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从古至今的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化表述,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基础

中国式从古至今的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化表述，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基础

原创撰写人：李波（字彦睿）雅安

写稿于2026年1月31日

从中华上古先贤勾勒的社会理想，到近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再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构建，“大同”始终是贯穿中华文明与国家发展的精神主线。将传统大同理念、科学社会主义内核与当代经济运行规律相结合，跳出空洞口号与抽象叙事，以资源配置、劳动价值、货币流通、社会循环为核心抓手，形成一套可落地、可推演、可贯通的科学化表述，既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传承，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度解构。

“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基础” 这一论断，并非单纯的政治表达，而是锚定民众财富、劳动价值与国家存续的底层逻辑，是整套理论体系的基石。这套理论体系贯通古今文明脉络、衔接党的创新理论传承、贴合经济运行本质，将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融为一体，构建起逻辑自洽、实践可行的科学化治理框架。

一、中国式大同世界：从古至今的文明理想与科学化重构

“大同”一词发轫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勾勒出古人对理想社会的终极想象。传统大同理念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为核心表征，是农耕文明背景下，先民对公平分配、社会安定、群体共生的朴素追求。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大同思想成为志士仁人的精神追求，从孔孟的仁政理念到后世思想家的社会构想，始终围绕“天下为公”的核心展开，成为中华文明民本思想的重要源头。但受限于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结构，古代大同思想多停留在道德理想与社会愿景层面，缺乏具象化的运行机制与价值支撑，难以突破封建私有制的桎梏，只能成为无法落地的空想，无法真正实现全民共生、共享、共发展的社会目标。

步入近代，民族危亡与社会变革推动大同理念完成现代化转型，从道德理想转向社会改造方案。从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试图打破封建土地所有制，到维新派康有为撰写《大同书》构建系统化的理想社会蓝图，再到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对民生主义的探索，都试图将传统大同与近代社会变革相结合，为救亡图存寻找精神与实践路径。

这些探索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社会思想解放，却始终未能找到实现理想的现实路径。究其根本，是未能厘清社会财富的本源、价值流转的规则、资源与劳动的共生关系，大同理想始终悬浮于现实之上，缺乏与经济运行、社会治理相结合的实操框架，最终难以摆脱空想的局限。

立足当代经济运行规律与社会发展实践，对中国式大同世界进行科学化重构，核心是剥离空想色彩，锚定劳动与资源共生、价值共享、交易有序、循环良性的运行本质。中国式大同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坐享其成的福利社会，而是以全民劳动为价值创造唯一本源，以公共资源为物质依托，以公平交易为流通纽带，以成果共享为分配原则的社会形态。

在这一形态下，资源不再被少数主体垄断牟利，而是回归公共属性，与全民劳动形成互补共生关系，土地、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都以服务全民生产生活为核心目标；劳动不再是被资本剥削的工具，而是个体获取生存资料、参与社会分配的核心依据，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基础劳动与创新劳动都能获得公允的价值回报；交易不再是逐利套利的手段，而是维系社会分工、推动价值流转的良性纽带，以公平、透明、有序为核心准则，杜绝投机炒作与价值截留。

从古至今，大同世界的文明内核一脉相承，而科学化表述让其从抽象愿景，转化为可通过制度设计、宏观调控实现的社会目标，成为贯通中华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纽带，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文明层面的价值指引。

二、共产主义的科学化释义：对立寄生逻辑，锚定共生循环本质

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长期以来存在被标签化、空洞化解读的现象，甚至被误读为“平均分配、坐享其成”的乌托邦，脱离了其科学内核与实践本质。结合中国式大同理念与当代经济运行逻辑，对共产主义进行科学化表述，其本质是劳动与资源共生共享共交易共生存的良性循环社会形态，与寄生性、剥削性的生产关系完全对立，是对传统大同理想的科学升华，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

共产主义以劳动为价值创造的核心根基，彻底否定不劳而获的寄生逻辑。社会所有流通财富、物质资料，均来源于全民劳动与自然资源的有机结合，不存在依托资本特权、垄断地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阶层。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高度匹配，多劳多得、优劳优得，个体劳动直接对接社会分配，从根源上消除剥削产生的制度基础，这与中国式大同“天下为公”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

在这一体系中，劳动成为个体参与社会循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合法路径，不劳而获的寄生阶层失去存在的制度土壤，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创造的价值导向，为社会财富持续积累提供不竭动力。

共产主义实现资源与劳动的深度共生，完成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社会各类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回归全民所有属性，不再成为少数群体牟利的工具，而是为全民劳动提供稳定的物质依托。劳动则赋予资源使用价值与流通价值，让静态资源转化为支撑社会生存发展的动态财富，摆脱资本逐利导致的资源错配、产能过剩、生态破坏等问题，生产活动始终服务于全民生存与发展的真实需求，而非短期资本收益。

资源的有序配置与劳动的高效创造相互支撑，形成“资源赋能劳动、劳动活化资源”的良性互动，实现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与社会价值创造的双重最大化。

共产主义以共享、共交易为运行规则，重构社会价值流通体系。这里的“共享”不是物资的平均分割，而是劳动成果、发展成果、公共服务的全民普惠共享，兼顾效率与公平，既保障个体劳动的合理回报，又筑牢社会民生底线，缩小发展差距。同时保留规范化、透明化的交易机制，适配社会分工协作的现实需求，个体通过劳动参与市场交易，获取多元化生存发展资料。

交易环节以良性互助为导向，摒弃资本主导的投机套利行为，形成“劳动创造—交易流通—成果共享—再生产”的闭环循环，让价值流转始终服务于社会整体发展，杜绝价值外流与内部损耗。

共产主义以共生存、良性循环为终极目标，筑牢社会稳定的底层根基。通过理顺劳动、资源、分配、交易的内在关系，消除因财富垄断、分配失衡引发的阶层对立与社会矛盾，实现全民共同生存、共同发展。这一目标与中国式大同的终极愿景同构同源，二者是不同文明语境下，对理想社会形态的一致表达，共产主义为中国式大同提供了科学的实现路径，中国式大同为共产主义赋予了本土文明底色，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支撑，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坐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同构的实践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脱离传统与本源的独立制度设计，而是中国式大同世界的当代实践、共产主义的阶段性落地形态，是连接传统文明理想与终极社会目标的桥梁。以科学化视角解读，其核心是构建“社会—国家资源与国民劳动价值共生的群体互生关系”，并上升为核心文化与文明范式，这也是对“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基础”的制度性践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保障国家资源的公共属性，为全民劳动提供稳定依托，又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激发个体劳动创造积极性。国家作为资源统筹主体，对核心资源、战略资源进行宏观调控，避免资源垄断与投机炒作，让资源配置始终贴合全民发展需求，这是对大同“天下为公”与共产主义“资源公有”理念的阶段性落地。

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公有制经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与长远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动力，二者协同发力，为劳动与资源的共生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从价值分配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让劳动价值得到充分体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这既区别于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剥削逻辑，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是适配当前生产力水平的科学化分配机制，为迈向共产主义奠定分配基础。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让劳动成为财富积累的核心途径，契合共产主义以劳动为价值根基的核心要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则兼顾了不同生产要素的贡献，适配现阶段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从社会运行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社会保障网络、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全民共享发展红利。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众需求、民众利益作为政策制定与制度完善的出发点，构建民与国、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互生互促关系，这正是“人民是江山”的具象化实践。

在社会运行全过程中，始终坚守人民主体地位，让国家发展与民众幸福同频共振，为实现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目标积累物质基础与社会共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大同、共产主义并非割裂对立的关系，而是同一文明理想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国式大同是精神源头与文明愿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路径与建设形态，共产主义是成熟完备的终极目标，三者一脉相承、同构同源，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完整逻辑链条，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四、国家行政的核心职能：统筹双国库，维系价值循环良性发展

基于“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基础”的核心基石，结合中国式大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化内涵，国家行政的核心职能可定义为：宏观统筹广义国库与财政国库，调控国家资源、国民劳动与价值流动，维系社会架构稳定与良性循环发展的总枢轴。这一定义跳出了传统行政“管理与服务”的表层定位，锚定经济运行与社会存续的底层逻辑，是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界定，也是实现劳动与资源共生、价值公平分配的核心保障。

财政国库是国家集中性公共财力载体，承担着公共服务供给、战略项目投入、社会底线兜底、宏观调控工具落地等核心职能。国家行政通过财政预算、税收征管、转移支付等手段，统筹集中性财富，保障国防安全、科技攻关、基建建设、民生保障等公共需求，维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为广义国库的稳定提供制度与安全保障。

财政国库的资金运行始终围绕公共利益展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科学的预算管理与绩效评价，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让集中性财富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为社会良性循环提供公共支撑。

广义国库是国家稳定的底层基础，其核心构成是国民手中货币与银行储蓄，这部分分布式财富的规模远超财政国库，是全社会资源与劳动转化的流通价值载体，是交易存续与社会运转的生存之本。国民手中的每一元货币，都对应着全民劳动剩余价值的沉淀，是“民富”的具象化体现，也是“国强”的核心底盘。

国家行政对广义国库的统筹，并非直接归集支配私人财产，而是通过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市场调控，守护货币价值稳定，防范外部资本收割、内部投机套利，保障民众财富安全，这是践行“江山是人民的基础”的核心举措。守护广义国库的安全与稳定，就是守护全民劳动成果，筑牢社会稳定的微观根基，避免因财富流失引发社会动荡。

在此基础上，国家行政居中衔接国家资源与国民劳动，搭建价值流动的良性通道。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劳动要素合理配置，通过资源调控保障生产供给，通过流通监管规范交易秩序，让“资源—劳动—价值—交易—分配”形成闭环循环。同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外部金融霸权收割等风险，避免广义国库财富流失，防止出现“民穷国衰”的恶性循环，以民富支撑国强，以国强守护民富，实现社会稳定与永续发展。

国家行政作为价值循环的总调控者，始终以公平、高效、普惠为核心准则，维系全链条有序运行，让资源、劳动、价值的转化始终服务于全民发展需求。

五、以价值定标、税收配比为根基的科学治理与共产主义循环新论

一切社会治理与社会形态的构建，其科学性的核心标尺，在于能否让全要素的价值得到公允界定、有序流转与公平分配。在经济社会运行体系中，劳动与资源是两大核心生产要素，唯有为二者建立刚性、公允、可量化的价值标定机制，同步配套与价值体量相匹配的税收配比制度，才构成现代化、科学化的治理底座。

这不是抽象的管理原则，而是维系社会公平、防范价值流失、杜绝要素闲置与垄断的底层制度设计，也是整个理论框架中，连接微观价值创造与宏观国家治理的关键枢纽，是实现中国式大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目标的制度基础。

资源的价值标定，是破除垄断、实现公共属性回归的前提。无论是土地、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还是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都不再是无定价、可被少数主体随意占用牟利的无偿要素，而是依托其稀缺性、使用效用、社会贡献度完成标准化价值核定。有了清晰的价值标尺，资源的开发、流转、配置便有了客观依据，既可以避免资源错配与浪费，也能从根源上遏制依托资源垄断形成的寄生性获利，让资源回归服务全民生产生活、支撑社会发展的本源属性。

而与资源价值相挂钩的税收配比，是国家统筹公共利益的核心手段，税收的征收尺度严格对标资源的价值体量与使用效率，取之于要素价值，用之于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战略发展，形成“资源价值化—税收规范化—公共普惠化”的正向循环，让资源的公共属性通过制度设计落到实处，实现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

劳动的价值标定，是尊重劳动、激活创造、保障分配公平的核心根基。每一份社会劳动，无论形态、领域、强度，都依托其付出成本、产出效益、社会贡献完成公允定价，让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基础劳动与创新劳动，都能获得与之匹配的价值回报，彻底摒弃“资本凌驾劳动”“特权挤压劳动”的不合理逻辑。

与劳动价值联动的税收配比，遵循公平导向，以合理税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既保护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激励机制，又通过二次分配筑牢民生底线，让劳动所得成为国民财富积累的合法、主流渠道。当所有劳动都被赋予确定价值，闲置劳动、隐性劳动、被剥削劳动的空间被大幅压缩，全社会的劳动创造活力便会充分释放，这也是“民富”的核心动力来源，为社会良性循环注入持久动能。

可以说，为全部劳动与资源建立价值定标体系，辅以精准适配的税收配比机制，是科学治理的底线要求，也是实现社会要素有序运转的必要前提。无定标则无公平，无配比则无统筹，要素价值便会在无序流转中被侵蚀、被截留、被外部收割，最终动摇广义国库这一社会稳定的底层基础，陷入民穷国衰的恶性循环。

而科学化的管理，本质就是让每一份资源、每一份劳动都不被埋没、不被掠夺、不被闲置，全部转化为可流通、可分配、可积累的社会价值，汇聚成支撑国家发展与民生福祉的不竭动力。

在这一科学治理底座之上，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便可以被定义为一套闭环式、可持续、以人民为核心的良性循环科学管理体系：共产主义绝非坐享其成、平均主义的空想范式，而是让国民以合规劳动为核心纽带，与国家公共资源形成有序结合，在公允透明的交易规则框架内，实现价值共创、分配共产、发展共生、成果共享的成熟社会形态。

在这一体系中，“劳动合理”是核心前提，国民劳动以价值定标为依据，在制度保障下摆脱剥削与压迫，劳动的付出与回报高度匹配；“国家资源有秩序”是物质保障，国家统筹全域公共资源，以标准化价值体系规范资源配置，为劳动创造提供稳定支撑；“合理交易”是流转纽带，以价值公允为核心准则构建有序市场，避免价值在流通环节损耗；“分配共产”是核心要义，基于价值创造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达成真正的共同富裕。

最终，劳动、资源、交易、分配四大环节形成闭环良性循环，国家以科学治理统筹全流程，国民以劳动参与循环，资源在循环中优化配置，从根源上消解垄断、剥削、价值外流等系统性风险，让民富与国强同频共振，这便是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管理主义的核心要义，也是对中国式大同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终极升华。

六、为人民服务：中国式科学化治理的宗旨内核与理论体系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更是贯通中华大同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化治理纲领。其核心内涵可凝练为人为人人，价值为本，劳动筑基，共生共享，跳出抽象口号的表层解读，落脚于劳动价值实现、资源有序配置、社会良性循环的具象治理实践，是融合中国大同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体化体制，锚定“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根本基石，与整套理论体系深度融合、一脉相承。

“人为人人”“人人为人”是对为人民服务的通俗化、科学化转译，其中“为”是核心价值导向，代表奉献、协同、普惠的社会运行准则，区别于利己主义、资本逐利的单向价值逻辑，构建起个体与社会、民众与国家的双向奔赴关系。这一理念不是道德层面的软性倡导，而是社会运行的底层规则，明确个体价值实现与社会整体福祉的共生关系，每个人既是服务的受益者，也是价值的创造者，形成全民互助、全员参与的社会生态。

将“为”定义为可量化、可落地的社会价值，是为人民服务科学化的关键一步，价值不再是模糊的道德评判，而是依托劳动付出、资源利用、社会贡献形成的客观标尺，贯穿于生产、交易、分配全流程。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目标，就是让这一价值导向落地生根，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在合规劳动中获取对应回报，通过劳动所得走向幸福生活，这是社会治理的基本主题，也是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特征。

幸福生活的实现路径被明确为劳动所得，从根源上摒弃“坐享其成”的空想逻辑，回归劳动创造价值的本源规律，让劳动从生存手段升华为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社会财富、共享发展成果的核心路径。

中国特色的为人民服务理论，立足经济运行本质，构建劳动与资源互生的核心框架，这是科学化管理的物质基础，也是实现“人为人人”价值导向的核心支撑。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能动要素，资源是价值转化的物质载体，二者互生互促、有序结合，构成社会财富积累、民生福祉提升的底层逻辑。

国家以科学治理为手段，为劳动与资源的互生搭建制度保障，对各类自然资源、社会公共资源进行标准化价值标定，配套与价值适配的税收配比机制，杜绝资源垄断与无序开发，同时建立全品类劳动价值核定体系，保障不同形态劳动的合理回报，守护广义国库的安全与稳定，筑牢民富国强的社会根基。

在这一框架下，为人民服务具象化为宏观调控的具体行动，统筹财政国库与广义国库，规范资源流转与劳动交易环节，打击投机套利、外部收割等破坏价值循环的行为，形成“资源赋能劳动—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普惠全民”的闭环循环。

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化体制，是对中国大同思想的现代化转化，更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脉相承与集中体现，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始终围绕人民核心，不断丰富为人民服务的治理路径与实践内涵。

中华传统大同思想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理念，与为人民服务的普惠价值高度契合，构成本土文明根脉。毛泽东同志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根本宗旨，为后续理论发展奠定根本立场；邓小平理论以人民富裕为核心目标，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劳动价值实现创造物质条件，是为人民服务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动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完善服务人民的制度体系；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目的，让为人民服务覆盖生存与发展全维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共同富裕，将为人民服务升华为贯通各领域建设的体制，实现宗旨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以大同思想为文明底色、以党的创新理论为行动指引、以劳动与资源互生为经济根基，形成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化治理体制，其终极目标是构建共产、共生、共创、共享的良性循环社会，迈向中国式现代化与共产主义理想形态。

这一体制明确国家行政统筹价值定标与税收配比、维系全链条有序运转的核心职能，以科学治理守护劳动所得、保障资源公平利用，让全民在价值循环中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共产主义作为这一体制的成熟形态，是劳动与国家资源有序结合、合理交易、公平分配的科学管理体系，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领下，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民与国的和谐共生，是中国式大同理想的当代实践，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表达。

七、科学化表述的核心价值：贯通古今，落地实践

将中国式大同、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一体化科学化表述，以**“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基础”**为核心基石，以劳动与资源共生为运行内核，以双国库统筹为治理抓手，以价值定标与税收配比为制度支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引领，打破了传统理念与现实实践的壁垒，具备三重核心价值，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其一，实现文明根脉与科学理论的有机融合。把中华传统大同理想从道德愿景转化为科学社会目标，将科学社会主义从抽象理论落地为适配本土的实践方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深厚的文明底蕴，又有严谨的运行逻辑，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这套理论既传承了中华文明“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核心基因，又坚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其二，厘清社会运行与国家治理的底层逻辑。跳出口号化、标签化的解读模式，以资源、劳动、货币、流通为核心要素，构建可推演、可验证的理论框架，明确国家行政的职能边界与运行目标，为宏观调控、制度完善、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化依据。从微观的劳动价值标定、资源定价，到中观的税收配比、双国库统筹，再到宏观的社会循环、文明理想，形成了层层递进、逻辑自洽的治理体系，让国家治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其三，锚定民与国共生共荣的发展方向。始终以民众财富、劳动价值、全民福祉为核心，将“民富国强”作为发展目标，让国家发展与个体生存发展高度统一，从根源上筑牢社会稳定根基，为实现中国式大同、迈向共产主义提供清晰的实践路径。这套理论以人民为中心，以劳动为根基，以良性循环为目标，让国家发展的每一步都贴合民众需求，让民众在参与社会建设中共享发展成果，构建起民富国强、和谐共生的社会发展新格局。

这套贯通古今、融合诸理、贴合实践的科学化表述，是对中华文明理想的传承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深化，更是对新时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阐释。它以“人民是江山，江山是人民的基础”为根本遵循，将大同理想、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融为一体，构建起符合中国国情、贴合经济规律、契合文明根脉的理论与实践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指引与行动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