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去太原参加宴会,看到一人后勃然大怒:你给我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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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决定毅然搁置过去的种种矛盾，开启国共第二次合作，一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枪口一致对外。有着“山西王”之称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设宴款待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在抗战时期长期在重庆等国统区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努力团结各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和友好人士等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期间划归到了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所以周恩来此行无疑是旨在和阎锡山共商抗战大计。席间，大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热烈的气氛中渐渐烘托出了团结抗战的坚定，为了国共合作抗日，周恩来可谓是操碎了心。“你这个投降派、‘托派’分子，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你给我滚出去！”众人吓了一大跳，纷纷顺着周恩来的眼神望去，只见时任山西晋南长冶行政公署专员张慕陶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脸的尴尬。这个张慕陶是何许人？为什么会引起周恩来如此大的怒火？谁又能知道，这个被周恩来怒斥为“投降派”、“托派”的人，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张慕陶原名张金印，和当时很多革命者不同，他出身于一个家境殷实的大户人家，童年时期的家庭条件相当优越。从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张慕陶的父母是希望儿子走仕途的。儿子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但张慕陶后来的仕途却不是父母期望的。在陕西省立三中上学时，张慕陶接受了很多先进思想，也渐渐意识到新文化的盛行让家乡变得偏僻闭塞，变得望尘莫及，这使得他自然而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张慕陶在1925年加入中共，1928年还参加过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共六大。回国后的张慕陶担任过中共顺直省委书记、长江局书记，还领导过共青团陕西省委的工作，策划过渭华的武装暴动，但后来因为和罗章龙分裂中央，被撤销了职务。不过那时的张慕陶认错态度还不错，而且鉴于其很强的工作能力，便继续让他出来担任职务。“七七事变”发生前，周恩来派张慕陶到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协助抗日，担任总司令政治部主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有官兵12万人，枪10万支，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的指挥下，全军将士不怕牺牲，冲锋陷阵，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重要县城。但在这期间，张慕陶这个政治部主任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也没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态度。那时的日本还未全面侵华，红军还在进行“反围剿”作战，这令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柯庆施不满，张慕陶被指责为“投降主义”。因为那时很多人都认为张慕陶都快成国民党的人了。而且恰逢部队在反蒋的时候遭遇到了惨败，所有不利的矛头全指向了张慕陶，他又一次被开除了党籍。其实事情都这里并不完全是张慕陶的错，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党内有些同志的管理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只要积极沟通，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张慕陶却十分气愤，他从1933年底开始就反复在北平、天津奔走，呼吁大家“反蒋抗日”，还组织成立了“抗日战士互助会”，发动各种游行示威。在张慕陶眼里，中国必须又要抗日，又要反蒋，日本人要抵抗，蒋介石更要抵抗。这样的言论在国民党眼里是不能容忍的，这岂不是把蒋介石也当成日本侵略者一般了？在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时候，这种言论令纯粹属于挑拨离间、助长他人气焰，妥妥的汉奸行为。而且张慕陶过去是共产党员，他单独对公众散布这种没有经过中共批准的言论，很容易让国民党找到对付共产党的把柄。但张慕陶不在乎，他的遭遇已经让其行为带有了强烈的个人情绪，他甚至还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陈铭枢、蒋光鼐等和蒋介石有摩擦的人组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但没什么人搭理他，他甚至鼓动过山东省主席韩复渠进行“抗日反蒋”，也未能达成共识，反而还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于是，张慕陶组织起来的“抗日反蒋”运动惨遭国民党当局的打压，“抗日战士互助会”的大部分会员以“非法抗日”的罪名被逮捕判刑，但他本人却侥幸逃脱。后来，中共秘密党员、冯玉祥的副官张公干苦口婆心地劝他：“党的领导有错误，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开除你，不一定对，但你要正确对待，不能分裂党！”但这时的张慕陶思想已经走入了一个极端，他拒绝接受张公干的批评，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从此，张慕陶的政治理念已经在朝着背离国共两党的方向去了。张慕陶投奔了和国共两党都有嫌隙的阎锡山，当了阎锡山小舅子组织的“文山读书会”训导工作，还准备成立一个“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组织。张慕陶认为中国的革命斗争，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适合，首先他反对蒋介石，又觉得共产党带着红军东奔西跑居无定所，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这种短视的见解使得他的“反共”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张慕陶亲自起草了《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纲领》和《公开答复斯大林派》的信等文件，并在太原一带活动，向民众宣扬他的思想。因为投靠阎锡山，张慕陶被共产党指责为“投降派”，还有人指责张慕陶是个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妥妥的“托派”分子。“投降派”不必过多解释，至于周恩来口中的“托派”，便是托洛茨基的反对派。“托派”的理论核心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在革命阶段上，要求超越历史，提前进行一次性革命；在革命范围上，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绝对化为世界革命，抹杀一国革命的独立性；在革命对象上，拒绝与民族资产阶级搞任何形势的联合阵线；在革命依靠力量上，极力贬低农民的革命作用，强调和夸大工农间的矛盾。
很显然，“托派”的这些观点都是十分错误的，有利于日本侵华而不利于中国抗战。中国“托派”认为抗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这样的观点，放在那个时候无疑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亵渎。中国“托派”以“极右”的方式评价国民党，但对共产党却又是一副“极左”的态度，污蔑中共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彻底投降，是1925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重演”。对于“托派”这样的团体，鲁迅先生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评价：“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要‘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被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不干净的地方去。”
在那段时间，中共地下党多次劝说张慕陶归队，但张慕陶脱离我党的心意已决，说再多也没用。后来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逼蒋抗日”，在如何处理蒋介石的问题上，张慕陶又和周恩来起了冲突。周恩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可张慕陶却坚决要杀掉蒋介石，周恩来甚至罕见地发了火，直言杀掉蒋介石对抗战一点好处也没有。虽然好话说尽，但周恩来还是对这个冥顽不灵的家伙无可奈何，最后两人不欢而散。虽然蒋介石并没有被处死，但张慕陶仍未死心，他之后又去游说西北军和东北军的人，由于此人极其擅长搞煽动，很多人在他的游说下纷纷要求杀掉蒋介石，还大放厥词说周恩来和蒋介石是“一伙儿的”，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共产党忍无可忍，终于在延安《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托派张慕陶等阴谋企图破坏国家统一》，里面说：现在西安之张慕陶实为此种龃龉暴行之幕后人物，盖彼等亟欲挑拨内战，帮助日寇，才不惜使用此种无耻的凶残手段，并欲藉此破坏民族统一战线之事业。张慕陶遇国民党则“反蒋抗日”，遇共产党则贬低农民、斥责他们是“投降行为”，把国共两党全都得罪了。虽然西安这场风波最终平息下去了，但此事让蒋介石对张慕陶心怀怨恨，共产党也对他失去了任何期望，不再搭理他。在国民党眼里，宣扬抗日没有问题，但“反蒋”却是犯了大忌；在共产党眼里，“反蒋”一词也十分不合时宜。即便在红军时代放言“反蒋”，也不能和“抗日”扯在一起，抗日国共是一定要合作的。在全国万众一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时刻，蒋介石已是抗战最高统帅，此时的又要“反蒋”又要抗日的行为岂不自相矛盾，这与汉奸何异？这就很容易让人以为，张慕陶“反蒋”是真，抗日只不过是掩饰罢了。就如同鲁迅先生评价过的，张慕陶等“托派”人士的“反蒋抗日”只会让日本人高兴。在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同时，张慕陶这个曾经的共产党人就像个跳梁小丑一般上蹿下跳，天天嚷嚷着“反蒋”、“反共”。不过他这一行为倒是受到了和国共两党都有隔阂的阎锡山的重用，随即任命他为山西晋南长冶行政公署专员。张慕陶感念阎锡山对他的知遇之恩，为了投桃报李，张慕陶在山西多次组织“反共”活动，频繁为阎锡山出谋划策。全民抗战之时还搞这一套，纯粹的小人行为。在那之后的一天，也就是周恩来亲赴太原和阎锡山共商抗日大计的欢迎宴会上，张慕陶也出席了。结果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张慕陶遭到周恩来的怒斥，随后便灰溜溜地走了。1937年9月下旬，日军主力沿着平绥、同蒲铁路线长驱直入攻陷山西大同，山西省门户大开，然后日军立即向雁门关和平型关一带推进，兵锋直至太原。那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与阎锡山谈论作战计划，同时也对阎锡山任命张慕陶为山西晋南长冶行政公署专员一事提出严正抗议。为了保住太原，阎锡山只好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将张慕陶撤职。之后阎锡山又有好几次想对张慕陶委以重任，都因为共产党方面的极力反对而作罢。自从周恩来参加了那次宴会后，张慕陶就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早在1936年，《救国时报》在揭露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时，第一次公开称张慕陶是“山西托派领袖”、“阎锡山的‘反共’智囊团”，还说就是因为张慕陶的告密，才使爱国将领吉鸿昌被杀害。然后，媒体又给张慕陶扣上了一顶“日寇奸细”的帽子。随后又骂他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侦探”、“出卖祖国的汉奸”，还说他在西安事变时，极力想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内战。日寇侵华的重要时刻，这样的言论无疑引爆了一颗重磅炸弹。直至张慕陶去阎锡山开办的“民族革命大学”演讲，刚踏进校门就被学生认出来了，随即就在一声声“打倒‘托派’汉奸张慕陶”、“枪毙汉奸张慕陶”的口号声中被人围了起来。就算卫士们拼死掩护，学生们还是穷追不舍，把他家也围了个水泄不通。据说张慕陶被押解路过大街时，许多围观的群众都纷纷质问：“你为什么要当汉奸？！”周围学生一听这话火气上来了，对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张慕陶被打得鼻青脸肿。也许张慕陶认为，他的“反蒋”、“反共”的“托派”思想和通敌卖国根本没有关系，虽然自己“反蒋”又“反共”，但对日本人还是和民众一样同仇敌忾的。这种言论是自相矛盾，大众眼里根本不能接受。张慕陶在全民抗战之时还帮着阎锡山挑起和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妥妥的汉奸行径。张慕陶被关押在西安后，也有人为他抱不平，说此人只是和国共两党都不对付，绝对不会对日本人奴颜婢膝，虽然言论不合时宜，但公众也不应如此借题发挥。为张慕陶说情的人里，除了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吕协心等他在西安的好友之外，还有驻扎在陕西合阳的国军177师师长李兴中：“张慕陶是什么‘托派’汉奸，他是真心干革命嘛！”这帮人又是上书又是说情，阎锡山终于批准同意释放张慕陶。但张慕陶出狱后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仍旧死性不改，继续“反蒋反共”而又抗日，他向公众扬言：“共产党没有希望，国民党已腐烂，非走第三条路不可。”随即，他还伙同了几个宵小之辈，成立了一个所谓“马列主义”的无名小组织，但这小组织压根没发展起来。那时有几个至交来西安看他，张慕陶向他们诉苦：“共产党骂我是‘托派’，我真是冤枉，我与‘托派组织’无任何关系。”有人劝他去陕北，向共产党承认过去的错误，重新革命，这才是目前的上上之策。朋友劝说之后，张慕陶同意去陕北，但认为自己要先到商州一带搞一支武装，然后接受中共的收编方能取得信任，否则就算去了陕北，中共也不会相信他。张慕陶的这个决定不知怎么地，被国民党在西安的特务知道了。时任山西省主席的蒋鼎文一面命令严密监视其动向，一面又邀请张慕陶加入国民党，并许以高官厚禄，条件是他必须写下“自首书”。毫无疑问，国民党看中了张慕陶的“反共态度”，故而想争取他，只要他向国民党低个头就行。然而张慕陶拒绝了，并“大义凛然”地说：“甘为刀头鬼，岂作无耻徒。”于是，张慕陶这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再次被捕，后来又被押送到陕西勉县，这次蒋鼎文准许他可以在当地自由活动，但张慕陶的一举一动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张慕陶在勉县四处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吸引了当地一大批开明绅士和爱国学子。但此时的张慕陶没有做“墙头草”，更没有宣扬“反共思想”，可能是觉得自己对共产党有愧。不过，他的抗日主张还是“托派”风格的“反蒋抗日”。蒋鼎文没办法，只得将张慕陶转押到陕南的略阳县府，限制了他的行动，但他就如同“打不死的小强”，在略阳县又开始了他“反蒋抗日”的宣传，这次蒋鼎文终于把他关了起来，不让他见任何人。万念俱灰的张慕陶给冯玉祥写信求他保释自己，冯玉祥爱莫能助，而且此事居然被蒋介石知道了。“长安省政府蒋主席，旁密，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为要。”
1941年1月5日晚上，国民党南郑专员魏席儒在蒋鼎文的委派下，将张慕陶秘密枪杀。张慕陶既反对过共产党，又反对过国民党，周恩来说他是个“托派”分子，投降派分子，也有人说他是个见风使舵的两面派，但到底还是个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毕竟，一人让国共两党都厌恶的人，这样的结局并不令人惊讶。一声枪响，在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的张慕陶就此结束了38岁的生命，这个在短暂一生中跨越国共两党、搅动了半个中国的政治人物，最终还是死在了蒋介石政权的枪下，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也许在这一刻，人们会对这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产生一丝敬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