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由高君字、李毓棠介绍，经中共北京区委批准，在冬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父亲继续深入到太原工人中去组织发动工人斗争，并在放寒假期间到阳泉、榆次的工厂中调查研究。在这期间父亲和太原各个大中专学校的青年团都有联系，经常到各个学校去做宣传鼓动工作。这些工作，为山西建党准备了条件。

1924年5月高君字从北京到太原时，是由铁路工人护送到太原的，住在省立一中青年学会，离开时父亲化装成三轮车夫把高君宇送到太原火车站，由铁路工人护送前往上海。父亲在1990年1月5日谈到山西建党时说：

“山西是在1924年建立党的组织。那年的茱萸季节高君宇回山西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党的组织。”

中共太原支部是山西省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成立以后以《中共旅莫组会议记录》内容为标准过党的组织生活，严格要求党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党、团员深入到工厂中参加工人运动，接受锻炼和考验。

高君宇到山西建立共产党组织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因此，高君宇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到山西的另一项任务是在山西推动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在山西建立国民党组织。父亲根据高君字的指示，参加了组建山西国民党的工作。父亲回忆说：

“我们在建党初期犯的错误主要是关门主义。那时候搞国共合作，经我乎里发展了500多名国民党员，这里面至少可以发展百十名共产党员，可惜发展得太少了。天下大了，还那么小里小气!”

父亲在1938年11月3日的党员登记表中填写这一段历史时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加过国民党(系垮党)，系国民党山西临时省党部发起人及筹备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在山西以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的公开身份，参加领导了山西的国民革命运动。这时，父亲在党内是中共太原支部组织委员，在团内是太原团地委学生部部长。父亲在1990年1月5日回忆了这段历史：

“1924年搞国共合作，北方国民党的领导权主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山西主要是我们，河北省几乎百分之八九十是我们党领导的。北京有几派，但力量最大的是我们。这是由于开始国共合作的时候，中央决定李大钊同孙中山谈判，他去上海就住在孙中山的家里，两人是很好的朋友。在北京，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孙中山则请李大钊主持北方国民党党务。河北、陕西、山西、北京这些地方的国民党都在左派手里。1924年11月，孙中山发表《j匕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各地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推动国民革命。我们执行中央指示，联络各界人士，搞起了山西(太原)国民会议促进会，推举太原山右大学校长李墨卿(或者是山西教育会会长冯司直)担任会长，我担任秘书长。那时我们是娃娃，当会长不行。各县的教育局长和一批中学校长及大学教师都参加。这个组织对山西的思想起很大推动作用，宣传三民主义，发展国民党员，推动山西民主革命运动。斗争很尖锐。阎锡山过去参加过国民党，推翻满清政府他是革命的。所以在山西发展国民党说什么都可以，你讲打倒军阀，阎锡山就说不行。然而，国民会议促进会开会时，提出了，打倒军阀’的口号，全场一致举手通过，阎锡山没办法了。国民会议促进会是一件大事，是全省的大事。”

父亲在国民会议促进会的工作能力，受到社会各界和党、团组织的肯定。1925年元旦时，父亲又领导成立了山西工人联合会，并在太原文庙三立阁召开了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有铁路、制鞋、印刷、纺织、皮革、面粉、兵工、水夫、车夫等各行业的工人代表。会上阎锡山当局派特务混在工人代表中间制造事端，父亲挺身而出与他们斗争，使会议顺利进行，正式选出工会领导人，印刷工人王世益当选为山西工人联合会委员长。2月，太原团地委改选时父亲当选为团地委书记。3月，中共太原支部改选，父亲当选为党的书记。从此，父亲成为太原党团主要领导人。春天，父亲又以省立一中学生会主席身份，参加太原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太原学联)，当选为副主席。这时，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处在高潮时期。父亲把党团工作的重点放在整顿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上。这些工作，在父亲这一时期写给团中央和中共中央的信中，都有详细的介绍。他写信时，用的是“春雷”、“傅春雷”的别名。从1925年3月至8月的半年时间内，父亲向中共中央、团中央写的汇报工作的信据目前查到的就有21份。关于这半年中父亲领导的革命斗争，1990年1月5日父亲在回忆时说：

“1925年先搞了一个鞋匠罢工斗争，这个斗争胜利了，工资增加了，条件也改善了。”“还有一个反房税。这个斗争很值得讲一讲。1925年春夏之间，国民军胡景翼从陕西、河南、河北(直隶)三面向山西逼进。阎锡山要扩充军备，对抗国民军，决定值百抽九征房税。这个反房税斗争开始是自发的，各界人士都参加了。开始我们在学校贴出墙报，反对房税，无人响应，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动静。一天，有一个人没有和我们商量，出了张墙报，说征收房税是对的，你们反对征收房税是胡闹。这一下把学生激起来了，各校学生上街了，工人、商人、市民都参加了。5月18日，青年学生和市民群众一下都到了督军公署，有几万人。阎锡山很恐慌，怀疑我们和胡景翼有联系，说：‘这个事可要小心呐，要确实闹起来，胡景翼打进来就危险了!’于是他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并调来500名大个子宪兵把守督军府门。学生们在外面围冲。我们冲进去，宪兵把我们推出来。学生们拆围墙，抛砖头，往院里甩。宪兵又把砖头隔墙扔出来，把几个学生打得头破血流。阎锡山不准宪兵开枪。学生们派代表进督军府请愿，迫使阎锡山写下了‘取消房屋税’的通令。学生代表出来，不知是什么人说：‘他妈的，房税是省公署秘书长贾景德、财政厅长杨永泰、阎锡山的丈人徐一清搞的。’一怒之下，学生们涌向了杨、贾、徐的公馆，把家具打了个稀巴烂。阎锡山派军队前来抓学生，学生们回了家。有人说是共产党搞的，实际是自发的。”“反房税斗争胜利后，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我们搞起了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左、中、右各派势力都参加了，李墨卿担任会长，我担任副会长，声援上海反帝运动。”

父亲在回忆这段工作时，还讲了他到晋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建团的事：

“1924年的时候，晋南临汾出了一个《新声报》，还有新声书社，联系着十几个人，但无政府主义思想比较多，在一块把衣服脱下来，你穿我的，我穿你的。他们相信景梅九。景梅九是曹锟国会的议员，山西晋南进步青年的领袖，威信很高。我们在太原讲阶级斗争，他们在那里讲互助，我们讲马克思主义，他们讲克鲁泡特金社会主义。所以太原党组织决定攻克这个堡垒。1924年寒假派我去那儿做工作。我去的时候很简单，只带了一箱子书，其中有马列主义的书，有无政府主义的书，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书，每样都有。他们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我就看他们去。我说：‘我是来讨论咱们前途的，你也不要宣布你的主张，我也不宣布我的主张，你要宣布你的主张，我要宣布我的主张，咱们不就弄不清楚?我把所有各派社会主义的书都带了，大家看，咱们现在选一个道路，不光咱们，要给山西青年选一个道路，选错了以后要负责任。我把书给你们留下看，看完了以后选一条道路一块儿走。’他们看了书以后大多数人赞成马克思主义。张振山、李光汉、王枫晨，这些人都要求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这个地方变成晋南咱们的一个‘根据地’，晋南很多地方党团组织是从他们那儿发展起来的。张振山在1925年入团，是我介绍的。”

父亲在自传中也写了这件事，他说：

“在此期间，还有一个反对景梅九派无政府主义的斗争。那时晋南进步学生有些是在他们影响下，其中心当时在临汾，党曾派我去临汾争取他们，主要是给他们批判无政府主义和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并进行讨论。最后他们的主要骨干张应川(张振山)、王枫晨、李光汉等接受了党的主张，起来反对无政府主义，并建立晋南最早的一个团的支部。”

父亲生前关于他人党前后的回忆，大多是在经过认真思考，并查看了有关材料后才讲的。现在我把父亲的这些回忆摘录整理出来，希望能对研究山西建党前后的情况有所补益，并以此文献给山西建党8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