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实在懒得写东西，以至于一晃几个月过去，去年十一期间长城一号公路的这个大坑还没有填上，现在勉力来填一下。本号一向以流水账为主，因为流水账显然是写游记最省心的形式，不过形式之外，总归还要有行文的逻辑，上一篇是在游览之间穿插军事地理的体会，而正如上一篇结尾时的预告，这一篇将以一个历史事件来串联了。上一篇中，从新平堡开始，穿过了天镇、阳高两县（这两个县城的名字分别来源于明代天成卫、镇虏卫，以及阳和卫、高山卫的合称），一路向西，来到了大同的正北方向，如下图所示。
从内蒙走了一小段高速，途中还远远可以看到草原上明初的大边（即上图中的原大边），那是早在永乐年间便逐渐放弃，自土木堡之变后彻底弃守的长城。重新回到山西境内后，很快就来到了得胜堡村口。正午时分，阳光耀目，忽而风沙大作，遮住了眼前的这座大城。得胜堡，建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位于大同市正北约30km处，是大同镇辖区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堡城之一，正方形的城墙，边长近400米，马面、瓮城一应俱全。明初大边弃守之后，为了封堵住大同盆地北面的缺口，也只好在大同以北重重设防了，而位于外层防线上的得胜堡和得胜口便成为了长城线上的一个突出部，也是也是明蒙对峙的最前沿，自然是要严防死守的。镌刻着“保障”二字的城门下深深的车辙印，以及城中央那座余威尚在的玉皇阁底座，则显示出这座堡城不仅仅是一处军事对峙的前线，也是一处交通商贸的枢纽。漫步在城中古老的街道上，努力想把眼前的情景与发生在450年前，一件改变了东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划时代事件联系起来。嘉靖末年，在明军的打击之下，祸乱东南四十余年的倭乱渐次平息。嘉靖四十四年（1565），戚继光、俞大猷联军攻占南澳岛，标志着嘉靖倭乱的彻底平定。随着海疆的平靖，隆庆元年（1567），朝廷正式解除部分海禁、允许民间海外贸易，自洪武以来实行了近200年的严格海禁制度开始松动，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之中，大量产自美洲的白银通过西班牙人的大帆船贸易源源不绝流入，解决了中国数千年来的钱荒问题，一举进入银本位时代。这不但使得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得以顺利推行，而且极大推动了明末工商业的发展。南方肘腋之患既平，海上又是财源滚滚，朝廷自不免把目光投向北方，那里，才是心腹之疾。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事，负担起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千里关防。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朝廷开始着手解决北方的边患了。戚继光镇守北疆的十余年间，一方面加强了辽东、蓟镇一线的长城的防御，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北部的大部分长城，都是在其任上修筑或加固的；而另一方面，戚家军根据全新作战环境而制定的车步骑营综合作战体系，也完全扭转了自正统以来明军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局面。戚继光在北方边境上虽然并没有取得过什么史诗级的胜利，只有几场浅尝辄止的小胜，但蓟镇明军实力的显著提高却已经令对实力极度敏感的草原诸部再不敢妄动，“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正所谓也。此时的长城之外，土默特部的俺答汗早已统一了漠南各部。在嘉靖年间，俺答部还曾多次突破长城，深入山西、河北等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军自古北口破关，骑兵直抵京师德胜门外，土木堡之变（1449）后一百年，蒙古骑兵再次兵临城下，朝野震怖，史称“庚戌之变”。庚戌之变后二十年的现在，俺答汗年事渐高，雄心不再，且漠南蒙古连年遭灾，实力大损，而明朝方面兵精粮足，正欲经营北方，明蒙双方的实力开始逆转，局势的变化，只需要一个触发时机了。隆庆四年(1570)，一场桃色事件撬动了明蒙之间的僵局。这年初，俺答汗看上了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同时也是自己的外孙女，即日后著名的三娘子，遂将其强纳为妾。对于草原民族而言，这本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不过痛失娇妻的把汉那吉却是个情种，日夜涕泣之余，萌生了叛逃的想法。这年9月，把汉那吉领数十名亲信驰至大同镇长城之外，声称愿归降大明。明宣大总督王崇古与大同巡抚方逢时商议后，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收留把汉那吉后，如欲开战，可以之为向导和旗帜，如欲和谈，则可以之为交换条件，总是不亏的。乃纳之。得知孙子叛逃的俺答汗羞怒交加，举倾国之兵南下大同，但总归还是担心孙子的性命，并未立即开启战端。反而在得知把汉那吉颇受优待之后，流露出和谈的意愿。于是双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会谈。隆庆五年（1571）三月，经过内部的激烈斗争，在高栱、张居正等重臣的决策下，明廷决定同意了各项和谈条款。五月二十一日（1571年6月20日），双方在得胜堡外的晾马台举行隆重仪式，正式册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俺答立誓永不南侵，而明廷则同意沿边开启马市，和议达成，漠南蒙古正式向明朝称臣。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吴王朱元璋遣徐达北伐以来，延绵了二百余年的明蒙战争终以和谈的方式落下了帷幕。自此之后，长城沿线五十年不见烽烟。史称“隆庆和议”或“俺答封贡”。隆庆开海（1567）和隆庆和议（1571），不但标志着明朝暂时扫除了所有的边患，为明朝带来了开国以来最佳的地缘政治形势，而且也显示着明廷不再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挂帅，而开始采取务实的手段处理外交和外贸问题。虽然这种开放政策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但已经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最近网络舆论对史观的讨论热潮中，除了1644和1840史观的激烈辩争之外，尚有人提出以隆庆开海作为中国进入近代化的标志，即所谓1567史观，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从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上，打量着城堡北面不远处那处低矮的丘陵，那大概就是当年举行仪式的晾马台。而游目四顾，则堡城内古老而颓败的巷陌之中，似乎还能隐约听到历史的回响。短短六年的隆庆时代，为明朝带来了最佳的中兴时机，甚至在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张居正秉政的十年间，明朝的国势依然处在上升的通道上。但隆庆之后的年号，却是万历了，而众所周知的是，明，实亡于万历。此时再看堡中玉皇阁四门上“护国”、“保民”、“雄藩”、“镇朔”的字样，难免叹息。得胜堡不单是隆庆和议的发生地，也是和议达成后规模最大的马市所在，因此从卫星图上还可以看到，得胜堡的东北侧还有一处正方形的小堡，称为市场堡。这座小堡的西侧，就是当年的马市，市场堡正是为了监视马市而建立的。市场堡的东侧偏北，则还有一座称为“镇羌堡”的小堡，从两座小堡之间画一条向北的延长线，则是当年通往塞外的大道，通往不远处的得胜口。离开得胜堡，沿着长城一号公路继续向西，这就离开了大同北面这个敞开的大豁口，重新进入山地了。这片山地还不小，听名字就知道——摩天岭。山地中的长城总是更好看些的，因此整个摩天岭路段沿线密布着大大小小的风景区，而且大多是免费的。先路过月华池，以及一路之隔的威虏堡，这也是当年的兵家重地和贸易中心。再爬上一座小山，打卡一号公路上最著名的景点，建于光绪二年（1876）的八台圣母堂遗址，以及后面的摩天岭长城。而绕过这段长城，在摩天岭的另一侧，可沿着一条河谷拜访整个大同镇长城中仅存的一座包砖敌楼。这座敌楼位于长城线上，由于门楣上的“镇宁”二字而被称为镇宁箭楼，正面三眼，两侧四眼，中有三层，周围还有一圈堡墙环绕，规格不低。事实上，镇宁箭楼类似于得胜堡外的市场堡，都是用于监视马市的。箭楼下面的河谷是当年出入边塞的通道，于是隆庆和议后理所当然地在大道一旁的长城脚下设置了一处马市。这种地理形势，在离开箭楼，驱车爬上另一侧山顶，从山西内蒙交界处回望时，便一目了然。这一段长城，所封锁的正是两山之间的河谷，而河谷的尽头便是一马平川的内地了。把镜头拉近，就可以看到扼守着河谷的镇宁箭楼，以及箭楼外侧依稀可辨的马市外墙遗迹。从这里下山，在午后醺然的光线中，沿那条穿过镇宁箭楼的马营河溯流而上，几十公里后，来到今天的最后一站：杀虎口（杀胡口）。杀虎口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距离漠南蒙古的中心，今天的呼和浩特一带不到100km，且毫无险阻，因此又是一处必须严防死守的军事要塞，明代有参将驻守其中，重要性不言而喻。
杀虎口附近的长城烽台
而在隆庆和议之后，杀虎口的地理位置则使其成为了最方便的边贸集散地。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近代，到晚清到民国时，杀虎口已发展为内地与蒙古高原、乃至俄罗斯进行商品交换的最大陆路口岸之一，与东边的张家口并称东西二口。而山陕一带的大量失地农民也都由此出关，前往如今的内蒙中部，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垦殖，即著名的走西口。当夜宿于右玉县城，次日一早出门，向西南方向而行。目标是威远堡附近的一个小堡：败胡堡，即今朔州败虎村。败胡堡位于上图中的威远堡和威坪堡之间，位置比较偏南，已经属于朔州境内。不过这段长城也向南拐了个弯，因此败胡堡仍在长城附近。败胡堡所在的败虎村目前是一座几乎看不出城堡形状的村庄，仅在西南角还隐约可见一些残墙而已。之所以绕了个远跑到这个村子来，是因为这里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隆庆四年（1570 年）九月十三日，把汉那吉正是在这里向明朝投诚，开启了隆庆和议的序幕。离开败胡堡，向北方的长城线驶去，中间有很长一段路其实离长城颇有些距离，但沿途依然堡寨林立，那是大同镇西路平虏卫下属的迎恩堡、阻胡堡等，借由长城内侧这些密集的堡寨，尚可想见当年边关之上风声鹤唳，提心吊胆的景象。中午时分，来到大同镇长城考察的最后一站：云石堡。从上面那张地图也可见，云石堡位于右玉县境内长城的最西侧，实际上也是大同镇长城的最西端，由此再往西，那就是山西镇的地盘了。云石堡有新旧两堡，其中云石旧堡为嘉靖三十八年（1559 年）土筑而成，隆庆和议时，在得胜堡签约仪式举行之前，双方的历次谈判就是在云石旧堡中举行的。不过旧堡由于山高缺水，在万历十年（1582 年）就被废弃，择址建成了包砖的云石新堡。荒废已久的云石旧堡远离公路，所以只在经过时远远看了一眼，便直奔新堡而去。边长约200米，大致呈正方形的云石新堡是这几天所见最为完整的堡城，不但四面城墙犹在，八座城墩尚存，东侧的城门和瓮城也清晰可辨，连堡城南侧的大部分的城砖也还都没被拆完。之前所见的大部分沿边明代军堡或民堡，现在也大都还是有居民的村落，只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推倒了部分堡墙，村落向外扩张，但村落的大体形状还是方形的，前面的威虏堡和败胡堡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云石堡则不同，堡内没有一户人家，全是荒草和农田，村民则主要聚居在东侧瓮城之外。这其中的原因倒也简单，1943年日军占领了云石堡，并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据点，八路军和游击队曾在城外与日军多次交战，留下了一些战壕可供凭吊。而1945年日军投降前，将云石堡内民居完全焚毁，所以此后的村民就只好住在堡外了。某种意义上，这也使得云石新堡的整体结构得以保存至今。绕着堡城走了一圈之后，从北墙的一个缺口处进入堡内。在其中的葵花地和大豆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了一番，再从南城墙翻下，大致结束了对云石堡的考察。不过云石堡以西两里之外，还有一处值得探访的地方。于是跨过一股溪流，沿着一条林荫道，走进了一片开阔的草场之中。草场周围，几道低矮的夯土墙和几处墩台宛然可辨，这里正是本文中多次提及，但还没有亲身去到过的一处马市遗迹。云石堡是和议达成后最早开设马市的地方，通常而言，马市都设立在一处堡城之外，且四面均建有围墙，围墙上设有墩台，仍然是小心防范的姿态。马市的建筑通常较为简陋，保存情况自然不佳，云石堡马市已经是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从航拍画面可见，这处马市的西侧紧挨着长城，马市则是用几道夯土墙围成的类似日字型的结构，大概还有不同的功能区。整个布局跟得胜堡以及镇宁箭楼处的马市完全一致。漫步在马市旧址的荒草之间，阳光正如昨日此时的得胜堡中一般炽烈，不禁令人怀想当年得胜堡外旌旗招展的和议现场，和各处马市之中心怀戒备，却又兴高采烈的贸易景象。更进一步想到的则是，如果隆万时期那个欣欣向荣的势头能够持续上一百年，甚至50年，则中国的历史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可惜的是，这个势头也就持续了二三十年，自从万历中期以后，明朝的政治就急转直下，万劫不复了。思之不禁叹息.....但历史毕竟不容假设，而我的叹息也绝非是最近流行的所谓“悼明”，只是为一种渺茫的可能性感怀一下罢了。因为明朝的灭亡，实在是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并不值得去哀悼。真正值得哀悼的，也只是改朝换代期间的百姓罢了。顺便多说几句，我本人是非常讨厌清朝的，凡是清代的遗迹和遗物都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连故宫、天坛等地，由于清朝色彩已经过于浓重，也是尽量不去的。但情绪归情绪，在明末那个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中，由清廷入主中原，其实已经是当时最不坏的结局。清廷对汉民族文化上的戕害固然令人不齿——这也是我讨厌清朝的主要原因——但如果就因此把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简单归结为满清所带来的文化倒退，也实在简单粗暴，且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自负。事实上，就政治制度的建设而言，满清几乎达到了传统秦制帝国的理想状态，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臻于至治”。高度中央集权、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这都是数千年来中华帝国统治者们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但这种经过了2000多年修修补补，终于进化到了完美状态的前现代国家制度，在面对方兴未艾的近代国家时，也只能在降维打击之下轰然崩塌，任谁也无法挽回败局。从阿兹特克到奥斯曼、莫卧儿.......在近代殖民浪潮中倒塌的前现代巨型帝国可以拉出一个长长的名单来，清朝在其中还算是结局最好的。清末的失败，固然有清廷无能和愚昧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其实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两千年来固步自封而导致的后果罢了。所以，所谓的史观问题，在我这里既不是1644，也不是1840，而只有1949史观。因为无论明清、满汉都救不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只有1949，才真正把中国从前现代国家的泥淖中拖出来，重新屹立在现代世界的版图之上。大同镇长城的考察就此结束，而此次行程还没结束。沿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继续西行，将进入偏关县境内，那里是山西镇的地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