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第一项内容，由山西时尚回响城市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雷永莉主持。粮票收藏和粮票文化研究者曾波老师分享了“爷爷奶奶用过的太原商品票证”。三位市民分享了他们和粮票的故事。
1982年，17岁的曾波收藏了第一张四川粮票，背面的图案是成都望江楼公园。从那时起，他和粮票结缘，收藏和研究粮票的热情从未间断，至今已经43年。
后来他又被陕西粮票上的西安鼓楼、延安宝塔所吸引。山西粮票上的大寨、太原火车站同样让他兴奋。原来从小小一枚粮票上，可以欣赏到各地风光、经济建设成就等。随着收藏数量的增加，他开始深入研究粮票的历史及其与国家发展、人民生活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一五计划起步之年的1953年中央开始发行粮票，直到40年后的1993年粮票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百姓生活。根据年龄、身份、工种等不同，国家每月供应的粮票定量不同，从10多斤到30多斤不等。粮食分粗粮票、细粮票。票面从小于一两到十斤各不相同。在计划经济时期，凭票供应从粮食开始又延伸到棉花、布匹、鞋、毛线、食油、鱼、肉、鸡蛋、烟草、熟食、灯泡、煤油、煤炭、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乃至豆腐、粉条、花生、手帕等。几十年间各种不同票证(票、号、卡、券)约有20万种。
听着曾波老师的讲述，再看看他带来现场展示的各种票证，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或引起强烈共鸣，或恍然大悟。在互动环节中，曾波老师还向一位答对问题的观众赠送了一枚1966年面值5斤的全国粮票。
接着，市民冉令财、刘换娥、苑世勇分别讲了他们使用粮票的故事。
冉令财（40后）:
那时候我家住在鸿宾楼后面的东米市（现在的开化寺街）。记得当时白面一个月每人只供应2斤，有时候甚至一个月只供应1斤。鸡蛋极为罕见，都是凭票供应。吃的比较多的饭是粗粮配红薯干，也不够吃。妻子是师范学校的教师，当时身体虚弱，但仍坚持工作。有一次院里来了小商贩，可用十斤粮票换一个面包。我给妻子换了一个，给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换了一个。结果，孩子们正在长身体嘛，饿得很，哥哥吃了自己那份面包又把妹妹的吃了，妹妹把妈妈的吃了，妈妈就没得吃了。
刘换娥(60后）：
我给大家讲粮票换鸡蛋、一天用光一个月粮票、借粮票、2两全国粮票的故事。
有一次我和姐姐趁大人不注意，从自己家偷悄悄拿出粮票去换鸡蛋吃，被邻居看见了。邻居便问我父母借粮票。蒙在鼓里的父母解释说家里的粮票都不够吃，实在没法子借。邻居马上说，不够咋还看见你家闺女换鸡蛋吃了。我们姊妹受到父母惩罚。
还有一次，家里一下来了20位亲戚，加上我们家7口人，一天就把我家一个月所有粮票用光了。亲戚走后，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我记得父亲不知从哪千方百计买来些颗粒状的粮食带到磨坊里磨了些面，又辅之以土豆、红薯等，省着吃、对付着吃，才算熬过来了。
当时粮票发放是按户口本上人数算的，男女一样。男孩多的家庭不够吃，女孩多的则稍有宽余。我家的兄弟姐妹是四女一男，我大爷家是四男一女。每月快到月底，我大爷就来我家借粮票，下月初再还上。如此好多年，亲戚互帮互助让我大爷家渡过了难关。
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和一个同事去山东出差。回太原前，在山东吃饭，只剩下1斤全国粮票可用了，我俩用了8两，饭店找给我俩2两山东粮票。山东粮票回了太原不能用呀！饭店的人说“今天没收到2两的全国粮票，只能找给你们山东粮票”。正在犯愁之际，旁边一位客人慷慨地送给我俩2两全国粮票，让我很感动。
苑世勇（50后）：
那时家里买粮要去省委大院的一个粮店。上小学时一到冬天，家家要储藏冬菜，以白菜、土豆、萝卜为主。有一次，粮店从忻州等地组织回一些土豆，一斤粮票可以买5斤土豆。大人们先让孩子去排队，然后再用平车把土豆运回家。我父亲在省供销社工作，有一次从晋南买回一袋白面，家人可高兴了。母亲在省妇联工作，父母是双职工，都挣钱，我家里经济情况就略好一些。有一回，我还拿了家里的粮票去换小商贩的豆腐皮吃。大人去钟楼街泰山庙买肉，九毛五一斤的是一等肉，膘比较厚，便宜一点的是瘦肉多，当然都要用副食号和钱去买。买肥肉是为了能用膘炼一点油出来，因为那时一个月一人只供应三两炒菜油，根本不够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