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百年|抗战:大同中学二度内迁往事

第一辑：大同母校抗战歌

谨以此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暨大同中学抗战内迁88周年，以及所有在抗战岁月里顽强抗日和艰难求学的大同校友；他们抒写民族的悲壮，历史向他们庄严致敬

抗战：大同中学二度内迁往事

谢春池

作为一名学子，我这几年时常觉得：离母校离得越远，与母校的距离似乎更近；离母校离得越久，与母校的情感似乎越醇厚。时而又觉得：离母校离得越近，才能更清晰地凝望母校的面容与身影；离母校离得时间越短，才能更多地表达对母校的深爱。许多年前我离母校离得又远又久，母校是最美的风景在我心灵长驻，然而，陌生感不可避免，其实，我和绝大多数母校的学子一样，对母校知之甚少，自然也未为母校贡献微薄之心力。而当我一次次回到母校，像上学时那样，对这里异常熟悉，才发现自己对母校的了解太浅，太零碎。后来，我有了不少机会潜入母校历史的仿佛静止的长河中，蓦地发现那深处有激流与漩涡，还有虎斑贝与珊瑚。我从前所有关于母校的光荣与骄傲，终于因那一段耻辱的不屈的英勇的流血的甚至献出生命的岁月，而变得沉甸甸，闪烁着青铜的色泽与太阳的光芒。

——与正文风格不一致的序文

二度内迁的中学

我曾断言，厦门所有的老牌中学，只有集美中学、双十中学和我的母校大同中学的历史是完整的。因为，这三所中学在长达八年的抗战岁月里没有停办。厦门沦陷之前，集美学校和双十中学分别内迁安溪与平和，我的母校大同中学则内迁海澄以及南靖。集美学校和双十中学内迁一次，已经十分折腾，我的大同母校则内迁两次，二十分折腾。

更深人静的时候，我会不经意地想及中学母校内迁的事迹，每一次都有一份深深的感动在心里流淌。

当时新任校长许鸿图一句剖明心迹的话，朴实又耿直，数十年之后，给我这个后辈学子以人品与境界的启导。

1937年年底，我的中学母校第一次内迁，地点即许鸿图先生的故乡海澄。不过，年过半百的许鸿图先生没有一点回故乡的喜悦。

在离开厦门的前夜，许鸿图先生吃过晚饭，又从家里来到学校。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没有自修灯光的校园，一片漆黑，朔风吹来，他把衣领拉了一下，想起选址的时候，此地山坡一座座坟墓，十分荒凉。他深知：明天离去，这里尽管已有几幢不错的校舍，但日本人一来，此地将变得比原本更为荒凉。这位于1910年和1913年两度赴日留学的老同盟会会员不禁在心里骂起日本鬼子了。

1924年，许鸿图先生和黄廷元、曹允泽、杨景文等先生一同发起创办了我的母校大同中学。13年过去，其中的艰辛，许鸿图先生的体验比起任何人都深。因为首任校长杨景文较少介入烦琐的校务中，作为助手的许鸿图就甚为忙碌，而让他倍感困难的事情则是校舍的扩建。

我的中学母校创办之初将校址设在傅厝墓（即思明东路），由于杨景文先生在此地的宝善小学任过八年校长，与该校关系很好，即向该校借校舍开学。两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并不宽敞，又没有操场，更显简陋，于是另择校址，就是现今的这个靖山头。建新校舍的日子里，许鸿图先生非常投入，甚至夜间都独自一人住在工地上，直到竣工。后来他也一直住校，虽然离家只需步行十几分钟，他大抵只在周末才偶尔回家一趟。

在一片漆黑里时而潜来星点微弱的光，许鸿图先生在允泽楼前逗留，在文鼎楼前逗留，在文虎楼前逗留，他好像在向曹允泽先生道别，好像在向许文鼎先生道别，好像在向胡文虎先生道别。他又有另一种感受，仿佛面对自己的儿女。他深情地望着，这三幢校舍都是他向热心教育事业的侨商筹款兴建的。其中文鼎楼的建筑资金，是1935年他身患严重肾炎被医生预言活不过两年之后，“与其在家等死，不如去南洋募捐一笔资金”而获得的。真令人感佩啊！

当许鸿图先生来到学校的第一幢教学楼一字楼时，他伫立了很久很久，一楼正中教室的门楣上端镶着一块石匾，镌着“黄复初纪念室”（黄复初即黄廷元）。许鸿图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这位在海外的老友的名字和不久前卸去大同中学校长之职赴港的杨景文先生的名字，想到正欲更有发展的大同中学却被日寇的即将入侵而面临危险，不禁黯然神伤，“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依我揣测，选择海澄作为内迁地方，不仅在于那是许鸿图的故乡，做事情较为容易，也较方便。也在于海澄是个较近又是可迁之地，当时本市的一些机构、团体、单位也都相继迁到那里。厦门离海澄不远，不足一百华里吧，因为抗战当局已把公路全破坏了，迁校的困难不言而喻。留下什么搬走什么很费思量，而运载物品只有小推车，图书、仪器只能少量带走。师生们皆得徒步，单身汉还好，拖家带口的则更难。我的前辈师长和学长们怀揣悲情与壮志，坚定地迈开双腿，在凛冽的海风中抵达海澄，时为1937年年底。

不到半年，1938年5月10日，日寇攻入厦门，厦门沦陷的噩耗传到海澄，我的中学母校的全体师生犹丧考妣，许多人泪水双流了。又坚持了一年半，时局更为紧张，许鸿图先生带人到离沿海较偏远的县份寻找新的校址，选择再三，最后确定了南靖山城。

这是一次正确的选择。

第一次内迁，我的中学母校坐在吚呀转动缓慢前行的木车轮上，扛在人们的肩上，伏在人们的背上；第二次内迁，我的中学母校坐在站在卧在木帆船上，别样的风景，却是同样心境。因为走的是水路，师生们免去了跋涉的辛苦。那天，他们由海澄的码头登上木帆船，沿九龙江的支流西溪上溯至南靖山城，一百多华里的水路，走了三天，大包小包，大箱小箱，大担小担，大人小孩，终于在山城墟上的南苑楼落脚。

我这一辈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海峡两岸军事对峙中的几次炮战，也就更能理解厦门沦陷前后故乡人对入侵炮火的惊惧和生活的绝望与渴望；我这一辈又经历了上世纪60年代初期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日子，60年代末从城市迁徙农村以及70年代在山区度过的困苦生活，也就更能理解抗战时期流亡的不幸以及失去故乡的痛苦和异乡生存的艰难。不过，民族的危亡能激起国人的爱国热忱，我的中学母校就是一个典范。许鸿图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卧薪尝胆地投身于教学工作，年轻的学子则热血沸腾地发愤读书。

初到海澄，我的一无所有的中学母校定址于厚仔许社，这是一份情缘，因为文鼎楼的捐建者侨商许文鼎就是该村人。故而母校能借得文鼎小学数间教室，因陋就简地开学“是为海澄有中学之始”。新老学生二百多人，教师都在临时搭盖的竹棚里办公，宿舍则租用农民的房屋，有的学生则走读，家离得较远的每天来回得走二十华里。

厦门沦陷之后，海澄成为前线，日寇的军舰、飞机经常前来炮击骚扰，在厚仔许社不太安全。1939年春学校分年段疏散到港边村和路边村上课，“以祠堂、寺庙为课堂，以山边、树下为活动场地，师生散居于农民家中”。两地相距近十华里，村道崎岖狭窄，教师两头跑，全凭一双脚，怎样的累啊！国难当前，教学却不能松懈。买不到课本，自编教材，上课时老师口述，学生笔录，苦了理化课，既缺仪器，又无药物，做不了实验，只能从理论到理论。我们中学母校不因条件差而死气沉沉，各项文体活动频频开展，爬山、赛跑、跳高、跳远等，作文、书法比赛等，在物质营养极为缺乏的岁月，把人文精髓输入少年生命最初的成长中。

迁至南靖山城，时为1939年年底。

1940年春开学，学生减至百余人，他们大都从海澄转来，新入学者较少。南苑楼是一座空了的四方形客家土楼，一二楼为宿舍，三楼为教室，不久借得近邻的黄氏祠堂辟为教学区，设有校长室、办公室、图书室、阅览室、仪器室、接待室、总务室、医疗室等，还有教师休息室，并盖了食堂、厨房、厕所。另修建了十间教室。最令人赞叹的是居然在荒凉溪畔的旷地开辟一个体育场，在校内自建火力发电厂，每日供电六小时。在学校与墟镇之间，横着荆溪，为了进出方便，修了一座“大同桥”，沿溪又筑了一条“大同路”，这些难能可贵的作为皆为南靖当时的盛举。我的中学母校成了“一向没有中学”的南靖地区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中学，和在海澄一样，为闭塞落后的乡村传播着现代的文化与文明，可谓功德无量。

初到南靖，母校仅有四个班，扩招之后，本县以及平和、漳州、云霄、漳浦、诏安、东山等地学生不畏远途前来求学。生员数猛增，已近500人，最多达十个班。

小小的南靖沸腾起来。

在海澄我的中学母校处于分散的困境，谈不上拥有一个校园；在南靖好不容易聚为一个整体，没有围墙的校园，日日书声弦歌。当第一个晚上亮起电灯，全校响起欢呼声，连周边的居民也涌来参观这“西洋景”。告别油灯甚至松明，有了电灯，这是师生们最高兴的事。不过，动力小，电灯并不太亮，还经常停电。生活依然艰苦，当年的情景在学长们的口述中会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住在十里地之内的学生每天走读；

吃的菜是咸菜、咸橄榄、萝卜干；

穿的是一套黄斜纹布的童子军制服，另者一两套粗布衣裳，很少有人穿羊毛衣；

男生大多数赤脚，鞋子则为黄麻编织的；

不少棉被破旧不堪，没有的同学只得与别的同学挤在一条棉被里；

没有蚊帐，夏天蚊子叮咬，只好点燃蚊子草、木屑或谷皮薰赶蚊子……

夜间洗澡之后，“橐、橐橐”、“橐、橐橐”——学子们把一双双光脚套入木屐，于是教室、宿舍、路上到处响起木屐的响声，真是别有一番风情。

我有时会这样想，在如此危难困苦的日子里，我的前辈师长与学长们，竟能够营造属于自己的校园文化，何等的不容易！

单说体育吧。我的中学母校那时就自己修建篮球场、排球场、沙坑以及单双杠，还有综合运动器械（有天桥、滑板、双吊环、千秋等装置），竟然还修了一圈二百米跑道。1945年春，母校举办了一次运动会，学生们的精彩表现，让老师们欣喜异常，高惠生老师高兴地把戴在头上的礼帽扔向高空，同学们也把戴在头上的童子帽纷纷抛向空中，一时帽子满天飞舞，引得操场欢声雷动。

我深知，一所好的学校是由一批好的教师支撑起来的，这个时期我的中学母校也是这样。在南靖，教师的待遇虽然有所改善，不过，依然清苦。我仅举一例，即可明了。未带家眷来校的苏眇公先生1942年5月的一封家书写道：“家中如有短裤，可寄一二条前来。”一个国学大师，没有余钱买短裤，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令人欣慰的是自创办以来，这时的师资力量最强，被称为“一时之彦”。因为许鸿图先生的人格与人缘，多位名师加盟我内迁的中学母校。第一位是大名人苏眇公先生，他亦是老同盟会会员，与许鸿图先生为同科秀才及辛亥战友；第二位是留学法国的美术家谢投八先生任教于福建美专，该校因抗战停办，应老朋友许鸿图先生诚邀，来大同任教。谢投八先生瘸腿，走路拄拐杖，不平坦的村道，遇到雨天，满地泥泞，他一颠一跛地走着，“坚持做常人难于做到的事”，“师生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除了他俩，还有也留法的黄士杰、留美的高惠生、留日的陈友钦、留菲的陈再思；复旦大学毕业的王亢，武汉大学毕业的史明俊，协和大学毕业的许杨三、陈彩云，政法大学毕业的吴秉义，暨南大学毕业的李冬雨；以及工程师游秉诚、民间文艺家陈郑煊等，而厦门大学毕业的有陈宽恩、陈洵阳、陈嘉祥、黄梅生、叶莲生、苏碧皎和沈君泽。德才兼备的一批年轻教师，成了少年学子的偶像，将中西文明一起播种在这一片偏僻的土地。

我中学母校的老师们给我的印象大都有“身先士卒”的表现，如果这是一个传统，则起源于创办初期。母校迁至新校舍，许鸿图先生就和学生们一起背着课桌椅从傅厝墓走到靖山头。来南靖之后，许鸿图先生从不因年已高身体抱病自作壁上观，正是他以身作则，和师生们一起动手建校，才有如此的初具规模。1941年夏天，过度劳累的许鸿图先生大病一场，身体虚弱，精力不支，于1942年秋改任董事长。许鸿图先生暂回海澄故乡养病。抗战胜利的1945年11月，我的中学母校复迁回厦门，1947年2月，许鸿图先生二度出任校长之职，年逾花甲的他一如既往投入他自己所钟爱的事业，至1950年才卸任。这位书卷气很重的老人，不幸于1952年5月被错判而枪毙，拖了35年，此冤案才获得平反。照片里许鸿图先生的那双总在期盼的眼睛，让我很怀念。接任许鸿图先生校长职位的沈君泽先生，同样尽心尽力贯彻“发扬踔厉，振我民族”的办学宗旨，继续有声有色地上演抗战时期的教育活剧。他领着师生们筑桥修路，让学子们多年以后“一回想起来心中总热烘烘的”。

内迁不仅为了办学，更为了救亡。在海澄，我的中学母校因条件所限，难以做更多抗日的事情。然而，每两三周都举行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即纪念周会。当高惠生老师的笛子一起调，师生们立即情绪激扬，引吭高唱抗战歌曲，表达满腔爱国情怀。周边的孩童、妇女及老人皆前来围观，久而久之地跟唱起来。在南靖，抗日救亡的活动可谓热火朝天。

刚住进南苑楼，这座不小的客家土楼大门就贴上一幅楹联，后来办公厅大门也写着这幅楹联：

救国不忘读书

读书不忘救国

这幅楹联总让我联想到弘一法师的另一幅抗战的楹联：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甚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课堂上，每个教师都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师生们还走出学校，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

就几天功夫，市场和不少民居的墙上，刷出了一条条大字标语：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杀汉奸卖国贼！”

“抗日到底！”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抗日！”

让南靖民众眼睛一亮，精神一振。

在小学对面的墙上，贴出《救亡壁报》，“新闻报导”、“战地动态”等信息及时传播，而壁报主编苏眇公笔锋犀利、文句通俗的“时事评述”让读者拍手称快，壁报每期图文并茂，漫画生动有趣，非常吸引民众。

每逢星期天，《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黄河大合唱》的歌声在市场上空回响，校歌咏队在这里激情演唱，当民众围上来，演讲员立刻站到凳子上，作一番慷慨演讲，令人鼓舞。

最受民众欢迎的是文艺演出。

据我所知，南靖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就兴起话剧，母校陈郑煊、李冬雨等教师与本县有关单位合作，几年里上演了《凤凰城》《第二号汉奸》《醉蛤蟆》《未婚妻》《醉生梦死》等剧目。1943年由陈郑煊编剧并导演的抗日独幕剧《悔罪男》和《有钱出钱》在五四那天上演。而抗战三幕剧《红心草》最有影响，此剧仍由陈郑煊导演，他本人以及陈彩云、许杨三两位教师也参演，该剧在校内成功上演，应民众请求又在山城的中山纪念台公演，一时轰动南靖。

最独特的是皮影戏下乡宣传抗战。1944年，陈郑煊自编自演《抗日英雄小白龙》，是一个东北抗日故事，此剧的对话和唱全用闽南方言和闽南民间小调、闽南锦歌，深受农民喜爱。这年春假，陈郑煊和另一位教师蒋维周带领学校文艺队爬山越岭深入乡村，在南坑、船场、梧宅、奎洋、龙山等村社宣传抗日，演出七八天，皮影戏《抗日英雄小白龙》最受欢迎。当日寇惨害我们同胞的情景出现，观众们愤怒咒骂；当演到抗日英雄痛击鬼子和汉奸时，观众鼓掌叫好。56年后的2000年，我在中学母校75周年校庆时见到前辈师长陈郑煊，这位闽南皮影戏传奇人物已是耄耋老人，还在从事皮影戏事业。数天前的3月12日，陈郑煊先生辞世，报载这位老人已98岁，并登了一幅皮影戏的彩色剧照，就是当年的《抗日英雄小白龙》。

1944年夏季，响应政府号召，我的中学母校掀起投笔从戎的热潮，十多位同学被批准入伍。我的前辈学长这样记述：“送别的那一天，全校师生送参军同学启程。经过城里街道，百姓夹道欢送，商店都燃放鞭炮。同学送别到离五华里路的北隙岭下，还有的送至岭上凉亭，才依依惜别。”

从1937年年底至1945年11月，整整八年，我的中学母校以非常出色的业绩写下闽南教育史里最光辉的一章，这一章最感人的文字由几位教师的生命写就。

在海澄，潘国石先生负责教练童子军，这位教师身材魁梧，声音洪亮，讲话有力。可不到一年，过度操劳，染上肠炎，未能及时治疗，病逝，被安葬在港边山上。刚毕业的陈嘉祥先生，一位高材生，语文、数理、史地门门皆通，为人正派率直，办事有魄力，并敢于批评时弊，学生们很敬佩他，也是过度操劳，患上肺痨，依然不知疲倦地工作而故去，被安葬在港边社。

苏眇公先生辞世于南靖最令人痛惜。

苏眇公先生原名郁文，他是民国初期著名报人，因撰文抨击当局被捕入狱，受尽刑杖一目致残，故而自号眇公。苏眇公先生一生挫折坎坷，又深切地忧国忧民。在山城任教数年里，因政府腐败，民不聊生，抗战失利，国家垂危，他更加落落寡欢，终日伏案笔耕，时而力抨时政并为教学不惜付出心血。1943年6月15日（农历五月十三日）晚间，应届毕业班欢宴，恭请苏眇公先生光临，眼见自己所教的学生即将成材，一时少有的高兴，开怀痛饮，竟然酒醉。回到南苑楼自己的房间，一睡不醒，终年56岁，举校师生为之深深哀悼，那些毕业的学子人人哀伤垂泪……

1945年8月中旬某天，突然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我的大同母校到处爆起欢声笑语，师生们买来一挂挂鞭炮，顿时学校上空回荡一阵阵巨响的鞭炮声。一个永生难忘的不眠之夜！11月，我的大同母校迁回厦门。之前，校长沈君泽先生应南靖当局与社会各界盛情邀请，决定为该县创立一所初级中学。回迁离开南靖山城的那天，许多民众来到码头送行。六年里师生们与当地民众产生了深厚感情，彼此都无限眷恋。走的依依不舍，送的默默无语。沈君泽先生也站在甲板上，他向送行的人们挥手道别，他自己则要留在这里……运载师生的帆船启航了，山城渐渐远去，这六年的岁月也将渐渐远去，沈君泽先生突然觉得两眼潮湿了……

2008年3月20日

*此文原篇名系《大同母校抗战歌》

[谢春池，67届初中同学]

（本文摘自《靖山头的赤子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