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祠以其精妙绝伦的建筑与园林景观而蜚声全国，然而与其相邻的晋祠堡的历史却鲜为探究。对晋祠所依托的重要信仰空间晋祠堡缺乏深入研究，不利于对晋祠丰富文化内涵的全面理解与深刻认识。北宋时期，因太原盆地直面辽国的军事威胁，特设晋祠镇作为军事防御据点。金代仍有晋祠镇。元明两代，晋祠镇与晋祠村并存，后者作为镇的治所。明朝时期，为抵御蒙古骑兵南下劫掠，晋祠开始构筑坚固的城堡。清朝以后，晋祠堡军事防御地位下降。伴随近三百年的和平期，晋祠堡的商业贸易功能越发凸显，成为太原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直至本世纪初，随着中堡和北堡的拆迁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晋祠堡最终走向消逝。

关键词：晋祠；晋祠镇；晋祠堡；太原县；刘大鹏

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是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往的研究在探讨晋祠的历史渊源时，多将目光聚焦于祠庙本身，而对祠庙所依附的晋祠堡的历史却鲜有专门关注。[①]一座庙宇的历史形成，必然深深扎根于周边民众的信仰沃土之中。若将庙宇从其赖以存在的信仰空间中抽离，那么对于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晋祠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无疑会造成一定的缺失。本文将对晋祠堡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功能演变做出探讨。 

一、晋祠堡的起源与发展

晋祠堡紧邻晋祠东侧而建，内部划分为北、中、南三堡。该地历史悠久，北宋时期即设有晋祠镇。元代和明代同时存在晋祠镇与晋祠村。晋祠村应是晋祠镇的治所所在。晋祠堡以及堡门外的毗邻地域都属于晋祠村。明成化五年（1469年），此地开始筑堡。清代仍有晋祠镇的建制。1953年，正式设立晋祠镇，下辖除晋祠村外的多个村落。1958年，晋祠由原乡级行政单位改制为晋祠公社。1984年，晋祠公社撤销，恢复乡镇建制，仍称晋祠镇。2008年12月，晋祠村民委员会改建为晋祠社区，标志着其行政体制的又一次变革。

明嘉靖《太原县志》附《晋祠之图》（围墙即为晋祠堡）

刘大鹏《晋祠图志》附《晋水源流第一图》[②]

（图中城堡即为晋祠堡）

《山西古迹志》中1940年晋祠的景清门[③]

晋祠职卫东藏《晋祠古唐村全景图》（局部）

宋代以前，没有晋祠镇或晋祠村的记载，晋祠是作为祠庙名胜而存在。目前有关晋祠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晋水出晋阳县西悬瓮山，（县，故唐国也……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④]《魏书·地形志上》将晋祠称为晋王祠：“（并州太原郡晋阳县）西南有悬瓮山，一名龙山，晋水所出，东入汾。有晋王祠、梗阳城。”[⑤]晋王祠、唐叔虞祠，都是指晋祠。东魏时薛孝通“曾与诸人同诣晋祠，皆屈膝尽礼。”[⑥]晋祠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曾进行扩建。姚最的《序行记》记载：“高洋天保中，大起楼观，穿筑池塘，自洋以下，皆游集焉。”^[⑦]

隋朝时晋祠曾作为官方祈雨的场所。《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王）威、（高）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于晋祠，将为不利。”[⑧]唐代的晋祠成为“北都之胜”。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唐太宗在太原过年后撰写《晋祠之铭并序》。李白也曾游历晋祠并写下《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的名句。《唐语林》记载了唐武宗时期晋阳县令狄惟谦曾在晋祠祈雨：“会昌中，晋阳令狄惟谦，梁公之后，善为政。州境亢阳，涉春夏，数百里水泉耗竭。祷于晋祠者数旬，无应……狄惟谦剧邑良才，忠臣华胄。覩此天厉，将殚下民，当请祷于晋祠，类投巫于邺县。”[⑨]唐代的《酉阳杂俎》记载：“李鄘在北都，介休县百姓送解牒，夜止晋祠宇下。”^[⑩]凡此证明唐代的晋祠是作为庙宇而非行政单位存在。

唐末五代晋阳城成为重要的战场，晋祠则作为屯兵之地。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朱全忠与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争夺对唐昭宗的控制权。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遂趁机攻打朱温，派李嗣昭、周德威出兵讨伐。但被汴军打败，还丢失慈、隰、汾三州。天复二年（902年）三月，汴军包围晋阳，驻营于晋祠，攻打晋阳的西门。《资治通鉴》载：“李克用闻嗣昭等败，遣李存信以亲兵逆之，至清源，遇汴军，存信走还晋阳。汴军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军围晋阳，营于晋祠，攻其西门。周德威、李嗣昭收余众依西山得还。”[11]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石敬瑭反叛末帝李从珂。后唐将领张彦琪奉命北伐晋阳也是在晋祠驻扎。“清泰末，晋祖起于河东，时河阳节度使张彦琪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奉命北伐，帝从之，营于晋祠。”[12]

目前对于“晋祠镇”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宋会要》，证明在北宋“晋祠”就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商税二》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并州的商税税额，其中有“晋祠镇：二百三贯七百二文”[13]。《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二《盐法一》记载盐额时说“晋祠镇：二百四十一贯八百六十三文”[14]。这里的“晋祠镇”要收商税，表示其职能具有商业性，这便是宋代的镇市。

张倩的《宋代“镇”“市”结合的历史考察》提到宋代镇市形成的两种方式：第一，“镇”是藩镇辖内的军镇，“军镇自创始之初便兼具军事、行政和商业功能。进入宋代以后，藩镇实力不断削弱，以致名存实亡，其军事职能逐渐退却，随着乡村社会经济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经济功能却日渐凸显。”第二，是由草市发展而来，“草市在乡村兼业化和专业化的商品化趋势推动下，成长为镇市。”[15]晋祠镇的形成很可能是第一种方式，原本是河东节度使下设的军镇，自北宋中期以来商业功能越发加强。据上文唐末五代文献是“营于晋祠”而非“营于晋祠镇”，晋祠作为镇可能不在此时。另外，宋太祖、太宗攻打晋阳城时，也未出现晋祠镇的相关记录，反而出现晋祠水的记载。《宋史》卷二《太祖本纪》记载：开宝二年（969年）“三月壬辰，发潞州。乙未，李继勋败北汉军于太原城下。戊戌，驾傅城下。庚子，观兵城南，筑长连城。辛丑，幸汾河，作新桥。发太原诸县丁数万集城下。癸卯，北汉史昭文以宪州来降，乙巳，临城南，谓汾水可以灌其城，命筑长堤壅之，决晋祠水注之。遂砦城四面，继勋军于南，赞军于西，彬军于北，进军于东，乃北引汾水灌城。”[16]《宋史》卷四《太宗本纪》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四月，“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隳其故城”[17]。笔者认为者，赵宋政权毁灭晋阳城后，为弥补汾河西岸军事据点缺失的不足才创设晋祠镇。具体时间已不能详考，但肯定在宋神宗熙宁十年前无疑。

金代依然有晋祠镇。《金史·地理志下》记载：“平晋（贞祐四年七月废，兴定元年复置。有龙山、晋水。）镇二（晋宁、晋祠）。”[18]平晋县的前身就是被毁的晋阳县，明代更名为太原县。元代有晋祠镇和晋祠村。晋祠唐叔虞祠正殿前，有一座元朝至元四年（1338年）的《重修汾东王庙记》碑。碑阴有“晋祠镇”与“晋祠村”的记录，引如下：

晋祠等村乡老翼宝等，耆老燕德等，今准簿尉文字该准县衙关文、备奉太原总府指挥将德等，勾来取勘晋祠惠远庙四至界畔、根脚等事。承此，德等依奉将晋祠庙宇四至界畔，备细开写前去，并是端的，中开别无争差。今开申于后：东至草参亭出入至官街、并诸人见住屋后大泊堰为界；西至神山大亭台后为界；南至小神沟旧墙、并碓白北旧景清门根脚为界，出入通奉圣寺道；北至□旧大井南、并神清观院墙为界。右。德等今将四至开写在前，并是得实，如虚当罪，无词伏取处分。

至元四年二月日晋祠镇耆老儒人户燕德等状

匠人孙福任祥军户孙元郭□乔□

打捕户赵恩魏通民户李□李显王荣贾福智惠颉全任成石玉

晋祠村乡老军户翼宝耆老李忠秦广郭旺

站户李珍民户赵□李成魏元张显王□李□

索村乡老军户郭元耆老张福白通

民户要□白荣武俊

赤桥耆老王明任□

已上俱备背划察点指。[19]

文中的“晋祠镇耆老”“晋祠村乡老”便是证据。另外，一如之后清代、民国与建国以后，晋祠村应该就是晋祠镇的治所所在。

明代依然有晋祠镇与晋祠村。《永乐大典》卷五二〇一引《洪武太原志·坑冶》记载：“石灰二处：晋祠镇一处，晋祠村一处……煤炭窑五十七座：……晋祠村煤窑四座。”[20]《洪武太原志·古迹》还记载：“晋祠镇，在太原县西南一十里。宋旧镇。”[21]嘉靖《太原县志》也记载：“晋祠镇，县西南十里。宋旧镇。”^[22]这也证明明朝人认为晋祠镇始设于宋而非唐末五代。

刘大鹏《晋祠志》卷首有《晋祠镇》，不见于点校本，而见载于手抄稿本中，较为珍贵，可引如下：

祠何以名晋，以祠在悬瓮山麓晋水之源也，祠祀晋侯，因名晋祠。祠东有民，结庐而居，遂因名为晋祠镇。东北距太原县治十里，再东北距山西省治五十里。晋祠名胜，镇亦因之冲繁，物产丰肥，商贾辐辏。明代中叶，胡虏肆虐，扰及晋阳，蹂躏甚广。镇人畏惧，修筑堡城，捍卫庐舍。自北门外关帝庙起，至南门外白衣庵止，延袤三里有奇，东西广仅半里许。北门曰承恩，其北有涧河，环绕明仙峪，水流注于东。南门曰迎禧，其南有涧河，环绕马房峪，水流注于东。而晋水发源于两峪之中，流灌南北东三面之田。西门二：曰景清门，即祠之正门；曰望翠门，在南堡，与奉圣寺拱向。东门三：曰枕流门，在南中两堡之门【间】；曰望汾门，在中堡；曰阁门，在中堡半坡街，门外即纸房村，与北堡毗连。盖晋祠一镇，名驰遐迩，非但播于三晋，而且传于他省，宜乎冠盖纵横于是乡也。

晋祠开始筑堡为城的时间是明代。明成化五年（1469年）筑北堡和中堡，万历十年（1582年）筑南堡。刘大鹏的《晋祠志》便记载有营建时间、规模以及七个堡门的名称与位置。“山城即晋祠堡城，分而为三：曰北堡，曰中堡。明成化五年筑，高垂二丈，周可三里。曰南堡，万历十年筑，周可二里，高与两堡埓。北门一，曰承恩。南门一，曰迎禧。西门二，曰景清（即祠之正门）俗名庙门，在北堡南梢；曰望翠，俗呼西门，外向奉圣寺，在南堡北梢。东门三：曰枕流，俗呼东门，在中南两堡间。曰望汾，俗呼小巷口，在中堡中间。曰阁门，在中堡北梢半坡街，门外连纸房村。”[23]嘉靖《太原县志》记载：“晋祠堡，高一丈七尺，周围三百丈。”^[24]清道光《太原县志》记载更详：“晋祠堡，高一丈七尺，周三百丈。市楼河南，明时又筑一堡，周围二里许，即今南堡。国朝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姜建勋围太原城。王师自大同府南援，蓐食而行，遇贼于赤桥、花塔间大战。贼败，退保晋祠堡。围之。贼溃堡出，还汾州。”[25]市楼之畔，晋祠泉水河渠的南岸是南堡的范围。姜建勋事见下文。

刘大鹏《晋祠志》附《晋祠图》

（图中南墙即晋祠堡墙。大门为景清门，庙堡共享一门）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重修真武庙碑记》记载：“晋祠，太原名镇，北门上有神祠在焉。创自成化五年，其制卑而且隘，积之岁月已久，风雨圮坏。兼以胡虏屡肆桀骜之性，杀戮之惨，思以御之，而城堡筑焉。其墙高丈余，祠为所蔽，不足以称瞻仰。”[26]刘大鹏对晋祠堡的历史有过简单梳理：“晋阳一川，明代时频受胡虏蹂躏之患。我朝龙兴，胡虏皆入版图。桀骜之性全泯，杀戮之惨不作。晋民安堵，无北顾忧。自顺治初经兵燹以后，迄今二百五十年，晋阳人民坐享升平，未见干戈。晋祠堡城多就倾圮，居其中者，率皆坐视，不思补修。间或修之，亦且潦草塞责，不作一劳永逸之计，防患于未然。异日者傥有不虞，恐难恃堡以为保障也。”[27]据此，晋祠筑堡的原因是为防范蒙古骑兵的南下抢掠。清朝自从姜建勋反清后，晋祠基本没有发生过战争。于是之后约二百五十年间不注重堡墙的维护，即使维修也是草草了事，坚固性日减。

晋祠堡形成晋祠外八景之一的“山城烟堞”。“晋祠堡城在悬瓮山麓，自东遥望，俨在山半，故名之曰山城。”[28]乾隆时期杨二酉的《晋祠全景诗十六首》中《山城烟堞》描写此景色为：“山城亦如画，咫尺即仙源。但见炊烟起，不闻人语喧。家家汲新水，面面种蔬园。景多吟不迨，方信陆生言。”[29]乾隆时期赵德谦的《晋祠内外八景诗十六首》中《山城烟堞》云：“层叠浮岚半有无，却凝烟火出山都。分明地接云霞近，带水连山人画图。”[30]刘大鹏的《晋祠全景诗十六章》中《山城烟堞》云：“青山绕处即长城，薄雾轻烟左右横。叠叠螺峰微雨过，重重雉堞夕阳睛。云霞隔岫频酬答，风月穿墉愤送迎。壁垒一新深锁黛，直教鱼钥启邮庚。”[31]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仍能见到这个景象， 张庆亨的《晋祠指南》载：“晋祠城堡在祠东，和祠相连，古唐村同晋祠镇的民商二户，夹居其中。内分南、北、中三堡，周约四里左右，环围着由石砌成丈七八尺高的城墙。我们在城外只见炊烟缕缕起，难听人声半点喧，此又一番风景。为祠外八景之一，即‘山城烟堞’也。”[32]1935年李健游览晋祠，他在《晋省纪游》中说：“饭后离祠东行，见有高垣如城，雉堞尚好，询知为晋祠城堡。”[33]

清代依然有晋祠镇。如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初八日记：“凌晓，里中有鼓乐声喧，人声鼎沸。盖各铺号今日开市也。晋祠镇亦于今日开市，故祠中演剧。午后敬随，父亲大人诣晋祠观剧，日落寒冷殊甚，砭人肌骨，遂命驾归。”[34]刘大鹏将晋祠镇与晋祠能做很好的分别，而非一体。

民国九年（1920年）正月，太原县县长欧阳英将晋祠村改为古唐模范自治村，进行山西村治建设试验，探索“村政”建设新模式，并题“古唐村”镌刻在晋祠南、北堡门。据张庆亨的《晋祠指南》统计：“古唐村有户口147，人数737，地1400亩。”[35]当时晋祠村登记在册的人口并不多。刘大鹏手稿本《晋祠志》不见载于点校本的《改晋祠镇为古唐村》记载详细，引如下：

晋祠名胜，历年久矣。然地虽名胜而祠宇倾颓，不足餍游人之耳目。历任邑宰，皆置不问，一任其残废之日甚而漠不关心。

民国九年庚申春，新任太原县知事侯闽（福建）欧阳公庸民（名英）目击心恻，遂锐意振兴。以晋祠为周唐叔虞（周五王子，成王母弟）之封邑，系古唐地，因改晋祠为古唐村。曾令第四区区长（初任清源郭步青，继任交城乔洛轩）督率村人，大为整倾，且办模范自治，嗣名之曰古唐模范自治村，又于祠内设立古唐村事务所（以朝阳洞待凤轩为地址）。

凡村中一切应兴革者，均归事务所经理。以村长为所长，并设书记专司帐薄，招待游客。旧有之庙祝，担任仆役之职务。祠庙产业均归并于事务所。和尚不得自专。期月而就绪，踰年而整齐。款项虽曰无多，事实却做不尠，则古唐村名誉由是昭彰焉。

欧阳公对于古唐村异常心热，公余之暇，即到古唐村休息，补葺林园，点缀风景，精心结构，备极清幽。虽系零星工程，却觉风雅宜人，祠宇亭榭，焕然聿新，葺茅补屋，有增无减。如是者三年（庚申、辛酉、壬戌三年矣）而古唐自治模范村遂传播于遐迩矣。

北京之参观团七八十人于民国十一年春正月，专来游览考察模范，久乃告去。

是夏闰五月，山西阎督军兼省长带领随员驻节古唐村，浏览风景，考察模范，召集阖邑村长开同乐大会，流连晋水源头，不忍遽去，阅一星期（闰五月十一日到十八日乃去）方才返省，则古唐村之名胜为不虚也。

《退想斋日记》民国十年（1921年）正月十五日记：“在晋祠遇欧阳知事留予观登，且在待凤轩宴饮，二鼓后方才踏月而归。本县欧阳知事，自去年正月起改晋祠为古唐模范村，今年已一周矣，于此灯节作纪念，会祠中陈设一切，分外热闹，自十四日起至十六日，凡三日阖镇商号挂灯结彩，又有各村社伙均到祠下，今日又作提灯会，虽系乡村较之县城犹为优胜，名之曰模范村，尚不至有名无实耳。”[36]民国十一年正月十五日记：“欧阳知事英于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履太原县任，九年庚申春改晋祠为古唐村，十年辛酉春正月十五日作古唐模范自□村第一次纪念会，今十一年壬戌，于今日又作第二次纪念会。”[37]

欧阳英履职三年便离任，其改革内容部分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如《山西自治模范村古唐村之社会教育》一文：

洗心分社，设于唐叔祠，来复日遵章讲演，宣道德以救人心，涵育熏陶，人人皆有善良之观念，庶不愧自治之美名。

格言堂，就唐叔祠前厅作格言堂。恭书省长训词，以触人民之观感而谋政教之统一。

宣讲所，设宣讲办事所于朝阳洞讲演之场，指定如下，第一宣讲台设圣母庙前水镜台，第二宣讲所设关圣庙前钧天乐。

国语传习所，设于关圣庙。每户指定一人由村长督率练习，毕业一人，更指一人。男子习完回家，且以传授其妇女，以期本村老幼妇孺无一不识字之人。

图书馆，分部如下：①通俗图书部②儿童图书部③晋祠碑碣摹拓保存部④晋祠古迹影片陈列部⑤附设阅报部。

女子巡回文库，于图书馆中附设女子巡回文库，周转递送女红之暇藉广见闻，为补助女子教育之计。

女子宣讲所，凡国民学校及高等学校之女生，均于课余练习讲演方法。凡关于家庭事业、家庭教育明白详晰，分期讲演，以促女子教育之进步而组成完全良好之家庭。（十月十九日《京报》）[38]

可见改革者主要集中在道德教育与文化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方面。在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欧阳英还向与会的各界人士印发了格言，内容也主要是道德层面。

《古唐模范村一周纪念格言披露》

太原县古唐自治模范村，月前举行一周纪念大会。欧阳县长在大会中散发油印格言多张，赠给各界人士，以作纪念。今将其格言原文照录如下：

古唐自治模范村格言

（孝）夏凊冬温，承意养志，以报亲恩，而尽子职。

（弟）尊老事长，敬宗协族，以隆情爱，而讲睦姻。

（笃）崇德尊贤，主善施惠，以敦品性，而劝任恤。

（恭）安分守法，畏天循理，以严立行，而存良心。

（勤）好学力田，课功敏事，以重职业，而宏进取。

（俭）尚朴崇实，节用中礼，以维古风，而厚村俗。

（公）博爱和众，共力同心，以联群情，而固团体。

（忍）坚志猛力，耐劳吃苦，以持永久，而保幸福。（太原）[39]

民国时期的晋祠堡门，能看到“古唐村”三字[40]

刘大鹏对欧阳英的改革在民国十一年后半年产生厌恶与抵触情绪，认为是徒有其表，于民无益。是年七月廿一日记：“欧阳知事赴省开行政会议，业经多日，传说一二日内自省来归，而三十余县知事均来太原参观村范。阎省长谓太原村范为三晋第一，故令各县取法而行之。吾邑之自治模范只是铺张扬厉，以欺一时之耳目，毫无实际可取极而，言之于世，无济于民反有害。名之曰村范，其范果何在哉！各村挂一牌，书一帖，设一戒烟公所，拘留几个烟民，村长、村副、闾长、邻长迎合县长之意，县长迎合省长之意，即为模范，只是一时好看，不顾百姓被扰。虽系治安之省而政烦税重不啻他省之纷乱也。”^[41]同年十月十六日记：“欧阳英知太原县事办理村范，不惟于民无益而且于民有害。莅任垂三年，只是粉饰太平，而于民之疾苦并未阅心，今果撤任，是去一庸官也。”^[42]

1925年吴庚鑫的《山西省太原县社会风俗调查》记载，太原县下辖五区，第四区是“古唐村等六十三村”，“以村镇为单位，有村长、副、闾长等任其职务”。古唐村还设有“贫儿工读院，贫民借本处，款由县筹。”[43]张庆亨的《晋祠指南》记载了晋祠的机关：

晋祠之机关

行政区署在晋祠镇南堡。系太原县所划的第四区的“行政机关”。署内区长一人，助理员二人，其他警士数人，共同执行本区之政事。

公安分局亦系太原县第四公安分局，和行政区署合在一起，局长等职员，多半是行政区长及助理员所任的，他的职权是专管治安事务的。

村公所在晋祠庙门前，为古唐村村公所，所内设村长一人、村副二人，及他闾邻长等，共同办理全村之事务。村长等都是义务之职，每年春季，另选一次。

商会在晋祠镇南堡路西，内有会长一人，及他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书记等数人，共同办理全市之商务。

商团在南堡路东。系本镇商会之设立。除冬防期内人数增多外，全年团内有团兵十数人，以保卫本镇商民之治安。[44]

可见，当时晋祠镇有太原县第四区行政区署、公安分局，办公地点是南堡。古唐村村公所设在晋祠庙门前，即景清门前。《退想斋日记》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一月十六日，“冯县长上午在晋祠村公所讲演禁毒事。”[45]另外，南堡还有商会和商团，证明晋祠镇当时商业发达。

李炳卫的《太原指南》还记载了晋祠镇中教育机关、交通机关、社会团体的情况，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晋祠人民之衣食住，大都以粗布，小米高粱面，土房为主，其简单朴素之风，丝毫未染都市之气。其机关有第四区公所，第四公安分局，古唐村村公所，商会等行政机关，志勤学校，图书馆，第四两级小学校，女子初级小学校等教育机关。邮政局，电话局，汽车站等交通机关。其他如各教会，山西乡村建设研究会实验区，国术促进会，志诚农民信用合作社等，则属于社会团体。此外正计划筹备者，尚有晋祠民众教育馆，晋祠壁报，晋祠通讯社等，将陆续实现。”[46]建国初期，晋祠镇依然存在。1958年，晋祠镇被改为晋祠公社，直至1984年，才恢复晋祠镇的名称。2008年12月，晋祠村村民委员会改建为晋祠社区。

今天的晋祠堡可以用“面目全非”与“荡然无存”来形容。赵玉仙在《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利用——浅谈晋祠堡旧街的现状与未来》一文中认为：“2000 年以来，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目标的晋祠环境综合整治拉开序幕。晋祠堡旧街先后经过两次大规模拆迁，陆续将中堡和北堡两条老街进行了整体性的拆除，现在仅剩南堡街。拆迁过程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并没有认真评估民居建筑的内在价值，也没有充分考虑旧街风貌的完整性对于晋祠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对晋祠堡的民居建筑和历史风貌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更为重要的是，晋祠历史文化遗产由于失去了外部环境的支撑，其遗产的完整性遭到破坏，晋祠成为一座孤庙，价值也被严重削弱，值得反思。”[47]晋祠的堡墙逐渐被拆毁，原晋祠堡的城门体系及标志性阁楼已基本无存，如今仅能寻觅到堡墙的部分残破遗迹。原晋祠堡的西门（景清门）于1984年被整体迁移为奉圣寺山门，篡改了原本空间关系。晋祠堡曾依托晋水形成北河、中河、南河、陆堡等水网络，与街巷共同构成水堡水城的景观。但随着城镇化进程中的拆迁与改建，以及晋水的断流，水系或被填埋或改道，原有“一公里堡墙围合三堡”的格局已无法辨识，水系与街巷合一的关系也已完全断裂。

刘大鹏《晋祠图志》附《晋水灌溉村庄图》[48]

晋祠景区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从2002年至2005年，政府对晋祠堡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其中中堡街的拆除，对晋祠较完整的古堡古街的活态文化造成了巨大破坏。2007年，晋祠又再度实施大规模拆迁，包括北堡、北门外、东门外的居民老宅。如今只剩下南堡，希望未来更多的是保护而不是拆迁。今天曾经的中堡已经被绿化草坪所替代，除了孤零零的中堡楼看不到一丝当年的繁华景象。北堡则是复建的庭院，完全看不到原住民的生活场景。仿建技术再高也不能取代当年的古屋古建。景区的围墙更是与南堡完全分隔。今天能看到的晋祠紧紧是一座孤庙，堡与祠之间的联系已经被完全割裂。

二、晋祠堡的功能演变

历史上晋祠堡的功能主要有两点：军事防御与商业贸易。北宋时期，晋祠因地处太原盆地与北方游牧势力交界处，为防范辽国的侵扰而设置军事防御据点——镇。之后演变为镇市，军事功能逐渐弱化而商业贸易功能凸显。金元时期，太原以北无常态战事，晋祠镇军事属性淡化。入明以后，为防范蒙古骑兵的南下抢掠，晋祠开始修筑城堡而成为一座军事堡垒。清朝以降，北方边患逐渐平息，晋祠堡的军事防御地位再次下降。随后近三百年间，晋祠远离战火纷扰，社会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特别是伴随着晋商的崛起，18至19世纪，晋祠凭借晋商遍布天下的商业网络，一跃成为太原南部地区重要的商贸中心，商贾云集，百业兴旺。直至本世纪初，随着中堡和北堡的拆迁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晋祠堡最终走向衰落，昔日的繁华景象也逐渐消逝。

（一）军事防御功能

《太原县志》所载关于晋祠堡的作战，明清两代仅有顺治六年（1649年）三月的姜建勋据晋祠堡事。顺治五年（1648年）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次年三月，其部下姜建勋攻陷汾州，随即引兵北上，直逼太原，占据晋祠堡，意图攻取太原县城。清军闻讯，在赤桥村、花塔村之间设伏，双方遂爆发激战。反清军终因不敌而溃败，仓皇退守晋祠堡。清军乘胜追击，自北门外关帝庙乐台之后，暗挖地道，一举攻克晋祠堡，对反清军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全部杀害。姜建勋逃脱回汾州。

光绪《山西通志》引《交山平寇本末》记载稍详：清端重王爱新觉罗·博洛“驰至太原县古城南，与姜建勋遇。建勋集交山贼，持鸟鎗，伏稻田中，叠击王师，前锋死者数十。王叠树盖，以鞭击镫，督战愈厉，大纛中鎗仆，后兵挺起。移时，贼败退入晋祠。王先伏千兵于白云山下，大兵进围晋祠，数日未克。高山卫守备梁化凤方以署参将从征，令道标千总宋国镇、旧营中军王廷衡率兵五百，从晋祠北门外乐楼后，穴地百余步至城墙下，纳火药满，未及封，火猝发，二将并五百兵烬焉。城墙既陷，贼弃城，越山西走，至白云山后，伏兵起，杀死万计，谿谷为满。尤玉、王显明等皆死，建勋、秉钺由清源逃入汾州。尽复清源、交城、祁县、徐沟、太谷、文水诸城，王遂进兵攻汾州。”[49]姜建勋退守晋祠堡后，清军连攻数日不能胜利，于是派人要炸毁堡城。宋国镇与王廷衡，统帅五百兵自晋祠北门外乐楼后方，暗中掘进地道百余步，直抵城墙之下。火药甫装填毕，尚未封好退出，突遭火星迸射，烈焰猝发。宋国镇、王廷衡二将及其麾下五百人，全部罹难。但这也炸开了晋祠城墙。姜建勋向西山退兵又遭遇埋伏，损失惨重。

当时参与作战的太原县令郜焕元有传，能增补一些细节。见邵长蘅的《湖广提学道佥事郜公焕元家传》：“公讳焕元，字凌玉，学者称雪岚先生。先世自山西长治县徙大名府之长垣，遂占籍为长垣人……入本朝，丁亥成进士。谒选，得山西太原令。太原故土城，庳不及寻，而地当汾、潞冲。公至，议增筑，甃以甎石，众迂之，公不为阻。未几，有姜瓖之乱，城西南隅未完者尚三百丈。时值严冬，公捐俸三百金，命炽火燃炭于陴间烘甎，炬灰块；冻坚，以沸汤沃之，昼夜趣工，三日而城成……会端重王统兵至忻口，公遣使告急，王率师日驰二百里，贼严陈以待。王跃马麾兵，从山巅驰下，大呼陷陈，贼披靡，刈其众数万，遂解太原之围。余贼遁晋祠。王命刊木竖栅环贼垒，列营困之。公募窑民数百，穴其墉，傅以火药，震迅如疾雷从地中发，当者糜碎。血攻三昼夜拔之，尽歼其众，积尸满山谷，晋水为之不流。”[50]宋国镇与王廷衡率领的五百人不是士兵，而是郜焕元招募的有挖掘经验的煤窑矿工。通过史料之间的互相补充，可以完善晋祠堡之战的诸多细节。

此后近三百年间，晋祠堡无大的战事发生。当有一丝风吹草动时，堡民都惊恐万分。如1936年，红军东征晋地，晋祠百姓不明所以对时局变幻莫测，心怀惴恐。彼时，晋祠镇的阎锡山守吏颁布戒严令，紧闭堡门。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初二日记：“红军尚未来境，人心惶恐太甚。午前予赴晋祠，则北门业已半掩，门下预备土袋数十条，凡人出入，莫不严行稽查……晋祠之景清门与南北两偏门均用灰积杜塞，惟景清门留一狗窦，俾祠僧出入。南堡门亦掩闭，验查行人始准出，其余各堡门均杜塞。”[51]民国二十五年三月廿七日记载：“晋祠三门皆因戒严全行封闭，惟将景清门留一小窦，仅可一人出入，尚须侧身。”[52]可以看出只要存在堡墙和城门，晋祠堡的防御功能就未完全丧失。

1937年11月9日，侵华日军攻占太原。很快日本就在晋祠堡驻扎守军。《退想斋日记》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日军马队一千余名自省出来，入太原县城千名驻扎，晋祠驻扎数百名，晡时传述，要来一百名驻于我村。”[53]刘大鹏还在民国二十七年闰七月初二日记：“因堡北门封闭，遂入祠下纳凉，见有日军在胜瀛东操演。有人言近添日军队部一百余名守护晋祠堡城。本县城中日人之宣抚班亦闰月朔由县移至晋祠堡驻扎。可见晋祠为重要地矣。”[54]

在太原西山驻扎的八路军（刘大鹏还是写为“红军”），会以游击战、麻雀战的形式骚扰晋祠堡的日军，时机成熟还有攻破的可能。惊恐的日军只能紧闭堡门，站在堡墙上用枪炮还击。《退想斋日记》记载：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有人自晋祠来，谓红军在马房峪之口山半，乱放其枪，不知打谁。吓得得晋祠堡门开者紧闭，禁人出入。[55]

(民国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

予在梦中竟被枪炮之声轰轰烈烈，将我惊醒。约在夜半其声在晋祠一带，本村亦未免枪声，但不为甚。西南一带枪响不正，乒乒乓乓至于凌晨。天既送晓，方才不闻枪炮之声也。早餐以后遂启门而出，问讯夜战之事，乃到晋祠。堡门紧闭，禁人出入。堡城之上有夫守护。予在汽车栈卖饭坛坐谈，皆言红军自马房峪出来攻击晋祠，几乎攻破。堡中之人全行警起，登堡守御，天晓始罢。[56]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初七日)

始到昧爽，予乃起来。日时东出，枪炮益紧，不敢出视。旭日东升，街上有人启门讯问，乃见西山之半，红军放枪射击晋祠之日军。而晋祠之日军站立堡墙之上用枪炮还击。[57]

(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晋祠堡门仍然紧闭，严禁民人出入。驻扎晋祠之日军恐怖红军之入堡矣。[58]

日军主要驻扎在晋祠的南堡，中堡次之，北堡未占，而且经常役使周边各村的百姓，导致人人愤恨，希望日军早日败亡。刘大鹏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三月廿八日记：“晋祠镇堡大乱以来，日军侵占设立宣抚班及队部，寻常修葺房舍，均系民产。凡一动工，即向各村要夫前往做工，每日三五十名、八九十名不等。南堡院宇占了大半，中堡尚少，北堡未占。于今五年，无一日之不动工，即无一日之不起夫，竟向各村轮流所派支应。夫卯之饭费，或在本村公所支领，或夫卯本身自贴，一听日军吩咐，人人皆畏日军之威如狼似虎，莫敢一撄其凶锋。各村人民无一不受日军之骚扰，甚且向各村派费，谁敢抗违。宜乎民众盼望日军之败亡。红日两军举凡开战，日军战败，人人皆喜；日军战胜，人皆不信，则日军之丧失民心于此见焉矣。”[59]日军对待晋祠百姓也很凶虐，如刘大鹏民国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记：“日军驻扎晋祠南堡数十名，不守军律，每日肆行，常入民宅调戏妇女，劫掠财物，损伤人命。”^[60]民国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记载：“晋祠镇伐树起夫，民家、商号均出夫一名。南堡一钉鞋铺应夫作工，日军嫌其不力，竟用刺刀剁该夫之手指一枚，人亦不敢报告于队部。日军凶虐，至于若此，可谓恶极矣，天岂能容哉？”^[61]晋祠的商号还暗中给八路军卖白面，支持抗日。“日军于上午在晋祠南堡唤兴义堂、义兴昌两商之号伙各一人到了队部，用刑拷打身体十分沉重，谓二号卖于十八路军白面之故。”[62]因此，日军虽然侵占了晋祠堡，但晋祠的百姓却都盼其早日败亡。

（二）商业贸易功能

上文已经提到，北宋时候晋祠镇市已经形成，晋祠镇的商税和盐税都会被特别的记录。明代的晋祠镇依然经济繁荣，如《洪武太原志·公署》记载：“太原县税课局，在县晋祠镇街东。”[63]太原县的税课局，不在县城而在晋祠镇，这就表示县的商贸中心在晋祠。刘大鹏的《重开晋祠堡西孔道记》记载：“晋祠镇堡，系太原县治西南菁华会萃之区。其堡创筑于明，而为一方之保障，尤为南北通衢之要冲。”^[64]晋祠处于太原西南必经交通要道之上，带动起繁荣。

清代以降，随着晋祠镇三百年和平期的到来，商业繁荣。《履园丛话》记载：乾隆时期“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人烟辐辏，商贾云集”。[65]晋祠镇的市楼附近成为堡内的商业中心。“（市楼）创建年月未详，明嘉靖末，灾后人重辑之，光绪十五年改楼为阁。中祀关帝在南神桥南。水声湍激，（响答楼楹）。左右皆市，人烟稠密，车马辐辏，以有易无之事，日不断。谨案：市楼一名旗亭。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斯楼虽非五重，而左右开廛列肆，随价售值，懋迁有无，殆与长安九市，无以异焉。商贩业集，利争锥刀，士君子不乐居斯。然古人亦有隐于市者，以其卑贱混浊，足以自秽，而泯其姓名耳。髽髻、布袍之中，当必有隐君子往来于斯楼下者矣。但隐于市中，而不与市人同其行事也。”[66]

《晋祠志》载：“晋祠名胜，镇亦因之冲繁，物产丰肥，商贾辐辏。”此言不虚。张庆亨的《晋祠指南》记载了民国二十年左右晋祠镇的主要商号。统计如下[67]：

表1张庆亨的《晋祠指南》所见晋祠镇主要商号数统计表

以上共计商号124家，这只是最大的商号，小铺未统计在内，其繁荣之景象可见一斑。《晋祠指南》还指出古唐村的人以经商者多，“晋祠一带人民的职业，可分为农、工、商三项：古唐村的人多营商；纸房和赤桥二村的人多作工——造纸；其他大寺、塔院等村的人多务农。”[68]

据《太原市南郊区志》记载民国三十年代初晋祠镇已经是太原西南部的金融中心。此时晋祠堡“有钱庄6家，多为祁县、太谷人任股东，大的银号有大晋川、谦益永等。民国25年，晋祠钱业公会研究晋祠稻农债务问题，到会的有太原、太谷、祁县、清源等地银号代表30多人。当时太原地区流传着：‘金太谷、银晋祠’的美称。此外还有粮店6家、面行12家、布庄7家、旅店10家、杂货铺6家、鞋铺5家、饭铺5家、药铺4家、矾行3家、银匠2家、赁铺1家、烟行4家、理发店5家、油房1家、当铺1家、修车铺3家、照像馆2家、肉铺2家、成衣店3家、染房3家、毛毡行3家、醋行2家、澡塘1家，共计97家。有水磨18盘。”[69]此外，晋祠堡内饭铺有6家，大庆园、大德馆、同心园较大，其中大庆园为二层楼，有店员30多人。[70]民国五年（1916年）到二十四年（1935年），仅晋祠村地面就有谦益永、万成兴、大晋银号、晋泉源、义庆昌、源生晋、汇晋川等七家钱庄。^[71]

刘大鹏记载晋祠镇的商号有一百多家。民国七年正月初八记：“晋祠为本县西南菁华之区，年年于正月初八日开市，且必演剧，商号可一百余家故也，历年久远，非今日始。”[72]民国十四年正月初八日记：“五更即闻炮响连天，人声鼎沸。乃里中商家随晋祠商家开市也。晋祠商家可一百有奇，每岁开市，即于今日予幼小即然，迄今将七十年仍未改期。”[73]民国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记载：“晋祠商号大小可近百家，于今日开市，吾里商号有十余家，亦于今日开市。五更即放炮迎神，张灯爆柏，如元旦情形，商家互相庆贺。”[74]笔者统计《退想斋日记》所载晋祠堡的商号并有经营类型说明的有35家。

表2 《退想斋日记》所见晋祠堡商号及其经营类型表

由上表可见，还是钱局、银号等金融商号占多数。上文引张庆亨的《晋祠指南》说晋祠镇南堡路西有商会，南堡路东有商团。刘大鹏日记中也有涉及。民国二年二月初十日记：“晋祠商务会会长杨君在夏，闻予辞议长之信，而来言本月初五日，在城召集小店镇、北格镇、南堰镇、晋祠镇商务会各会长、会员……”[110]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廿四日记：“晋祠北堡有一小铺夜间被窃，则商团保卫团及区警多人不知何往。”[111]此外，还有晋祠钱业公会，其职能之一是商议利息多少。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初四日记：“晋祠钱业公会今日请客，予亦与焉。凡三席，馔极丰美，且会议利息之大小。天黑，予先告归。尚未议决，到夜再议。”[112]

日本人侵占晋祠堡后，晋祠商业也是一落千丈。刘大鹏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记：“上午予赴晋祠，南北堡门大开，令人行走而市面仍荒，概无一商号。”[113]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记：“上午予赴晋祠，北门仍闭不开。半坡街之东门虽开而门外之集市亦稀落、不热闹。卖货者亦不畅，镇堡内商号亦全倒闭。”[114]商业贸易的繁荣依赖于和平，战争只会摧毁一切美好。

晋祠堡的庙会经济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晋祠庙宇作为祭祀的文化场所，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民间信仰基础；另一方面，加之晋祠堡所具备的商业贸易功能，庙会期间人流量显著增加，消费群体也随之扩大，集市的商贸能力急速膨胀，从而呈现出文化、经济与娱乐三重效益相互促进的局面，短期内有效地扩大了区域经济消费总量。

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记载了很多他到晋祠赛会（赶会）的情形。整理部分记录如下：光绪十九年（1893年）九月初六日记：“今日是晋祠大会，远近人民咸来买货，或娶妇而置衣物，或嫁女而办妆奁，或买耕田牛，或卖驾车马，或办寒时器，或选冬日衣。当是时也，秋嫁已登，农家皆粜粟而得钱，故于是日买货者甚多。余于己刻到会上游，兼买家中所用等物，且买一部《毛诗》，为诸子作读本。赶会之人甚多，肩摩趾接，熙来攘往，又且春台演剧，聚观者亦不乏。”[115]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初六日记：“今日晋祠赛会，赶会之人如堵鬻货者亦不少。”[116]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初二日记：“晋祠今日赛会历年久远。余于辰刻去晋祠，会上人甚众，蜂屯蚁聚，无可停趾。”[117]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初六日记：“晋祠赛会，天将送晓，售货物者肩挑推运，由吾门而经过，纷纷不绝，予亦因之早起。”[118]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初六记：“今日晋祠赛会，异常人众，未尝演剧。”[119]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月十九日记：“今日晋祠南门外演剧赛会，人往者纷如。”[120]二月十九日要演剧、赛会三日。七月初二属于晋祠最大的庙会。九月初六属于唐叔虞祠的庙会，也是一年中最后一次赛会，要进行六天，热闹非常，“赛会凡六日，百货幅帐，商贾云集，岁之末一赛会也，遂为之盛。”[121]

如果遇到下大雨，会对晋祠庙会产生影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初二日记：“汾水大涨，行人不能渡，凡至晋祠赛会者，无汾东之一人，雨多之故也。”[122]民国十五年（1926年）七月初二记：“朝下雨一次，午又雨一次，将晋祠之会打扰，卖货者亦少，往赛会之人，寥寥无几。”[123]如果年景不好，社会动荡或是道路不通，也会影响到庙会经济。民国十七年七月初一记：“晋祠赛会，今日起卖货之棚寥寥无几，一则由年岁不佳，一则道路不通。”[124]

据《晋祠志》卷七《祭赛上》、卷八《祭赛下》可统计晋祠与晋祠堡一年的祭祀与赛会活动如下：

表3《晋祠志·祭赛》所载一年内晋祠祭祀与赛会活动一览表

经上表统计可以能发现，参与祭赛的主要群体是本镇商民（本镇商贾、晋祠农氓）、本镇绅耆（本镇士绅）、镇人、本镇医生、土人等。晋祠镇的商人、百姓是参与祭祀的主体，周边村的百姓（土人）是次要的主体。

从古至今，晋祠最大庙会有两个，一是农历六月祭祀水母娘娘，二是农历七月祭祀圣母娘娘。祭祀水母的活动要持续一个月零五天。《晋祠志》卷八《祭赛下》记载：

六月朔起至七月初五日止，晋祠总渠甲暨四河各村渠甲致祭敷化水母于晋水之源。凡祭水神必兼祭圣母。祭之日，水镜台必演剧酬神。

昔年致祭水神之日，必有剧演。自咸丰以来，农氓多困，演剧之期遂鲜。

初一日，索村渠甲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归，讌于其村之三官庙。

初二日，枣园头村渠甲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讌于昊天神祠。

右为南河上河。

初八日，小站营、小站村、马圈屯、五府营、金胜村各渠甲演剧，合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讌于昊天神祠。

右金胜村为北河上河，余皆北河下河。金胜使水属下河之程，故祭同日。

初九日，花塔、县民、南城角、杨家北头、罗城、董茹等村渠甲演剧，合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讌集昊天神祠。

初十日，古城营渠甲演剧致祭水母于晋水源。祭毕而讌集文昌宫之五云亭。

右为北河上河。初八、初九、初十等日所演之剧，系花塔村都渠长张某写定，发知单转达古城、小站、罗城、董茹村、五府营，届期各带戏价交付。

十五日，晋祠镇、纸房村、赤桥村渠甲合祭水母于晋水源。演剧凡三日。讌集于同乐亭。

右为总河。昔无渠甲，凡应灌之田，北至薄堰口，南至邀河子，均属有例无程。乃南北两河渠甲，由下流而侵及上流，越界强霸，致使总河稻粟田亩不得因时灌溉，因启讼端。至雍正七年经官判定，仍照有例无程使水划界立石，始设总河渠甲，而三村之田乃得照旧灌溉，不至向隅。厥后总河渠甲岁以六月望日，致祭水神，将有功于总河之官绅，设木主于献殿，以配飨之。[125]

如今农历六月十五日也会举行“难老河会”，但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七月初二举行完大规模祭祀圣母的活动外，还有圣母出行的仪式。由太原县城出发到晋祠迎接圣母。

初四日，在城绅耆抬搁（俗名铁棍）抵晋祠，恭迎广惠显灵昭济沛泽翊化圣母出行神像（另塑一圣母神像，置肩舆中）。至县南关庙龙王庙以祭之。

是日在城人民备鼓乐旗伞栖神之楼，并搁十数抬。午刻齐集南关厢，西南行经南城角村、小站村、小站营。由赤桥村南抵晋祠，入北门出南门，至南涧河休息，少顷遂返。迎请圣母出行神像八抬肩舆出晋祠另行一路，由赤桥村中央东北行，经南城角村抵西关庙，日之夕矣，搁皆张灯（俗呼灯铁棍，他处无此）。入县西门至十字街（在城中央不偏不倚）。折而南行，出南门抵南关厢，恭奉圣母于龙王庙，安神礼毕乃散。

初五日，仍行抬搁，舁神楼，游城内外。人民妇女填街塞巷以观之。官且行赏以劝。

是日午刻搁仍齐集于南关厢。先入南门，穿街过巷，进署领赏（官赏搁上童男童女银牌，官眷则赏彩花），遂出西门仍返入城，又出北门仍返入城。日落出东门，天既黑，搁上张灯，名曰灯搁。由东关厢河神庙迎龙王神像十七尊，仍返入城。出南门奉龙王神于龙王庙。安神礼毕，始散而归。

十一日，古城营人民演剧赛会。前一日，由南关厢龙王庙恭迎圣母至该营之九龙庙（十七龙王随之而至）虔诚致祭。

十四日，古城营人民恭送圣归晋祠。[126]

刘大鹏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初四日记载说：“县城抬搁诣晋祠，恭迎圣母，观者如覩堵，十分热闹，为四十余年第一赛会也。”[127]时至今日，七月初二的庙会仍是晋祠最盛大的活动。

晋祠的庙会不单是消费购物，去晋祠游览也是主要目的。如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初五记：“日来客多，日事应酬，不能止歇，盖以游晋祠为三晋名胜之区，远迩之人皆来游览也。”[128]外来游客增多，晋祠的旅店都会爆满。同年七月初七记：“此次赛会聚观者甚多，旅店至莫能容。”[129]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日记：“晋祠演剧赛会。省城国民师范学校学生三百余人，于去日前来晋祠旅行，驻三日方去。”^[130]

在此附说，民国时期晋祠的旅游业的发展。因为毗邻晋祠景区，晋祠镇的旅游业逐渐发展起来。卫聚贤的《晋祠指南》记载：“晋祠东为晋祠镇，由晋祠庙东门出，其路南北两旁有小饭馆，虽不净洁，饭尚可吃；其地产大米藕及藕粉为佳，烧饼烝馍油羔亦好……晋祠内有空房，游人不归，可借住宿。”[131]刘大鹏民国二十五年闰三月三十日记：“午后赴晋祠，见有旅行之学生驻于祠下者纷如，景清门外之饭铺均行开门卖饭，各小商亦活动。”[132]有“清华百年四大哲人”之称的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和民族学家潘光旦，曾在1934年游览晋祠，在《太原通讯》一文中记录了旅游经过。他用晋祠难老泉水泡茶，说味道极好，不次于杭州西湖边的虎跑泉。“随后我们就出去喝茶吃饭，茶是我随身带的，水当然是晋水的了，味道之好，不减于虎跑。”[133]但日军占领晋祠堡后，旅游业一落千丈。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记：“入南门，在南中二堡，到各商家啜茗。从景清门出祠中仅一饭铺，问不卖钱，盖无游览晋祠者。”^[134]

清朝末年已有外国人慕名来晋祠游览。刘大鹏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记：“余诣晋祠，适遇有日本国人来游，有候补人员皆行。倭人临去时用照像法将晋祠庙照去。”[135]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八记：“洋人游历中国者纷纷，晋祠三台阁，现寓美人，或三或五，往来不绝。”[136]瑞典太子与太子妃也曾到晋祠，民国十五年九月廿八日记：“有自山外来者言：瑞典国太子偕妃于廿六日（11月1日）到晋省城。去日到晋祠及天龙山游览，阎知事支应一切，所费甚多。太子于昨日即行归省矣。”[137]

民国时期，省城太原的学生成为晋祠的主要旅游团队，由此带来晋祠堡百姓可以卖饭赚钱。刘大鹏在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廿七日记：“并垣大小学校生徒，近来出省旅行者纷纷不绝，必来晋祠旅行。小驻数日，且由晋祠旅行于天龙山，弗辞劳苦，以为其所学，则晋祠卖饭者生意莫不发财。凡一旅行之校教员学多则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人，均系买饭而食，晋祠热闹，必须一月有奇。”[138]民国十年四月初四记：“山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兼附属高等小学校专任教员，四川简阳徐鸿逵及其校长孟县张履寿二男人率领十五女学生，于本月初一日赴晋祠旅行，驻三日，今日午刻来校参观，坐一小时而去。”^[139]民国十一年四月初十记：“长孙全忠言，日来晋祠有旅行之学生甚多，此去彼来，省城来者接种不断，一宿去者多，亦有二三宿者。清源之学生亦曾来晋祠旅行，非特男学生且有女学生。今日驻宿晋祠者五六百人，皆自省城来者。夜在祠下各台阶上□卧。”^[140]民国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记：“并垣各校学生出省旅行者，多日来到晋祠之学生络绎不绝，一住三四日或五六日不等，以晋祠有山有水为名胜之区也。”^[141]民国十九年三月三十日记：“省城平民中学校前来晋祠旅行，昨日已到，今朝延予指导.予入祠下，将内外八景详细告知。邀予早晚两餐于馆中，一日未歇，日落乃归。”^[142]

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十四日记：“平中学校到晋祠旅行，昨日第三天。”^[143]

总之，作为具有千年历史的祭祀场所，晋祠的民间信仰底蕴为庙会提供了精神内核，吸引大量游客参与祭祀、民俗表演等文化活动。晋祠堡庙会期间形成特色鲜明的商贸集市，商品交易活跃，直接带动区域消费增长。庙会经济的繁荣，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商业活动的深度融合。我们原本期待，今天的晋祠庙会能延续这一发展路径，通过节庆消费短期刺激与文化遗产长期赋能的协同作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但是，随着晋祠中堡和北堡的拆毁，再加上景区围墙将晋祠与南堡分隔，这座千年庙宇与主要信众的联系已然疏远。如今，出于文物保护的考量，晋祠庙宇中鲜见民间祭祀的身影，世代相传的信众渐成往事。六月十五与七月初二的传统庙会虽仍在举办，却徒有其表，已然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与虔诚。中年人与青年一辈对这份祖辈相传的信仰，从内心深处已经逐渐疏离。

三、结语

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学者水野清一、日比野丈夫来山西考察古迹，他们在笔下如此描写晋祠堡：

由难老泉流出的溪水，南流成为鸿雁南河，北流成为清北河、陆堡河和中河，流贯晋祠附近的村落，浇灌了近郊二百数十顷水田。不仅如此，其丰富的水量，还被各处用来带动碾硙，因而这一带的制粉业十分兴盛，特别是当地的藕粉生产颇为有名。此外，当地还利用这些水流发展了造纸业，到处都有造纸业。当然，他们的生产规模都很小，但是其中也有一所略微带有一些近代工业色彩的机械操作的工场。

晋祠镇自古以来就位于太原南下的交通要冲上，又拥有这些特殊的产业，因而城镇很大。这所城镇还带有晋祠门前城镇的特点，家家户户都自然而然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路边流淌着丰富的清水，更给它增添了独特的风韵。这是一所泉的城镇、水的城镇，受泉水之惠，这里夏凉冬暖，因而不少太原的大官富商都在这里修筑别墅。这样在绿树之间就出现了一些与古朴的晋祠很不谐调的洋式房。

这所城镇是顺着一条街道呈长条状延伸的，从北向南由北堡、中堡和南堡三部分连接而成，南北长约1公里左右。整个城镇四周围着一道高五、六米的墙垣，各堡之间以门为界。晋祠前面的北堡最为古老，其次修建的是中堡，南堡至明景泰元年(1454年)才建成。现在的墙垣当然是在这以后所修筑的。[144]

晋祠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精美的建筑艺术闻名于世，而晋祠堡则像一位忠诚的守护者，用坚固的城墙和斑驳的砖石默默庇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晋祠堡，这座曾经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古堡，随着景区开发和城中村改造，其原貌已几乎荡然无存。仅存的南堡也显得破败不堪、杂乱无章。试想，如果晋祠堡能够得以完整保存，她或许会成为一座融合北方平遥与南方丽江特色的古镇。这里既有镖局、票号等展现晋商贸易繁荣的市镇元素，又有因晋祠难老泉而形成的自然街巷水系。尤其是从晋祠东门一出来，便能踏入这样一座如诗如画的古镇，晋祠与晋祠堡融为一体，精品文物、历史人文、古韵悠然交相辉映，必将成为中国北方最具魅力的水乡镇堡。然而，如今我们只能在想象中追忆往昔，在憧憬中回味那逝去的美好。这不仅是晋祠人民的遗憾，更是太原人民心中难以抹去的伤痛。

[①]苏泽龙的《晋祠稻米：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商务印书馆，2018年）涉及到晋祠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以及农民的生活、行为等问题。沈旸等的《丛问集》（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9年）分析了晋祠山门的转移；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晋祠与保护等问题。牛白琳的《晋祠古镇及其祭赛演剧活动考述》（《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对晋祠堡的历史及其创建与防御功能做出探讨。贾苗苗的《民国山西太原晋祠经济研究》（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对民国时期晋祠堡的经济做出研究。目前还较缺乏对晋祠堡起源与功能的全面深入研究。

[②]刘大鹏：《晋水图志》卷一，三晋出版社，2017年，第38—39页。

[③]華北交通アーカイブhttps://codh.rois.ac.jp/north-china-railway/photograph/3902-r00019-0.html

[④][北魏]郦道元；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六《晋水》，中华书局，2007年，第174页。

[⑤][北齐]魏收：《魏书》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6页。

[⑥][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聪子孝通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336页。

[⑦][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一三《河东道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366页。

[⑧][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页。

[⑨][宋]王谠，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一《政事上》，中华书局，2008年，第76—77页。

[⑩][唐]段成式，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前集卷八《雷》，中华书局，2015年，第658页。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三，“唐昭宗天复二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8569页。[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五《唐书·明帝纪》记载：“昭宗之幸凤翔也，梁祖率众攻围岐下，武皇奉诏应援，遣李嗣昭、周德威出师晋、绛，营于蒲县。嗣昭等军，大为梁将朱友宁、氏叔琮所败，梁之追兵直抵晋阳，营于晋祠，日以步骑环城。”中华书局，1976年，第483—484页。《旧五代史》卷五二《唐书·李嗣昭传》记载：“汴军营于晋祠，嗣昭、德威收合余众，登城拒守。”中华书局，1976年，第703页。

[12]《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太祖纪》，第1449页。

[13][清]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商税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317页。

[14]《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二《盐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465页。

[15]张倩：《宋代“镇”“市”结合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3期，第49页。

[1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28页

[17]《宋史》卷四《太宗本纪》，第64页。

[18][元]脱脱等：《金史》卷二六《地理志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30页。

[19]太原市晋祠博物馆编注：《晋祠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28页。

[20]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第172—173页。

[21]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第321页。

^[22]《太原县志（嘉靖）》卷一《古迹》，安捷主编：《太原古县志集全》，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685页。

[23]刘大鹏；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卷四《山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24]《太原县志（嘉靖）》卷一《堡寨》，第675页。

[25]《太原县志（道光）》卷二《城垣》，安捷主编：《太原古县志集全》，太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1097页。

[26]太原晋祠博物馆编注：《晋祠碑碣》，第49页。

[27]《晋祠志》卷四《山水》，第93页。

[28]《晋祠志》卷四《山水》，第93页。

[29]《晋祠志》卷三《亭榭》，第73—74页。

[30]《晋祠志》卷三《亭榭》，第75页。

[31]《晋祠志》卷三《亭榭》，第78页。

[32]张庆亨：《晋祠指南》，范华制版印刷厂，1932年，第27—28页。

[33]苏华、何远编：《民国山西读本·旅游集》，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282页。

[3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手稿影印本）第12册，三晋出版社，2024年，第471-472页。

[35]张庆亨：《晋祠指南》，第83页。

[3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6册，第360—361页。

[3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7册，第26页。

[38]《通俗教育丛刊》第9辑《时闻》1921年第9期 ，16—17页。 

[39]《来复》之《各地政教现况撷要》，1921年第144号，第8页。

[40]《铁路月刊：正太线》1932年，第2卷第7期 ，第5页

^[4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7册，第328—329页。

^[4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7册，第438页。

[43]苏华、何远编：《民国山西读本·考察记》，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101页。

[44]张庆亨：《晋祠指南》，第69—70页。

[4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773页。

[46]李炳卫：《太原指南（1935年版）》（翻印本），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85—86页。

[47]赵玉仙：《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利用——浅谈晋祠堡旧街的现状与未来》，《文物世界》2015年第5期，第44页。

[48]刘大鹏：《晋水图志》卷一，第96—97页。

[49]（清）王轩等纂修：《（光绪）山西通志》卷七八《营制略下》，三晋出版社，2015年，第3646—3647页。

[50]［清］钱仪吉纂：《碑传集》卷五九，中华书局，1993年，第1682—1683页。

[5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475页。

[5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499页。

[5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418页。

[5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690页。

[5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459页。

[5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460—461页。

[5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589—590页。

[5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886页。

[5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8册，第105—106页。

[6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513页。

[6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7册，第355—356页。

[6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8册，民国三十年六月十五日，第192页。

[63]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268页。

[64]《晋祠志》附《重修晋祠杂记》卷一，第1126页。

[65][清]钱泳：《履园丛话》丛话一七，中华书局，1979年，第467页。

[66]《晋祠志》卷五《古迹》，第114页。

[67]张庆亨：《晋祠指南》，第63—64页。

[68]张庆亨：《晋祠指南》，第77—78页。

[69]张育文主编：《太原市南郊区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62页。

[70]张育文主编：《太原市南郊区志》，第375页。

[71]张育文主编：《太原市南郊区志》，第447页。

[7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5册，第430页。

[7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9册，第14页。

[7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0册，第14—15页。

[7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3册，第6页。

[7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7册，第16页。

[7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2册，第510页。

[7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2册，第521页。

[7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册，第387页。

[8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册，第269页。

[8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5册，第816页。

[8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2册，第659页。

[8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3册，第631页。

[8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9册，第74页。

[8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14页。

[8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8册，第29页。

[8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9册，第22页。

[8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册，第316页。

[8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9册，第22页。

[9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2册，第797页。

[9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册，第118页。

[9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132页。

[9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8册，第98页。

[9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21页。

[9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册，第184页。

[9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6册，第695页。

[9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册，第554页。

[9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册，第570页。

[9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8册，第487页。

[10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3册，第406页。

[10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132页。

[10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9册，第748—749页。

[10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3册，第553页。

[10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2册，第524页。

[10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3册，第631页。

[10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4册，第217页。

[10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6册，第259页。

[10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6册，第358页。

[10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2册，第213页。

[11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册，第58页。

[11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3册，第355页。

[11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39页。

[11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641页。

[11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764页。

[11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册，第428页。

[11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8册，第477页。

[11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9册，第347页。

[11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3册，第298页。

[11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1册，第340页。

[12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1册，第524页。

[121]《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58页。

[12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1册，第698页。

[12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9册，第662页。

[12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1册，第259页。

[125]《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49页。

[126]《晋祠志》卷八《祭赛下》，第152—153页。

[12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0册，第605页。

[12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0册，第606页。

[12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0册，第608页。

[13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8册，第118页。

[131]卫聚贤：《晋祠指南》，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1932年，第54页。

[13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532—533页。

[133]苏华、何远编：《民国山西读本·考察记》，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233页。

[134]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7册，第436页。

[135]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9册，第228页。

[13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1册，第170页。

[13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9册，第779—780页。

[13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4册，第106页。

[139]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6册，第474页。

[140]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17册，第165页。

[141]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2册，第93—94页。

[14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2册，第94页。

[14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第25册，第80页。

[144]（日）水野清一，（日）日比野丈夫著；孙安邦等译：《山西古迹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8—49页。

*作者霍斌，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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