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王氏出太原”辩证
（二）：琅琊与太原，谁是“老大”？——秦末兄弟分途的真相
三、分宗节点：元威兄弟与琅琊、太原的长次之分
3.1秦末巨变：王离兵败与家族危机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秦朝统治已摇摇欲坠。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六国旧贵族纷纷起兵复国。赵国后裔赵歇称赵王，燕国后裔韩广称燕王，魏国后裔魏咎称魏王，齐国后裔田儋称齐王。楚国后裔项梁、项羽叔侄更是势不可挡。秦二世派大将章邯率军镇压，章邯击杀项梁后，转而北上围攻赵国巨鹿（今河北平乡）。赵王歇向各路诸侯求救，但诸侯军皆畏秦军之势，筑壁垒不敢出战。
秦二世又命王离率北方军团南下，与章邯合围巨鹿。王离所部本是蒙恬留下的长城军团，久经战阵，装备精良。然而，项羽率楚军赶到后，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史记·项羽本纪》记载：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⑦
这就是“破釜沉舟”的典故。楚军以一当十，九战九胜，大破秦军。章邯败退，王离被俘。关于王离的最终结局，《史记》记载不一。《项羽本纪》说“虏王离”，《秦始皇本纪》附记则称王离“兵败自杀”。不论是被俘还是自殉，王离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涯都在巨鹿之战中彻底终结。
巨鹿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在此之前，秦朝虽然已经失去对关东六国的控制，但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巨鹿之战后，秦军主力被歼灭，秦朝的灭亡已成定局。而对于王氏家族来说，这场战役的意义更加直接和残酷——王离的覆灭意味着整个家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
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王氏家族面临的处境。那些曾被王翦、王贲灭国的韩、赵、魏、楚后人，现在掌握了权力，必然会对王家进行报复。事实上，项羽本人就是楚将项燕的后代——而项燕正是被王翦击败杀死的。仇恨代代相传，王氏家族面临的是满门抄斩的危险。据《史记》记载，项羽进入咸阳后，大肆屠杀秦朝宗室和功臣后裔。王翦、王贲虽然已经去世，但他们的子孙仍然在秦朝担任官职。王离作为秦军主将，他的家属必然首当其冲。
正是在这种绝境下，王离的两个儿子王元、王威为保存宗祀，决定分路逃亡。这一决定，不仅是王氏家族史上的一次转折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两大支系，就是从这个分岔路口开始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3.2兄弟分途：王元迁琅琊，王威留晋地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明确记载：
“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邪，后徙临沂。……威，汉扬州刺史。九世孙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①
长子王元做出了远迁的决定。他率族人向东迁徙，越过太行山，进入齐鲁大地，最终定居于琅琊郡的皋虞（今青岛市即墨区温泉镇皋虞村）。琅琊郡在秦朝属东部沿海地区，远离中原战火，相对安全。后来，王元的后人又从皋虞徙居临沂都乡南仁里（今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王元是为琅琊王氏始祖。
次子王威则选择留在北方。他可能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是最安全的——秦末战乱的中心在中原，太原地处山西，尚可苟安。王威后来在汉朝担任扬州刺史，但史书对他的记载十分简略。更为关键的是，王威并非直接开创了太原王氏。其后数代默默无闻，直到九世孙王霸（字儒仲）出现，才正式定居太原晋阳，开宗立派。王霸是为太原王氏的开族之祖。
清人钱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对这段分支关系做了最为精准的概括：
“离之长子元，避秦乱迁琅邪，是为琅邪王氏。离次子威，威九世孙霸，居太原晋阳，是为太原王氏。”⑥
唐代《王卓神道碑》亦载：“太原房谱称显姓之祖始自太子晋，琅琊房谱亦云太子晋后。”⑧这说明，在唐代人的认知中，琅琊与太原两望同源共祖、分支而立的谱系格局，已是常识。
这段记载蕴含两个关键事实，是整篇论文的立论基石：
第一，琅琊与太原为兄弟分支，而非派生关系。不是说太原王氏派生出了琅琊王氏，也不是说琅琊王氏派生出了太原王氏。二者是平行关系，共同的父祖是王离，共同的远祖是太子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些流传的说法认为太原王氏是“正支”、琅琊王氏是“分支”，这是错误的。根据《新唐书》的记载，两望是兄弟分家，没有谁派生谁的问题。
第二，琅琊由长子王元直接开基，太原由次子王威的九世孙王霸开族。这意味着：在血缘长幼上，琅琊为长支，太原为次支；在分支时间上，琅琊在秦末汉初就已开族，而太原直到两汉之际王霸出现才正式开族。琅琊比太原早约一个世纪。
3.3琅琊王氏：长支开宗，早显于汉
王元迁居琅琊后，这支王氏开始在山东东部扎根。最初的几代默默无闻，但到了西汉中后期，琅琊王氏开始崭露头角。王元的四世孙王吉（？—公元前48年），官至西汉谏大夫，是琅琊王氏第一位有正史传记的人物。
《汉书·王吉传》记载，王吉字子阳，琅琊皋虞人，年轻时举孝廉为郎，后补若卢右丞，迁云阳令。汉昭帝时，因贤良方正被举荐，任昌邑王中尉。昌邑王刘贺行为荒淫，王吉多次谏诤。宣帝即位后，王吉被征为博士、谏大夫。他多次上疏言事，主张“去角抵，减乐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俭”，并批评当时吏治腐败、奢侈成风。王吉虽未能大用，但“世称其直”。⑨
王吉之后，琅琊王氏代有闻人。王骏（王吉子）官至御史大夫，王崇（王吉孙）官至大司空，封扶平侯。到东汉时期，琅琊王氏的王良、王扶等人亦以德行著称。但琅琊王氏真正的鼎盛，是在西晋末年至东晋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琅琊王氏的崛起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密切相关。琅琊郡地处山东半岛，濒临黄海，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汇集了天下学者，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学术氛围。琅琊王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开阔的视野。这种文化优势，在后来东晋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王导能够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靠的不仅是政治谋略，更是文化感召力；王羲之能够成为“书圣”，也与琅琊王氏深厚的书法传统密不可分。
3.4太原王氏：次支衍盛，东汉定型
与琅琊王氏的迅速崛起不同，太原王氏的成长路径较为缓慢。王威留居晋地后，其后数代史书无载。《新唐书》只说“威，汉扬州刺史”，但扬州刺史一职是汉武帝以后才设立的，因此王威可能生活在西汉中期。然而，从王威到王霸之间的九代，几乎没有任何事迹留存。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祖先确实没有担任过显赫的官职，是平民百姓；二是史书失载，但家族内部有口传谱系。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太原王氏在西汉时期尚不是一个显赫的家族。
王霸（约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是太原王氏第一位有正史传记的人物。《汉书·王霸传》记载，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一说晋阳人）。他生活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少有清节，以隐逸闻名。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曾多次征召他为官，王霸都不应。据传，刘秀曾派使者带着聘礼去请王霸，王霸“卧不起”，说：“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使者回去报告，刘秀感叹：“此高士也！”最终不再勉强。王霸终身隐居太原晋阳，以耕读为业。⑩
王霸是太原王氏有史可考的第一位名人，亦为太原王氏开族之祖。从王霸开始，太原王氏分化为两大支系：一支留居祁县，一支定居晋阳。祁县王氏以东汉司徒王允为开基始祖——王允就是设计诛杀董卓的那位名臣；晋阳王氏以曹魏司空王昶为开基始祖。两支各领风骚，共同构成了太原王氏的主体。
从分支时间来看：琅琊王氏在秦末汉初已由王元直接开基，至西汉王吉时已显赫一时；而太原王氏直到两汉之际王霸才正式开族，至东汉末年的王泽、王柔兄弟方成气候。两相比较，琅琊开族早于太原约一个世纪。加之王元为长子、王威为次子，故“琅琊老大，太原老二”既有血缘长幼之序，亦有历史时间之证。
3.5王霸开宗的具体年代考辨
关于王霸的生平年代，《汉书》没有明确记载其生卒年。但通过关联人物可以推断：光武帝刘秀在位时间为公元25年至57年。王霸在刘秀称帝后被征召，说明他此时已是成年人。由此推断，王霸可能生于西汉末年的公元前1世纪左右，活跃于公元1世纪前期。而琅琊王氏的王元迁居琅琊发生在秦末（公元前3世纪末），王吉活跃于西汉宣帝时期（公元前1世纪中期）。两相比较，太原王氏正式开宗的时间确实比琅琊王氏晚了约一百年。
这一百年差距，在历史长河中看似短暂，但在家族发展史上却有重要意义。到东汉末年，琅琊王氏已经积累了四百年的家族传统，而太原王氏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琅琊王氏的文化积淀和政治网络，远比太原王氏深厚。这正是为什么在魏晋时期，琅琊王氏能够率先崛起、主导东晋政权，而太原王氏要到北朝隋唐才真正发力。
值得注意的是，太原王氏的后来居上，与其地缘政治优势有关。北朝时期，太原是北方政治军事重镇，北魏、北齐、北周多次在此建都或设重镇。太原王氏作为当地最大的士族，自然获得了其他家族无法比拟的政治资源。而琅琊王氏偏居江南，随着南朝政权的衰落，其政治影响力也随之下降。此消彼长之间，太原王氏逐渐取代琅琊王氏，成为北方政坛的核心力量。
3.6“琅琊老大，太原老二”的血缘与时间双重依据
综合以上考证，可以得出明确结论：
·从血缘长幼论：王元为长子，王威为次子。长子为“老大”，次子为“老二”。琅琊为长支，太原为次支。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明确记载：“二子：元、威。”在中国古代宗法制度中，长幼的顺序是有严格规定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虽然王元、王威并非嫡庶问题（二人应是同母或异母兄弟，具体不详），但长幼之序本身就是宗法秩序的重要部分。因此，称琅琊为“老大”、太原为“老二”，符合传统宗法观念。
·从分支时间论：琅琊开族于秦末汉初（约公元前3世纪末），太原开族于两汉之际（约公元1世纪）。琅琊早于太原约一个世纪，先者为“老大”，后者为“老二”。这一结论的依据是《新唐书》的记载：王元直接迁琅琊开族，而王威需要经过九世到王霸才正式定居太原开族。两者之间的时间差是客观的历史事实。
“琅琊老大，太原老二”这一表述，既有古代宗法制度中嫡长子继承制的文化逻辑作为支撑，也有具体历史年代作为实证。这不是为了争高低，而是为了还原事实。正如本文反复强调的，这是一个描述性的结论，而非价值判断。将其说清道明，有助于我们理解两望之间的真实关系，避免以讹传讹。
四、两望并立：琅琊与太原的历史地位
4.1琅琊王氏的鼎盛：王与马，共天下
琅琊王氏自王吉之后，代有闻人。东汉时期，琅琊王氏虽不及东汉开国功臣之后的显赫，但保持了儒学世家的传统。至西晋，琅琊王氏的王浑、王济父子已有较大影响。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刘渊称帝，羯人石勒崛起，中原板荡。琅琊王氏的王衍身为太尉，却无济世之才，最终被石勒俘虏杀害。然而，琅琊王氏的另一支——王导、王敦兄弟，却在危局中做出了改变历史的抉择。
王导（276—339年）字茂弘，琅琊临沂人。他年少时便有远识，与司马睿友善。八王之乱后，司马睿被封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守建康。王导劝司马睿延揽贤才、收罗人心。南渡之初，北方士族对司马睿并不信服。王导、王敦利用三月三日出游的机会，让司马睿乘肩舆、具威仪，王导、王敦等名流骑马随从，江南士族见之，始知司马睿威望。这就是著名的“出游定霸”之事。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是为晋元帝。王导被任命为丞相，王敦为大将军，掌握朝政和军权。据《晋书·王导传》记载，元帝登基之日，居然邀请王导同升御床，王导再三辞让，元帝说：“若不用卿，便无今日。”时人皆谓“王与马，共天下”。⑪这一典故生动地反映了琅琊王氏在东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皇帝姓司马，但天下却由王氏共享。
“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话，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它反映了王氏与司马氏的政治联盟关系——没有王导、王敦的支持，司马睿不可能在江南立足；第二，它反映了王氏在东晋政治中的实际权力分配——朝政由王导主持，军事由王敦掌控，皇帝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第三，它也暗示了后来王氏与皇室的矛盾——王敦后来起兵叛乱，王导虽未参与但处境尴尬，这种紧张关系贯穿了东晋一朝。
此后，琅琊王氏历东晋、宋、齐、梁、陈数朝，出任宰相者多达数十人。即使在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身寒门）打压士族的背景下，琅琊王氏依然保持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史称“琅琊王氏，冠冕相承，世禄不替”。在南朝时期，琅琊王氏与陈郡谢氏并称“王谢”，成为高门士族的代名词。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对这一历史记忆的诗意表达。
琅琊王氏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政治地位，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他们掌握了文化资本。琅琊王氏世代以儒学传家，兼通文史，在东晋南朝这个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文化本身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第二，他们善于经营家族网络。琅琊王氏与其他高门士族（如谢氏、庾氏、桓氏）保持着复杂的联姻和联盟关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即使某一支暂时失势，其他支系仍可维系家族的整体地位。
在文化领域，琅琊王氏的成就更为辉煌。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他师从卫夫人，后博采众长，创造了一种妍美流便的新书体，被后世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据《世说新语》记载，王羲之年轻时曾与友人聚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众人饮酒赋诗，王羲之当场写下《兰亭序》，文采书法俱佳。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推崇备至，亲撰《王羲之传论》，评价其书法“详查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并派萧翼从王羲之后人辩才处骗取《兰亭序》真迹，死后随葬昭陵。王献之、王珣、王僧虔等王氏后裔亦为书法大家，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琅琊王氏书法世家”。
王羲之书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本身，更在于它确立了中国书法审美的典范。此前的书法，无论是秦篆、汉隶还是章草，都带有明显的实用性和规范性；而王羲之的行书，将个人的情感表达与书写技巧完美结合，开创了“尚韵”的书风。此后一千多年，中国书法的发展始终绕不开王羲之这座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说，琅琊王氏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其他任何家族都无法比拟的。
4.2太原王氏的鼎盛：天下第一王
太原王氏虽开族较晚，但在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上，达到了与琅琊王氏比肩甚至超越的高度。
东汉末年，太原王氏的祁县支出了一位重要人物——王允（137—192年）。王允官至司徒，以诛杀董卓而闻名天下。据《后汉书·王允传》记载，董卓专权乱政，王允与吕布等密谋，借吕布之手诛杀董卓。董卓死后，王允未能妥善处理董卓余部，导致李傕、郭汜反攻长安，王允兵败被杀。虽然结局悲壮，但王允“诛董卓”的壮举使他成为太原王氏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王允的故事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其事迹本身，更因为它展现了太原王氏的一个特点——刚直、忠义、不畏强权。这一特点在北朝隋唐时期的太原王氏人物身上反复出现，形成了所谓的“太原家风”。这种家风与琅琊王氏的“优雅”“通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两望的不同文化气质。
曹魏时期，太原王氏的晋阳支出了王昶（？—259年），官至司空，封京陵侯。王昶著有《治论》《兵书》等，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子王浑（223—297年）在西晋官至司徒，参与灭吴之战，功勋卓著。王浑之子王济（？—？）娶晋武帝之女常山公主，官至侍中。太原王氏在魏晋之际已经成为北方一流士族。
然而，太原王氏真正的鼎盛是在北朝隋唐时期。北魏孝文帝定士族，将太原王氏与陇西李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并列为“五姓七族”，规定五姓之间相互通婚，不得与庶族联姻。这是中国门阀制度最严格的时期，太原王氏的社会地位被国家法律所确认。
北魏孝文帝的士族政策，实际上是对北方士族的一次全面整合。他将中原士族按照门第高低分为若干等级，规定只有最高等级的士族才能与皇室通婚，才能担任高级官职。太原王氏能够进入“五姓七族”之列，说明其门第之高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最高认可。这种认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基于太原王氏在北魏时期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声望。
进入唐代，太原王氏达到了政治上的顶峰。唐太宗时期，王珪（？—639年）官至侍中，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徵并称“初唐四大名相”。《新唐书·王珪传》明确记载：“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⑫王珪以敢于直谏著称，唐太宗曾对王珪说：“卿所论谏，皆中朕失。”有一次，王珪批评太宗对大臣不够尊重，太宗不仅不怒，反而“叹美其言”，并赏赐绢帛。王珪的直言进谏与魏徵齐名，是贞观之治的重要贡献者。
王珪对唐太宗的批评，有一段著名的对话。据《旧唐书》记载，有一次唐太宗在宴会上对大臣们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王珪当场指出：“陛下虽有其言，而未有其实。昔秦皇、汉武，外示仁义，内怀贪暴，此乃陛下所共知也。陛下诚能慎终如始，则天下幸甚。”这种直言不讳的风格，不仅没有惹怒太宗，反而赢得了太宗的尊重。这说明太原王氏的人物不仅有勇气直谏，更有智慧把握分寸。
唐代中期，太原王氏又出了王缙（700—781年），官至宰相，与兄长王维（著名诗人）同为太原祁县人。王缙在安史之乱后辅佐唐代宗，颇有政绩。晚唐时期，太原王氏还有王涯（？—835年），官至宰相，后因“甘露之变”被宦官杀害。据统计，唐代太原王氏出任宰相者不下十人，是唐代政坛上最显赫的家族之一。
太原王氏与李唐皇室的联姻也十分密切。唐太宗的三女儿南平公主嫁给了太原王氏的王敬直；他的儿子晋王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也娶了太原王氏的女儿为晋王妃。据《新唐书·公主传》记载，南平公主下嫁王敬直时，唐太宗命礼部制定公主拜见公婆的礼仪，开创了唐代公主“执笄礼”的先例。这一细节表明，唐太宗对太原王氏的尊重是实实在在的——他不仅愿意将公主下嫁，还主动调整礼仪以示恭顺。
最能够说明太原王氏社会地位的一件事发生在唐文宗时期。据《唐语林》记载，文宗曾想把公主嫁给太原王氏的某位子弟，但太原王氏自恃门第高贵，竟然称病推辞。文宗感叹道：“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及太原王氏！”⑬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唐代士族门阀观念之根深蒂固，也说明太原王氏在当时社会中的崇高地位——连皇室都不放在眼里。
这一事件发生在唐代后期。此时，科举制已经实行了近二百年，士族门阀制度正在衰落。然而，像太原王氏这样的高门士族，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不需要依靠与皇室联姻来提高门第，反而认为“帝女”未必配得上“王门”。这种心态，既是士族文化的最后余晖，也预示了宋代以后“婚姻不问阀阅”的社会变革。
4.3两望同源异流：长次分明，无高下
综上所述，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虽然分支有先后、长幼有序，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有高下尊卑之分。恰恰相反，两望同出一源——太子晋和王离，如同两条大河从同一座山脉发源，各自奔流，各自灌溉了不同的土地，各自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琅琊王氏在文化上贡献了王羲之、王献之这样的艺术巨匠，在政治上主导了东晋南朝一百多年的政权。太原王氏在北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和社会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其门第之高贵、声望之隆重，甚至让皇帝都感到无奈。两望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清人钱大昕在《潛研堂文集》中指出，王氏共有二十一望，其中“出琅邪、太原者，皆祖周太子晉”。⑥这句话的精髓在于“皆”字——琅琊与太原，都是太子晋的后裔，地位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本文提出的“琅琊老大，太原老二”，只是一种事实性的长次描述，强调的是血缘和时间的先后顺序，并非价值判断。将琅琊称为“老大”，并不意味着它“高于”太原；将太原称为“老二”，也并不意味着它“低于”琅琊。它们是一个家族的两个分支，各有各的光荣。
值得注意的是，琅琊与太原两望在后世的认同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南方的王氏后裔多认同琅琊，北方的王氏后裔多认同太原。这反映了郡望认同与地域分布的密切关系——人们倾向于认同与自己居住地相近的郡望。这一现象也说明，郡望认同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纯粹的血缘决定。即使是琅琊王氏的后裔，如果长期定居北方，也可能转而认同太原王氏。这种“改望”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它进一步说明“天下王氏出太原”的传播和接受，与其说是血缘的必然，不如说是社会文化选择的结果。
“您是琅琊王氏的后裔，还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您家谱上记载的开基祖是谁？”
“您认同‘琅琊老大，太原老二’这个说法吗？”参考文献
古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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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清·钱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⑦汉·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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㉝张金龙：〈北魏孝文帝定士族考〉，《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㉞刘淑芬：〈唐代墓志中的郡望书写〉，《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78本，2007年。
㉟王铭：〈从琅琊到太原：王氏郡望的转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1卷，2018年。
㊱韩昇：〈唐代的氏族志与士族社会〉，《复旦学报》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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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结集出版《子文子集》源于一次偶然。确切地讲，应该是形势的必然。在这个以财富衡量一切、全民追逐名利的年代，弘扬传统文化、歌颂祖先功德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说敬祖归宗是我们的个体责任，那么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代人的集体担当！
我读的书不多，但我明白主宰万物的除了自然，就是“神”。神源于有缘人的修炼与超度。我崇拜我的祖宗，因为祖宗是我心中的神；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就是留给我们打开世界万物的钥匙。可是，直到不惑之年我才懂得用图文、诗词等形式记录下关于祖宗、关于家族的情和事。我在《铜锣新声》会刊、《王家人》杂志、《荆楚新安琅琊王氏宗谱》担任编审和主修期间，思考比较多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自身修炼德行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传统文化就是根的文化，不断生长的根系就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自身修炼德行的动力来自于信仰，那就是有因必有果。
我在工作之余应邀参加了多地有关传统文化的交流、恳亲联谊的民间集会，有感于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多，而我们继承的却很少，因此，天命之年的我没有理由不把寻根问祖、恳亲联谊路上的情与景、人与物记录下来与广大爱好传统文化、热衷宗族事务的读者分享。
《子文子集》的结集出版，由于时间紧，本人水平有限，书中错误难免，不妥之处，还望各位宗长、读者斧正！
编者
二〇一五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