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桂馨:太原起义及我的乞援之行

辛亥武昌起义，陕西响应。山西巡抚陆钟琦害怕波及山西，因有派军扼守河东之议。又以第一标革命分子特多，所以特命第一标一二两营守护河东，以为调虎离山之计，留第三营驻扎太原，因第三营管带熊国斌系姚鸿法之旧属。令标统黄国梁率领标部全体人员，只带先行步队一队出发；其他本标一二营依次出发。但在未出发之前，不得发给子弹。我此时已经改任军需官，应随标部前往。九月初七日，黄国梁和我率领标部及先行一队，遵令出发。行抵祁县，电报忽然不通。我们明知省城有变，但不知究竟如何。黄国梁和我计议，留标部人员及队兵在此待令，由执事官祁祥徵指挥。我们二人一同返省，探询究竟。走到徐沟县，遇见了本标退出的士兵。他们说：“太原已经革命，一标官兵，未得命令，无所适从，特来寻找标统，听候发落。”黄国梁因令他们在此待命，我们仍然前进。入太原后，才知陆抚和他的儿子光熙以及新任协统，均被杨彭龄击毙（一说陆钟琦是被张煌击毙），阎锡山、温寿泉被新军及谘议局选为正副都督。当时督署尚未组织，除阎所部第二标外，其他军队也没安排。我到临时督署(原谘议局)后，才知道是一盘散沙，毫无头绪。

吴禄贞被刺后，阎锡山感到山西形势的危险，意欲向陕西求援，特别重在军械的接济，我奉派到了陕西，会见了东路都督张钫，才知道陕西的真实情况。他劝我不必去西安，最好转赴武昌，求援于黎元洪大都督。我就听了他的话，立即起程，他派副官王某沿途护送。王是哥老会的会员，行辈甚高，所以到处都有哥老会会员们的招待，虽然在变乱的时候，我们并没感到任何流离之苦。而沿途哥老会的青年们，随行日众；他们声言，要向南阳总兵谢老道(不知其名，但知以前他杀害哥老会员不少)复仇。到了戏淅川厅，我们才分了手。原来王天纵正在豫西起义，他们都是投奔他的。

从此，我和张钫所派的代表高致堂，同由龙驹寨登舟，路经仙桃镇，知道汉口被清军占领，又转到沙市。适逢季雨霖招抚鄂西到此，由他派炮船又把我们送至武昌。我通过刘公见了黎元洪。黎表示无力支援山西。由他备文送我到沪。到沪后．由乔义生引我见了孙中山先生，报告了山西革命经过，随即随孙先生到了南京，我也就住在总统府里。

南北议和，而北政府有不承认山西、陕西为革命军之说。我即谒孙先生力争。孙先生说：“虽有此议，我们绝不承认，宁可和议决裂，不能不承认山、陕的革命同志，你们尽可放心！”后来和议已成，向比国借款也签了字。我乘机向孙总统要求，得到批准，拨付山西善后费100万元，由我和乔义生、狄楼海、梁上栋、刘懋赏五人代领，存入中国银行并声明非有山西都督电并派专员来领，不能支付。因为我向孙总统要求军械，他以即有军械到沪，路途遥远，也难转运，所以才有这百万元的拨付。不久，乔义生有提出此款在沪私设银行之议，且以手枪威吓狄楼海承认其议；经我闻知，以死力争，事始作罢。

诸事既毕，我由上海乘轮抵天津，转车到了北京，遇孔庚、谷如墉、董崇仁等向袁世凯交涉山西善后事宜，我即先行回晋。这时阎锡山已从绥远转回忻州，我向他报告此行经过，并传达孙总统的话云：“革命尚未成功，和议亦只暂时，山西可以威胁北京，务必保存革命实力”等语。之后，阎锡山留我同住行署，共图入省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