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社记》于咸平四年成文后,即被镌刻立碑于杭州昭庆寺。碑文附载莲社名士名录及相关序跋,是记录西湖莲社创立始末与参与人员的官方原始碑刻文献。
此后,莲社创始人省常持续搜集整理社中文士投赠的诗篇、碑记与序跋,经逐年增补与多年汇编,最终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编纂成《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白莲社记》作为核心篇目被全文收录其中。该集共保存北宋入社佚诗九十一首,后被《秘书省续编四库书目》《宋史·艺文志》等官方书目著录,成为研究宋代僧俗结社文化的核心史料。
宋元以降,原碑因岁月侵蚀而损毁,碑文依托方志、金石文献得以保存。南宋《咸淳临安志》完整收录该碑文,据最早对《结莲社集》开展研究的日本学者佐藤成顺考证,该志所录即为碑阴原文,此观点得到国内学界的普遍认可。历代杭州地方典籍均完整收录并考证其文,使碑文免于散佚。清乾隆四十九年邵晋涵纂修《杭州府志》时,再度转录莲社十八位入社名士名录,进一步延续并完善了文献传承脉络。明清以来,《白莲社记》凭借完备的史料信息,成为学界研究宋初士风、儒释融合格局与文人结社源流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文史价值。
《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为宋代刻本孤本,南宋以后于国内失传,2015年通过拍卖市场自韩国回流。据陈斐学术论文《北宋西湖莲社社集编纂考》所述,将该《结莲社集》宋刻孤本与《白莲社记》原文进行对勘,可发现两处关键异文:其一,《白莲社记》原文排序中,王旦列于向敏中、钱若水之后,位居入社名单第三位,署名为“参政太原王公”;而《结莲社集》宋刻本因抬高名臣王旦地位,将其改列为首任社长。其二,官职记载存在讹误:《白莲社记》所载王旦时任参知政事,与史实相符;《结莲社集》刻本则误作“兵部侍郎、参知政事”,与王旦当时实际官职不符。
经比对分析,《白莲社记》的成文时间早于省常所编《结莲社集》,其史料真实性亦高于后者。同时,《白莲社记》作为官方碑刻文献,其文献权威性显著高于民间辑佚本。此组版本差异直观呈现了宋代文集汇编过程中后人对文献内容进行增改、润饰及对人物进行拔高的文献流变现象,具有典型的版本学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