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五台山研究》2022年第1期。
作者简介：郑昕，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戏剧比较。
武振宇，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俗文化。
摘 要：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南垂村有一方宋代功德碑，形制巨大，庄重典雅。但因年代久远，仅存碑身。碑阳为《中书门下牒潞州》与《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记叙了重修真如院佛殿的缘起与过程；碑阴为官员、僧侣与男女信徒名录以及唐大慈恩寺窥基法师口述《般若心经序》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通过考证碑文，梳理还原其所记载的唐宋时期南垂村的佛教信仰及宋代佛教政策。碑文内容与现存史料相印证，可补史之阙，兼之碑文清晰，笔锋尤存，可谓集历史、书法艺术于一身的精品。
关键词：长治；宋代；佛教；真如院；功德碑
《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宋元祐三年（1088）夏五月望日勒石，碑刻原存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南垂村真如院，现存南垂古镇记忆馆。碑体青石质，表面光滑，质地比较细腻，形制巨大厚重。碑高138厘米、宽74厘米、厚19厘米，品相基本完好，碑额与碑座现已不存，碑额原书“敕赐真如禅院”六字。碑文自右向左竖书，楷书，行与字间打有界格，字迹基本清晰。碑边刻有缠枝纹，端庄高雅。
碑阳记述了重修真如院佛殿的缘起和过程，自上至下分两栏，第一栏为宋治平元年（1064）闰五月《中书门下牒潞州》，竖行14行，行字不等，共151字；第二栏为碑刻正文，竖行18行，满行24字，共466字，栢谷山人刘光撰文、住持僧讲《圆觉经》沙门继深安定皇甫式书丹、李昭素刊刻。碑阴自上至下分三栏，第一栏为官员、僧侣与男信徒名录；第二栏为唐大慈恩寺窥基法师口述《般若心经序》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第三栏为女信徒名录。《光绪山西通志》《光绪潞城县志》《山右石刻丛编》《全宋文》等书均著录其部分内容，但因时代久远，翻印刻录，故其错漏谬讹在所难免，现就碑文所记相关之事略加考释，不当之处，祈望方家指正。
一、碑志录文
碑文个别字漫漶不清，但大部分均能准确识读。现据碑文拓片，并参照《光绪山西通志》[1]6663《光绪潞城县志》[2]435-436《山右石刻丛编》[3]125-129《全宋文》[4]224-225，将碑阳抄录标点如下：
中书门下牒潞州
潞州奏准，赦勘会到系帐，存留寺院，乞赐名额。候敕旨。取到祠部状，并系得文帐。内潞城县金粟山福仙院宜赐真如院，牒奉敕如前。宜令本州翻录敕黄，降付逐寺院，依今来敕命所定名额，牒至，准敕，故牒。
治平元年闰五月日牒
户部侍郞参知政事赵
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
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曾
门下侍郞兼兵部尚书平章事韩
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
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
惟大雄氏之徒，能教持因果，读诵演说，使四众得法以悟法，鄙悖邪妄，而一入于真净妙明，迁善远罪，致刑省讼息。其于政教也，岂小补哉！
兹院始建，旧名福仙，乃唐咸亨三年，逮今有宋治平元年改赐名额，实三百九十余载。住持僧继深与邑人维那李滨翰、李敏、杨琼、李应、李显等五十余人，重修佛殿，绩浑金释迦佛一尊，创建三门、门廊，铸黑金钟一颗。僧之萃，法之炽，民居之众，贫富率归依者，十八九焉。
中间囷或丰于储，赋或足于租，则竞舍其粟之余，利其帛之须，立圣像以金其躯，构华屋以崇其居，饰其殿以尊焚礼，敞其堂以来供利。繁其徒，延其裔也；雄其法，大其势也。为一方之壮观，万目之瞻仰，土木之备，金碧之饰，倍于前矣！木树森森，台殿崇崇，来者如归而不忍去。翻思儒宫萧洒，嗟呼！仲尼，圣师也，块处于弊檐之下。虽绘七十子至贤，三千徒至众，过门者尚不一顾，矧肯舍金钱崇饰庙貌乎？是吾□师不逮瞿昙之智远矣。能师一日惠然见访，以厥工吿成，因匄余文，故录其事于碑之末。
时大宋元祐三年夏五月望日栢谷山人刘光记
住持僧讲《圆觉经》沙门继深安定皇甫式书
李昭素刊
《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通篇以楷书写就，书法点画遒劲，风格清迈刚健，实为碑书佳作。细考其字势结体、撇捺钩折，与三点水、反捺、立刀旁等笔画辙迹，显然是学习与融合李北海的书法笔法，在字的整体风格上，也显然呈现出李北海的笔意，字势欹侧，正中出奇。而且通篇无一字粗粝，字字精良，气度不凡。故可以说此碑书法是具有李北海笔意的一篇楷书佳作。而且此碑的刊刻同样精良，笔画精致，纤毫毕现，将原书的细节、动势与风格细腻清晰地表现了出来，与原书相得益彰。总而言之，此碑书刻劲健典雅，大气雍容，为唐宋碑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二、碑文所涉相关问题的探讨
《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展现了唐宋时期南垂村的佛教信仰以及宋代的佛教政策，通过对其所涉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力图再现历史样貌。碑文内容既可以与现存史料相互印证，又可补史之阙，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长治地区唐宋佛教发展历史与社会背景
长治市，古称“潞州”，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左襟太行，右带漳水。上扼河东、太原，为晋之咽喉；下控晋城、洛阳，为中原之屏蔽。其与晋城市（古称“泽州”）并称“上党”，顾祖禹云：“郡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5]1801有关山之险、四塞之固，自古为兵家所必争。潞州，《禹贡》属冀州，春秋时立潞子婴儿国，后其地归晋。秦汉属上党郡。晋为上党郡辖，隶并州。北周宣政元年（578），分上党郡，置潞州，潞州之名由此始。隋文帝开皇三年（583）改郡为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复改州为郡。唐为潞州，隶河东道。宋崇宁三年（1104）改潞州为隆德，不久即改为隆德府。元为潞州，隶晋宁路、河东山西道政廉访司，属中书省。明为潞州，直隶山西布政司。明嘉靖八年（1529）二月升潞州为潞安府，附郭置长治县，其地属长治县，长治之名自此始。清为潞安府长治县，属山西省。[6]29-32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东晋永和八年（352），佛图澄及其弟子释道安入晋，在山西阳城等地研经析理，传播佛教。山西佛教在北魏时期得到发展，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绵延于宋元明清。山西佛教以五台山为中心，逐渐成为全国佛教传播的重点区域之一。[8]138-140长治市佛教历史悠久，据现存史料推算，至迟在北齐武平四年（573）便开始修建佛寺，传播佛法。[9]311唐宋时期，在朝廷官府的助推下，长治地区的佛教得以发展，修建寺院，创立金幢，刊印佛经。规模较大的寺院有建于唐咸亨三年（672）的南垂村真如禅院、建于唐景云元年（710）的崇庆禅院、建于宋绍圣元年（1094）的大慈云寺等，均是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的典型。元、明、清时期是佛教史上的繁荣期，大的村落几乎都有规模不等的寺院，许多佛事被民众所接受，逐渐演变成当地的习俗，佛教思想深入人心。
长治市潞州区南垂村为老顶山镇下辖村，距离市区7公里，因其位于“邯长古道”，交通便利，商贸发达，为修建寺院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撑。当地流传有“南垂街，三里长，一里一座观音堂”的俗语，便是最好的佐证。唐宋时期，南垂村的佛教发展便初具规模，其证据有二：
一是1987年在南垂村出土一尊石经幢。该经幢制于唐贞观十二年（638），现存于长治市博物馆。石经幢为青石材质，通高1.46米，顶帽残缺，幢身方形，经幢四面刻有大小佛像及十二臂观音像等四十七尊。幢座四周阴刻题记及十二臂观音和供养佛像。经幢阴面下层正中位置有一尖拱形主龛，龛楣连珠纹相对，饰火焰纹。龛内雕阿弥陀佛造像一尊，面部丰满，身着左袒袈裟，结跏趺坐于束腰仰覆莲瓣须弥座上，左手托膝，右手上举，主龛上层开造三排小龛，每排并列二龛，内各雕一座8-10厘米大小的佛像。由此可以看出，南垂村佛教历史悠久，最晚在唐贞观初年当地便已经开始修建寺院。
二是《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载：“兹院始建，旧名福仙，乃唐咸亨三年，逮今有宋治平元年改赐名额，实三百九十余载。”可知，南垂村真如院原名福仙院，始建于唐咸亨三年（672），宋治平元年（1064）中央赐牒，易名为“真如院”。南垂村真如院，位于南垂村南部，历代修缮情况暂不可考，现存建筑为一进院落，现存正殿一座，面阔3间，为明清建筑风格。
（二）宋代寺院的管理
宋代寺院的发展是官方与民间互动的结果，是“礼俗互动”下的产物。有宋一代，除宋徽宗外，其他当权者对佛教作支持态度，较为扶持佛教的发展，且对佛教的管理更为规范化、制度化、严格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宋朝官方对寺庙数量的掌握是相当准确的，孔平仲《谈苑》载：“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10]37据游彪先生考证，文中的“今”字，当理解为宋仁宗末期或宋英宗治平前期。[11]133
在宋代官府的佛教政策中，寺院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所在。因为寺院不仅是佛教信徒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作奸犯科”者的避逃之所。为此，宋代官府通过“系帐”和“敕额”两种方式，进一步掌握寺庙、僧尼数量的多少。系帐，即将僧尼的基本情况登记造册；敕额，即由皇帝敕赐寺院名额。因皇帝的特殊地位，敕额是皇帝无上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的标志，体现出寺院的合法地位，关系着寺院的存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朝官方对佛教的控制不断加强。《宋史》仁宗时期有“毁天下无额寺院”[12]198的记载；《宋会要辑稿》载：“二年三月，诏诸路转运司：应部内诸州有神庙不系赐额佛堂，无僧主持，据山险孤迥之地，为盗贼藏伏者，并令毁拆。”[13]8821以上史料均是宋代官府对无额寺院的严格处理，这也进一步凸显了敕额的特殊意义。
宋英宗即位不久，身体每况愈下，便寄希望于神灵护佑。在这一大背景下，各地方官府纷纷上报，“乞赐名额”，通过这一善举为宋英宗祈福。南垂村真如院便是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英宗赐额，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寺院。宋治平三年（1066）“诏一应无额寺院，屋宇及三十间以上者，并赐圣寿为额”[14]59。通过各地流传至今的碑刻可以看出，这一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无疑得到了认真贯彻执行。[11]135
南垂村真如院自获得皇帝赐额后，便开始筹备寺院的修建活动，寺院修建的主体主要有官员、僧人、男女信徒，参与者阶层众多。住持僧继深与邑人维那李滨翰、李敏、杨琼、李应、李显等50余人，募集捐资，重修佛殿，妆塑金身，创建三门、门廊，重铸金钟。据碑阴第一栏记载，本次佛殿重修，除僧人参与外，作为国家象征和地方实力派的县令、县尉也参与了此次寺院建设。普通信徒为追求福报，也常常布施资财，碑阴第一栏共列有普通男信徒68人，第三栏列有普通女信徒51人。这些普通信徒在佛殿的重修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以不同方式参与到佛殿的建设中，可以说，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宋代真如院的重修难成其就。这也正是碑文作者刘光所感叹“僧之萃，法之炽，民居之众，贫富率归依者，十八九焉”的原因。
三、碑文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中，有价值的史料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佛教史的研究者主要将目光投视到对主流史料的挖掘研究当中，却较少地关注残存于民间的、零散的史料。《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的重现，对于研究唐宋时期长治地区的佛教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证实了通志、府志、县志、金石志所载信息的可信性，文字出入较小。碑文全文468字，但在流传的各种版本中有“脱文”“讹文”等现象。如宋治平元年《中书门下牒潞州》中“潞州奏准，赦勘会到系帐”句，在后世文献中常常脱“赦”字，导致语义不通，此为脱去一字例。此外，还有原碑的书丹者当为“住持僧讲《圆觉经》沙门继深安定皇甫式”，许多版本中只记录了其姓“皇甫”，未录入其名，概因其字小，未能检视。该题名对于研究真如院的修建年代及其书丹者等问题皆是有价值的。
第二，为研究宋代长治地区佛教史提供了实物依据，是山西佛教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党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底蕴深厚，地理位置险要。唐宋时期，上党地区逐渐成为佛教较为昌盛的地区，一定程度上是唐宋时期的佛教文化中心。寺院是佛教信徒的重要活动场所，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真如院在宋治平元年闰五月获得英宗敕额，得到了朝廷认可，成为“合法”的寺院。在官方认可和民间筹资的双重互动下，时隔20年，得以重修。这对研究宋代佛教在长治地区的发展情况和寺院建设，厘清佛教发展脉络，深化上党地区唐宋佛教文化的研究大有裨益。
第三，碑阴第二栏为唐大慈恩寺窥基法师口述《般若心经序》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前辈学者在著录时均未将其收录。碑文的发现，对研究《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版本流传情况提供了新的文献史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历代汉译本有七种，通行版本为唐京师大慈恩寺玄奘法师的译本。窥基为玄奘法师弟子，入大慈恩寺，跟从玄奘学习梵文及佛教经典，长于疏释，独得玄奘所传因明和五种性宗义，所译经书甚多，有“百部疏主”之誉。窥基关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论著仅存《般若心经幽赞》2卷。碑阴中所记窥基法师口述《般若心经序》未被收录佛教典籍，尚属首次发现。碑文的发现，对研究法相唯识宗的承传情况亦有一定学术价值。碑文撰写年代与窥基法师生活的年代相隔400年之久，时隔400余年的碑文中出现“大慈恩寺窥基口述”字样，笔者推测有三：一是早在唐咸亨三年，窥基法师曾来到长治市南垂村讲法，其弟子门人于此修建福仙院（今真如院），此说可以通过法相唯识宗之重要论典《成唯识论》相佐证：“真谓真实显非虚妄，如谓如常表无变易，谓此真实于一切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虚妄义。”[15]233玄奘翻译《成唯识论》时，采弟子窥基的主张，释译诸师学说，“真如禅院”即得名于此；二是南垂村真如院最早为窥基法师所创法相宗教派的活动场所，窥基法师虽未曾到此，但其弟子、信徒于此创建真如禅院，只因后世法相宗衰微，再无人提及此事；三是即使这不是一座法相宗传承的寺庙，但也可能有崇尚玄奘法师西行取经精神的出家师在此修建寺庙。因材料所限，仅能推测一二，关于窥基法师与真如院之关系，尚有待新材料的出现。
第四，碑文中涉及不少历史人物，与史书记载可相互补证。《中书门下牒潞州》中所显示有“户部侍郞参知政事赵、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平章事曾、门下侍郞兼兵部尚书平章事韩”。《光绪潞城县志》考证，“牒内列衔为韩琦、曾公亮、欧阳修、赵抃。时英宗即位之初，诸老并聚一廷，为有宋盛时”[2]436。根据《宋宰辅编年录》《宋史》等书考证，是年户部侍郎参知政事为赵槩，非赵抃；欧阳即欧阳修；韩即韩琦；曾即曾公亮。宋嘉祐七年（1062）三月乙卯，孙抃罢参知政事，赵槩自枢密副使、礼部侍郎升任参知政事；治平元年闰五月戊辰，宰相韩琦加尚书右仆射。[16]346赵抃于宋熙宁元年（1068）八月自担任参知政事，熙宁三年（1070）被罢为资政殿学士，担任杭州知府。[16]416由此可以证明，《中书门下牒潞州》中的“户部侍郎
参知政事赵”当为赵槩，非赵抃。同一时期的敕牒，在山西还有3处：平遥县清虚观《中书门下省牒汾州》（宋治平元年三月）、武乡县大云寺《中书门下牒威胜军碣》（宋治平元年四月）以及长子县寺头村大觉寺《大觉寺牒》，所刻题名均与真如院牒文相一致。
第五，为古今地名考证提供了事实依据。碑文中所涉“潞城县南垂村”“栢谷山”等地名，历经朝代更迭，但仍沿用至今。南垂村，据现存方志、碑刻可以推测，自有宋一朝，南垂村行政区划虽时有更改，但其村名延续至今。南垂村因位于邯长古道沿线，交通便利，明清时期商贸繁荣，村落规模渐渐扩大，发展成为南垂镇，成为当地为数不多的大村。栢谷山，在明清时期写为“百谷山”，《乾隆潞安府志》载：“百谷山，一名栢谷山。在县东北十三里，高三百四十丈，周六里，峰峦耸秀，为郡城之座山……昔神农尝百谷于此，因名。”[6]37《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的重现，对研究上党地区古今地名延续的问题，对上党地区所辖县、乡、里、村等地名的整理，对研究上党地区的历史地理问题，具有补证意义。
综上，《潞州潞城县金粟山南垂村真如院重修佛殿功徳记》不仅可以补证传世文献之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书法清迈刚健，实为碑书佳作。对此碑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抢救史料，再现历史原貌，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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