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建:七十年代,在太原下馆子
- 2026-02-13 06:07:44
杨启建:七十年代,在太原下馆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馆子”这个词，偶尔也在嘴边挂着，但那都是别人的事，普通人很少去饭店吃饭，家里来客人亲戚，都是自己招待，即便结婚这样的喜事，也大多在家里举办，占上邻居几间房，借用邻居的炉灶，院子里摆几张桌子，亲朋同事们忙活上一两天。饭店吃饭太贵，也没有家里红火，人们都喜欢动手，以达到热闹的气氛。 那年月，实在是缺乏经济实力摆“谱，”如果一家人浩浩荡荡地去下馆子，街坊邻居、同事亲朋都会惊诧不已，指指点点。 尽管如此，一提到下馆子，还是有一种令人羡慕的感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太原市的饭店哪有如今的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那么可圈可点的几家，如上海饭店、林香斋饭店、认一力饭店等，人们虽然很少进去用餐，但对它们的门脸相当熟悉，它们也在时刻发挥着饭店服务于大众的作用，那就是早晨中午晚上卖熟食，如馒头、窝头、饼子、油格扭扭之类，因为是主食，也叫做干粮。 最为红火的时候是在早上，饭店的橱窗里摆着几个大而圆的苇条编的笸箩，有时就挪到了店外的人行便道上，笸箩里放着热气腾腾的馍馍或窝窝，太原人叫窝子头，黄灿灿的，上面蒙着一块洁净的白粗布，如冬天就是一床白棉被。这些都是为早上家里不做饭的人准备的，由于时间紧张，大多数上班上学的人还是选择到饭店门口买干粮。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人群，每天早上都是门庭若市，有时要排上一小会儿队。人们手里拿着干粮，或走着去上学，或骑车去上班，边走边吃。 再有就是受苦力的劳动人民，如拉菜的、用平车给商店拉货的等等，这个人群数量可谓不少，他们早起晚归，没有回家吃饭的时间，到饭点时，就买上干粮，蹲在路边，手里拿着茶缸子喝上口开水就算是不错了。 那个年代由于物质缺乏，除每月定量的粮食外，没有额外的东西可以充饥，人们在耐饥方面形成一定的定力，肚子常常维持在平稳状态，饿了时只要有些东西填补即可焕发生命力，既没有条件“暴食暴饮，”也达不到“饱食恹恹。” 除了早点，饭店里用餐的客流量从何而来呢？经常从橱窗外走过，中午或晚上的时候能看到店里的桌子前散散地坐着几位顾客，每张桌前也就是一两个人，有时一张桌子几个人在一起，但相互都不认识，各自静静地吃着。那年头几乎没有家庭或朋友聚会。 这些散客，不少是从外地出差来太原的，或者就是一些受苦人，如拉煤的、给粮店送面的、给菜场送菜的，他们的吃饭也很简单，也就是要一碗面，或两个馒头，再要一碗粉汤，只要吃饱就行。 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1972年，庙前居委会派我到河南搞外调，走了一个星期，一天去一个城市，每天都去饭店吃饭，但最贵的就是在石家庄吃了一顿炸酱面，花了四毛钱，其余都是买上两个烧饼，最多要一碗鸡蛋汤，一毛二分钱，经常晚上都是买上烧饼，拿到招待所吃，喝一茶缸子开水完事。 除了这些散客在饭店吃饭，还有一个不被人们注意的，经常下馆子的人群——小偷儿。 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钟楼街的小偷儿已经逐渐壮大，太原市的几个主要饭店是他们经常光顾之处。他们不劳而获进行扒窃的同时，也在铤而走险，说刀口舔血也不为过。如被发现，一定会被群众扭送到派出所，有时在路上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到了派出所还要接受“再教育，”民警有的出手快捷凶狠，有的不打脸，有的专打脸，虽然不打残，也是一顿痛揍。正因为此，他们抱着“今朝有酒今朝醉，不定那天就进去了”的理念，钱到手后，转身就进饭店大吃二喝。 那几年，我经常去阎大舅所在的清和园饭店买羊骨头，从宽银幕穿过钟楼街，边走边逛。有一次走到上海饭店门口，看到前两天刚被送到庙前派出所的一个小偷，右眼眉骨被打肿还未完全消去，正在里面吃饭，很清净的饭店里就坐着他一个人，桌子上摆着好几盘菜，竟然还有酒。看他东张西望的样子，也知道吃得不安生。 
还有一次是下午三四点钟，我在清和元饭店的橱窗外面，看到兴隆街的弟兄俩坐在靠窗户的一个桌前吃饭，他俩不停地左顾右看，贼眉鼠眼。那次我是从饭店正门进去的，大厅里空无一人，门口就他俩人吃饭，因为知道他俩做这事，在庙前派出所挨过打，我就多看了一眼，他俩也警觉地抬起头来看我，觉得我面熟。两人要了好几盘菜，有丸子、有过油肉，还有两大盘饺子，看着根本就吃不完，吃得满头冒汗。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俩人掏钱包得手了。 除了早餐，饭店的正餐都卖什么呢？主食有馒头、饼子、包子、饺子和面条等。每个饭店都有它的招牌菜，但是名菜和贵菜人们问津的少，大众化的肉菜有山西过油肉、小炒肉、回锅肉等；素菜的种类不多，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豆豆菜，也是那年头太原人口里叫得响的名菜，价廉物美。 有一次，我们从南清真饭店买了一个豆豆菜，竟然觉得好吃得不行，就连续买了好几天。一个菜几乎有多半碗黄豆、里面还有少许的白菜，是把黄豆和白菜抄熟了又在油锅里爆炒一下，吃完后满嘴都是油。这么一盘菜价格才一毛八分钱，量足，相当于吃了半碗粮食。 七五年我参加铁路工作后，有了到饭店吃饭的机会。坐通勤，早晨五点多钟从轩岗上车，快八点到太原，回家待上几个小时，中午12:40的车回轩岗，中间的时间不够在家吃饭。我一般十点钟从家出来，穿过钟楼街、五一路到火车站，有时就在五一路邮电大楼前面的安乐园清真饭店吃顿饭，很少点菜，一般是要上几个包子，喝一碗开水或稀饭，也有时买两个饼子到车上吃。 常在外工作，有时也下馆子，主要就是和矿上的朋友或车站的同事在一起喝顿酒。七十年代，山区物质更加匮乏，喝酒最多也就是炒盘土豆丝，连鸡蛋都见不上。有一次我和同事王兴公一起从轩岗回来，已经晚上七点多了。火车站出口西面有一个“太原火车站清真饭店，”我俩就商议到那儿吃顿饭，喝点儿酒。两个人要了一个黄焖丸子、四毛五分钱，一个过油肉，四毛五分钱，还要了一个豆豆菜，杠尖儿的一盘子，一毛八分钱，打了半斤散装白酒，一人一碗米饭，俩人总共花了不到两块钱。吃完饭两人分手回家，坐在四路电车上，还晕晕呼呼地觉得自己过了一回神仙的日子，这是我活了二十多年最贵、最好的一次下馆子。要知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连上回民补助有四十六块多呢！ 
虽然饭店的食客总量不多，但饭店仍在饭菜的口味上下了很大的功夫。首先，大厨都是烹饪技术很过硬的师傅。馒头巷10号院有一个匡茂彩师傅，林香斋饭店的特级厨师，就给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炒过菜；他的小舅子，也是他的徒弟，听说还为周总理接待外宾烹饪过。林香斋最有名的“糖醋鲤鱼”就是由匡师傅掌勺。 虽然，普通人很少下馆子，但太原市几个大饭店，各有自家的招牌菜，老百姓还是有所耳闻的，每个饭店的味道各具特色，都是经过千锤百炼而精心保留下来的。 如今，我们的饭店，门面、里头都是富丽堂皇，门口有花枝招展的姑娘迎宾，进门后有人点头哈腰、吆三喝四地欢迎。那时，顾客进了店后，里面陈设简单、干干净净，除了方桌和小凳子，就是买票的前台和自端饭菜的窗口。你坐在那儿静静地吃，没人过来和你搭讪，没有人打扰你，但是，淳厚的人情味儿却不时地在体现：你就是买一个烧饼，要一碗开水，或者仅仅吃一碗面，哪怕你自己带着馒头或窝头，进来要一碗开水，服务员也会满足你的要求，没有人歧视你，不会遭到白眼和冷嘲热讽。餐馆饭店与食客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服务员表现的是打心底涌出的热情。 那年月，饭菜虽然简单，但食材是健康的、安全的，没有人表面上把顾客当做上帝，而在背地里，明里暗里地坑害顾客。所有的食料，如蔬菜、粮食及油盐调料等，不如现在琳琅满目，却绝大多数是有机食品，入口的每一盘菜、每根面条、每颗米粒，都体现了它的原汁原味，原色原香，各是各的味道；那个年代，添加剂、地沟油等真是闻所未闻，饭菜虽然简单，但是吃着舒服，心里踏实。 正因为东西来之不易，人们奉行勤俭节约。好不容易下一次馆子，对食物和粮食都有一种敬畏感，非常珍惜，一定要把点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方站起离席。“光盘行动”真正体验在行动上。 
点击以下文字链接，阅读作者其它作品：
杨启建：二姨
杨启建：那年，我去大同背煤采样
杨启建：1978年，我在石豹沟煤矿过春节
杨启建：太原《英语角》的由来
馒头巷九号：文革的苦乐年华
本文来自网友投稿或网络内容，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wyl860211@qq.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