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春夏之际,父亲的病刚痊愈,在二伯父的牵线下,来到了太原,他揣着仅有的力气,在这座陌生的城市寻到了第一份糊口的工作。那时的父亲,大概以为熬过了病痛,日子便会顺着坦途往前走,却不知,真正的艰难才刚刚在太原的街巷里铺开。
父亲独自在太原打拼了半年多,母亲便带着大哥和二哥来到太原陪伴父亲,6岁的大哥已经能帮着母亲搭把手,二哥才一岁多,刚刚蹒跚学步。初到太原,一家人挤在借来的破旧低矮茅屋里,抬头能望见屋梁上结着的蛛网,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父亲的工资微薄,仅够勉强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至于体面和温暖,在那时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父亲常给我们讲起买醋的往事。那时家里连个像样的醋瓶都没有,他便把吃过药的小玻璃瓶洗净擦干,攥在手里去醋坊打醋,小小的瓶子盛不了多少醋,却要精打细算着用,每次倒醋时,母亲都会盯着瓶口,生怕浪费一滴。那药瓶上残留的药味,混着醋的酸香,成了我们家早年在太原最深刻的味觉记忆,也刻着日子的窘迫与寒酸。1954年的冬天,太原格外冷,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茅屋的缝隙,为了节省柴和碳,屋里的炉子做完饭就灭掉了,仅有的一铺土炕也是到了睡觉前才烧热一点。就在这样的寒冬里,三哥降生了,母亲刚经历分娩,身体虚弱不堪,浑身冻得发抖,她拉着父亲的手,声音微弱却急切:“他爸,去找点柴火吧,孩子快冻僵了。”父亲应声出门,在寒风里走了整整两个小时,那时的太原郊外,能烧的柴火早已被捡得干干净净,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田埂上、荒坡上寻觅,最后,只捧着几根干枯的玉米秆回了家,父亲赶紧点着玉米秆塞进土炕的灶坑里,微弱的火苗不一会就熄灭了,土炕还是冷的,却已是那时能给母亲和三哥唯一的温暖。
(五十年代太原五一广场,图片来自网络)
因为家里没有棉花,母亲拆了家里一个旧棉被掏出棉花,为三哥缝制小棉被,母亲坐在炕沿上,借着窗外昏暗的光,一针一线地缝补,她把旧棉絮一点点扯松,尽量让它能蓬松些,再拼凑着缝成简单的被褥和小棉衣,三哥裹在这样的“被褥”里,小小的身子依旧瑟缩着,母亲便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焐着他,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夜。
那些年的太原,风是冷的,炕是凉的,日子是苦的。几根玉米秆的温暖,一床旧棉絮的守护,一个药瓶盛着的醋香,都成了刻在我们家人骨子里的记忆,父亲负责赚钱养家,母亲则带着三个孩子,在贫寒中撑着整个家,用一针一线、一粥一饭,把艰难的日子缝补得有了温度。太原的寒冬终会过去,但那些在艰难中挣扎相守的日子,却永远留在了家人心底,成了岁月里最沉重也最珍贵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