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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的地理不算张扬,但区划和人口经济的错位,正在拖住省会和若干城市的潜力。
全省面积约15.67万平方千米,下辖11个地级市,平均每市约1.42万平方千米,从地图上看布局还算均衡,可人口和经济分布却明显不在一个“板凳高度上”。常住人口长期在3400万上下徘徊,对比省域面积,整体密度并不算高,但局部“稀”和“挤”的反差很突出。

最典型的落差在朔州和阳泉两个地级市身上。朔州常住人口大约159万,阳泉也在200万以下,这对于中部地区的地级市而言,已经逼近“下限”,而同属山西的太原常住人口则在500万左右,临汾、运城、吕梁等地普遍在300万上下,形成了明显的规模断层。这种“地级市壳子、县级市体量”的局面,既压不出足够的城市服务能力,又保持着完整的一套地级行政成本。
朔州的存在,很难不让人想起大同当年的“被分家”。大同曾经是雁北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是军事重镇和能源重城,在山西内部长期被视作“第二城”。但如今,大同常住人口排到全省第七,经济总量也只排第八,和它的历史地位形成鲜明反差。朔州从大同分设后,一些资源条件较好的县区带走了,不仅没有把雁北“做大做强”,反而把原本的一个区域板块劈成了两个都不算亮眼的中等城市。

如果把朔州市全境并入大同,数字会立刻变得好看得多。大同目前市域面积约1.4万平方千米,加上朔州的1.06万平方千米,合计突破2.4万平方千米,常住人口可望从当前的接近300万(含大同、怀仁)一跃向460万以上,经济总量也将逼近、甚至在个别年份有机会赶超太原之下的第二梯队城市。这种合并不是简单地“做加法”,更关键在于版图重新拉齐后,怀仁已经是区的层级,市区地理位置更接近中心,朔州原有市区的偏南问题被缓解,雁北整体对外辐射的几何结构会更顺畅。
反过来看朔州自身,用159万人支撑1万多平方千米的地级架构,财政压力并不轻。全市GDP长期在千亿边缘徘徊,人均水平虽不算太差,但缺乏一个人口和产业足够集中的“核心引擎”。把朔州重新纳入大同,一方面可以减少一套地级机构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能依托云冈、左云、怀仁等点位形成更连续的城市和产业带,为煤电、装备制造和文化旅游的跨县区整合腾出空间。

从全省格局看,太原的尴尬更明显。太原市域面积在7000平方千米出头,全国省会里只比南京和海口略大一点,和西安、成都这种动辄1.2万平方千米以上的省会相比,扩展空间明显不够。常住人口也在500万一线徘徊,2023年全市GDP在5000亿元上下,和很多“强省会”代表城市的万亿级规模还有不小差距,这直接限制了它对全省经济结构的牵引能力。
在山西内部,如果要走“强省会”路线,太原能向外伸手的方向其实不多。西边是吕梁山主脉,地形阻隔明显,吕梁市自身常住人口在320万左右,靠能源产业撑着,不太适合作为短期扩容的直接对象。北边的忻州虽然面积大、人口在300万以上,但经济总量和产业层次都偏弱,整体拉进来,短期内反而可能增加太原的负担。东边的阳泉距离不远,但阳泉市区和太原市区直线距离四五十公里,中间还有县域“夹层”,一口吃下去难度不小。

真正贴得最近的是晋中。榆次城区到太原市区直线距离十几公里,城际铁路和多条高速把两地实质上连成了“一碗面”,很多人日常通勤都在两个城市之间往返。晋中全市常住人口超过300万,GDP在1700亿—1900亿元区间波动,其中榆次、太谷两地的产业和教育基础较好,与太原在高校、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早已高度交织。这也是为什么外界谈山西“同城化”时,总是先提太原—榆次,而不是别的组合。
若将榆次区、太谷区、祁县、榆社县划入太原,把交城县从吕梁划入太原,同时安排晋中其余县市“对口”划给周边城市,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紧凑的中部城市群。比如寿阳县、昔阳县、和顺县、左权县划归阳泉,既能让阳泉市的版图向南延伸、常住人口接近或略超200万,又能使太原和阳泉之间的行政界线更顺畅,为太原—阳泉—石家庄这一横向经济通道减薄“中梗阻”。

再往南,平遥、介休、灵石如果从晋中划入吕梁,一方面让吕梁跨过吕梁山主脉在东麓拥有更多平川地带,另一方面也为平遥古城和汾河沿线的文旅和轻工产业多一个“上游”能源和资金的对接口。吕梁目前常住人口在320万,区域内煤焦产业比重大,适度引入平遥、介休这类以制造和服务业见长的县市,可以缓和产业结构的单一风险。交城县划给太原后,太原向西的通道会更顺直,和吕梁之间的山地联系也不再完全停留在“过境”的层面。

如果上述构想全部落地,太原的版图和人口将发生明显跃升。按榆次、太谷、祁县、榆社、交城以及现有辖区的总和计算,太原常住人口有望突破700万,GDP向7000亿元逼近,这样的体量在中部省会中会进入第二梯队上部。市域面积可以接近甚至超过1万平方千米,为未来新兴产业园区、机场经济区、大学城等留足空间。更重要的是,太原的经济影响力不再局限于汾河一线,而是通过晋中原有县域向南、向东、向西“压出”三条辐射带,把山西中部原本割裂的几个盆地连成一个整体市场。

阳泉在这套重构里的角色,比很多人想象得更关键。阳泉市区到太原、石家庄两大省会的距离都不足200公里,本身又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煤炭、陶瓷等产业有一定基础,但受限于市域面积只有4000多平方千米、人口不足200万,很难撑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中心。如果寿阳、昔阳、和顺、左权等县并入,阳泉市的面积将提升到7000平方千米左右,人口向200万以上靠拢,还能直接与扩容后的太原接壤。这样一来,太原—阳泉—石家庄的城市带会在行政区划上更顺滑,跨市产业链的管理、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也更容易打通。
当然,区划调整不是地图上随手画线。每一个县、市的去留,背后都牵涉到财政收入的重新分配、干部体系的重组以及公众身份认同的调整。以大同和朔州为例,合并后如何安排原朔州市级机关的人事去向,怎样保证朔州城区在新的“大同”里仍然有足够的话语权,这些都需要精细设计;太原和晋中的边界重塑,也会触动不少关于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土地指标的利益平衡。

但有一点恐怕绕不开:在人口增速放缓、能源转型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继续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一套区划去承接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结构,成本会越来越高。缩短城市之间的行政距离,减少一个省内部“地级市数量多、实力普遍不强”的状况,本身就是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减重”。
山西下一步会不会真走向“大同+朔州重组、太原—晋中一体化、阳泉和吕梁分食晋中县域”这条路,还需要看人口、财政和产业数据在未来几年的走向,以及省级层面对强省会和区域平衡之间的取舍尺度。你更看好哪一种调整优先出现:雁北的再聚合,还是太原向南和向东的“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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