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我家搬进了太原市东南园子11号。毗邻的10号院，曾是阎锡山部下王靖国的公馆。我家搬进的院子也曾是阎锡山部下马开崧旅长的宅院，坐西朝东，分为里外两个四合院。

修缮前的王靖国公馆

那年我五岁，住在里院三间南房，马旅长遗孀马老太太住在北房三间，东侧还有两间不大的厨房，其余房间全部空置。

我家搬来时，外院只有潘氏一家住在东房一排。潘老太爷红光满面，留着一缕白胡子，是新政权政协委员，常坐在堂屋椅子上喝茶。他的大孙子潘耀武白白净净、温文尔雅，1959年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

不久，南房三间住进一户湖北籍铁路职工，他的儿子名叫军军，与我同龄。我们整日相伴玩耍，情同手足。可惜时日不长，军军一家调回武汉定居。临走前，军军把许多玩具留给了我。军军搬走后，王玉一家搬进南房。王玉时年四十岁，曾留学日本，精通英语、日语。其父旅居英国，是国内外知名电气专家，一九五七年曾回国探亲，受到省级领导接见。

外院北屋住进任氏一家人，包括任家女主人、长子任志强、次子任志刚及一名女儿。里院一排西房也陆续住进几户人家：祁县来的银行职工岳炳南一家、铁路职工王氏夫妇及其子宝生，还有瓦工李大爷一家。原本冷清的里院，自此渐渐有了烟火气息。

每到傍晚饭后，王氏夫妇常邀我父母打牌下棋娱乐消遣。我便和宝生、耀武、志强、志刚结伴玩耍，嬉戏打闹，度过无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每逢除夕夜，全院灯火通明，家家户户剁馅、炒菜、包饺子，满院饭菜飘香，年味浓郁。马老太太喜爱打麻将，一年憋的难受，除夕夜里总要拉着我父母通宵打牌。若是手气不佳，便不停念叨：“输钱了，输钱了。”母亲笑着打趣道：“又不赌钱，只是玩耍，让人听见多不好。”

西房北拐角住着马老太太的上海同乡黄女士。她曾在政府开办的扫盲班读书，平日总爱轻声哼唱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唱腔婉转优美，十分动听。岳炳南的妻子擅长演唱京剧《打金枝》，字正腔圆、韵味纯正。小小的四合院里，南北戏曲交融，日日萦绕耳畔，成为院里独特的风景。

1958年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大规模招工，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我家居住的三间南房被一分为二，转租给从文水迁来的要学成一家。要家育有七个儿子，一大家人挤在一间小屋内，每晚睡前，夫妻二人都要逐个清点孩子人数。七个兄弟中，老二占林头脑最灵活、为人机灵聪慧。

马老太太的两间小厨房，住进一对木匠夫妇，带着一名收养的儿子，名叫安福宝。我家南房东侧原是马老太太私用厕所，填平修整后，迁入一户太原日报社的孟宪吉一家。

1959年至1962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全院家家户户度日艰难，人人食不果腹。院里瓦工李大爷生活拮据，无奈以一千多元买断工龄。老两口起早贪黑，在街头摆摊售卖凉粉，勉强维持生计。

李大爷的儿子海江承袭父业，也是瓦工。他与同乡李凤兰成婚，育有一女，名叫新玉。后来海江夫妇调往呼和浩特施工队工作，便将年幼的女儿新玉留在太原，托付爷爷奶奶照看。

有一年冬日，物资匮乏、生活艰难。马老太太拄着拐杖，步履蹒跚走到我家窗前，低声喃喃：“没得吃，没得吃。”随手拿走我家一颗白菜。外婆看在眼里，没有阻拦，事后告知父亲。父亲心生怜悯，叹息道：“老人家实在艰难，往后再来拿，切莫阻拦。”

1962年，国家开展压缩城市人口，岳炳南一家响应政策，迁回祁县老家。

1965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我坐在院门口乘凉，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又惊又喜，连声喊道：“军军”！时隔近十年，模样依旧没变！军军告诉我，专门回太原看看曾经居住的老院子。短暂相聚一小时后，他便匆匆奔赴火车站，返回武汉。当晚，我心绪难平，在日记中郑重写下：军军回来了。

1966年初春，文革爆发，整座小院气氛瞬间压抑沉寂。外院北屋的任氏一生忠厚本分，每日天未亮便起身，清扫整个院落，一日几名红卫兵闯入家中，为任氏挂上“反革命分子”的大木牌。只因任氏早年曾任国民党部队排长，被勒令遣送回繁峙老家。允许家属留城生活，但长子任志坚孝心坚定，执意陪同父亲返乡，邻里众人再三劝阻，终究未能挽回。

时隔不久，院里的王玉先生被划为反动学术权威，遣送回晋北老家。半年后，国家落实平反政策，王玉重返太原，被下放至太原锅炉厂，从事烧锅炉的体力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67年，国际局势紧张，中苏关系严峻，战事一触即发。全国响应国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号召，城市街巷都在挖防空洞。我家所在的东南园子十一号里院也被要求挖防空洞，全院男女老少全员参与，十余天时间，平整的庭院中央隆起一米多高、十余米长的土堆，地下挖出两米深的防空洞，内壁全部青砖砌筑。最终战事未起，防空洞便成为全院住户冬日储存大白菜的地窖。

1968年，我前往包头探望二叔，途经呼和浩特，特意登门看望李大爷之子海江一家。远道而来，久别重逢，突如其来的到访，让海江夫妇格外欣喜。海江妻子凤兰手脚麻利，和面擀皮、包饺子，盛情款待我。

1970年，我从山西大学外语系毕业，分配至工厂工作。此时国家逐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王玉从太原锅炉厂调入省科技局工作。经王玉引荐，我临时进入省科技局协助工作，负责整理外文资料、翻译工作。一生饱经磨难的王玉时常告诫我：人活一世，务必掌握一门技能。

1974年秋季，返乡多年的任志坚回到太原，探望母亲与弟妹。多年乡野劳作，他身披羊皮袄，成了朴实的乡村羊倌。昔日在城市长大的清秀少年，已是满身乡土气息。他笑容淳朴，热情地和院里邻里打招呼，丝毫看不出当年弃城返乡的遗憾。

1978年，木匠安师傅的养子安福宝，成功考入山西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福宝天资聪颖、多才多艺。当年湖滨会堂举办全省文艺汇演，他与搭档的一段精彩的相声表演，赢得全场掌声雷动、满堂喝彩。大学毕业后，福宝远赴美国深造，求学精进。

要家二儿子要林，多年痴心爱慕李大爷的孙女新玉，真诚执着，终于在一九八二年与新玉喜结良缘。当年小院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家家户户设宴庆贺，邻里同喜同乐，成为十一号院流传多年的一段姻缘佳话。

1994年，太原启动大规模城市旧城改造工程，东南园子整片街巷院落纳入拆迁范围。唯有原王靖国公馆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完整保留，其余民居院落全部拆除。居住数十年的邻里乡亲，自此各奔东西、四散迁居。

修缮改造后的王公馆

2006年，我任职于一家旅行社。某日，一对年轻夫妇走进我的办公室，要去海南旅游。女方主动介绍：“我父亲是要林，母亲是新玉，长辈特意嘱托前来找您安排行程。”时光飞逝、岁月流转，当年院里的孩童晚辈，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数年前，在山西大学办事处偶遇多年未见的潘耀武。昔日温润少年，已是山西大学外语系资深教授。每次相逢，我们总会细数往事，追忆十一号四合院的左邻右舍、朝夕岁月。

后来，我在桃园二巷偶遇孟宪吉邻居家的大儿子铁狗。当年两家一墙之隔，朝夕相伴、互帮互助，亲如一家。搬离老院数十年，久未相见，意外重逢，让二人倍感激动。我们互问长辈近况，得知他父亲曾任太原日报社印刷厂厂长，二老身体康健。临别之时，彼此真诚祝福，依依不舍。

11号四合院拆迁至今，已有30余年。当年院中嬉笑打闹的稚童，如今皆已步入暮年、两鬓染霜；曾经和蔼可亲的长辈，大多已然离世。

院落虽拆、街巷已改、人事已非，但11号四合院里一张张温暖的面孔、一件件质朴的往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邻里人生，早已深深镌刻在记忆之中，岁岁绵长、久久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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