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同作为晋商茶马古道的极重要一站往往被学界遗忘,从明朝的九边重镇互通马市到清末民国大同城的商贸繁荣,大同人借助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向全国输出重要的铜器、皮具、恒山黄芪等,往往铜器与黄芪在此前学界多关注与研究,而唯独皮具业却被忽略,此次展览以独特的视角向观者展示搜集的大同民国皮箱原物,并进行系统梳理与考证,以膳观者。

《中国实业志》称:“大同皮货业历史悠久,不但执大同手工业之牛耳,且在全国手工业中亦占重要地位,在前清末叶至民国初年颇为发达,其时有皮庄80余家,每年皮货原值约花银百余万两”。
又《大同县志民国稿》载:“皮箱坊,大同皮箱向为工业出品,往来旅客多喜购之,以其便于装载携带故也,原料以牛皮为最,骡马羊皮次之,更有外涂油漆光亮坚实,且尺码大小不一,任由购者选择,通常大者长三尺,小者一尺,全城业此者计有五家,全年出品约三千余件。箱包除大同府县销售外,还销往太原、内蒙等地。”

又《大同大事记》云:“光绪二十年,1894年,城内‘积厚成’、‘义和厚’、‘义和长’皮箱业开张,年营业两万银洋。”从文献中不难看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大同民国晋商手工业里面,皮货业是位居第一位的。
第二,大同民国晋商皮货业里面的皮箱产品的客户群体以游客为主,市场远销南北。
第三,大同皮箱业始于1894,最早3家,后发展5家,而又根据《山西晋商全卷大同卷》皮件业(皮件业包含有皮箱产品)有15家,而此次展览结合实物标签增加到了23家。

此次展出皮箱,除了具有晋商历史考据价值以外,其标签上的提及的地名也颇有学术价值:
其一,皮箱销售多集中在大同古城清远西街(民国大同钟楼西街),而此前《山西晋商全卷大同卷》提到的15家皮件业,除清远西街商铺外的,其他家恐以皮箱为辅,其他皮具产品为主之配置进行销售。那为什么皮箱销售多集中在清远西街(民国大同钟楼西街)呢?
答案就在于著名景点大同华严寺,也就是这条街在民国时期旅游繁荣,也与《大同县志民国卷》那句“往来旅客多喜购之”对应上。值得注意的是现存已知留下的大同老街巷名称中有两条巷子:大皮巷、小皮巷,从区位来看恰好位于原钟楼西街与华严寺的T形路口,正与大同皮箱业几大重要商铺重合,所以这两处地名应与此有关。而就目前学术观点里,有“专家”提到明朝慈善家皮氏之住所,遍查《大同府志》《明史》《大同县志》皆未有记载,所谓该“专家”这个皮氏说法应属杜撰。

其二,在商号“德义湧”的标识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地名“皇城街乐楼”,皇城为代王府在明末为李自成以及清初多尔衮连续两次损毁后,到了清中后期该建筑遗址改为皇城街,而乐楼戏台正是现搬迁至如今大同关帝庙正门对面的古戏台,原位于皇城街。销售皮箱多近傍旅游,侧面也说明当时去往皇城庙戏台之游客亦不在少数。

其三,大同皮箱商号存在着宗族式发展,并另设商号的情况,如亿连长、亿和长;积源魁、积源成、积义成等,明显具有家族特征。这些家族变迁也随着商号的游走,走入其他城市的商业核心,有一些地名街巷对考证该地区商业历史有很大帮助。

2025年内蒙古敕勒川博物馆获赠一件珍贵民国皮箱,捐赠人的祖父白云与祖母白张氏于1942年购于北京,而制造商为当时著名的大同府亿和长记,据博物馆研究发现此皮箱设计很独特,外皮采用优质牛皮,质地坚韧,虽历经岁月洗礼仍可见其精良做工,内衬采用天然香樟木,不仅防潮防虫,更散发着淡淡清香,体现了大同皮箱手工艺的智慧和匠心。
购买人从北京购买,反映出当时大同与北京之间手工业的流通网络,为北方皮革工艺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更让人感动的是2024年捐赠人白俊英老人在弥留之际,郑重嘱咐子女将皮箱捐赠给敕勒川博物馆,希望这件承载着家族记忆的物件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并让更多人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一件件文物的背后,总藏着一段段故事让人泪流满面,我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能唤醒更多保护以及热爱文物的人,去更好地将这份热爱传递下去,更希望大同皮箱业也随着文旅业的繁荣而走向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