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我国从今年起,在延续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活动的基础上,又将每年4月第4周设立为“全民阅读活动周”。这意味着阅读推广从“一天”延伸至“一周”,时间更长,书香更浓,也标志着全民阅读迈向法治化的新阶段。这让我想起老太原那些传承久远的书市里,属于数代百姓的阅读记忆。有好书,还要把好书送到读者手中,这就需要书市。从清代“书业诚”等老字号书坊,到太原解放之初的新华书店太原总分店,再到改革开放前遍布城区的国营新华书店,承载着市井读书风气。而连接普通百姓读者的,还有那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小人书摊与小书屋。它们没有显赫的名号,亦无固定的处所,却如星辰点点,在文化传播的天地间熠熠生辉。尤其是那充满烟火气的小人书摊,更是百姓文化的生动注脚,默默承载着无数人对知识的渴望。
小人书雅称连环画,如今已成为图书收藏的一个专门类目,某些连环画还价值不菲,为藏家所追捧。但在早年间,它不过是孩童手中的地摊读物,是世人眼中的廉价娱乐,就连上世纪30年代最具权威性的方志文献《太原指南》,在“书纸业”条目下,对小人书与书摊也只字未提,时人所写的各类“书话”也极少着墨。阅读小人书的乐趣,只能在街头巷尾、集市庙会的地摊上寻得。
小人书的图画下面附有文字,这样,它就有了“看图识字”的学习功能,一边看图一边认字,成了孩子们最早的文化启蒙。老太原城里凡人烟稠密之街巷多有小人书摊,尤其是各大电影院及公园门前。以笔者当年居住的城坊街为例,不足400米长的街上就有3个特色鲜明的小人书摊,一个在街西头的太原动物园门口(即今龙潭公园东门),一个在街中段的太原印刷厂后门口,另一个在东头的城隍庙门前。
在城隍庙门前摆摊的是一位老妪,她识字不多,在一辆儿童竹车上搭块木板,摆上三四十本小人书。她慈眉善目,即便遇到调皮的孩子看完书不给钱,甚至顺手牵羊拿走一两本,她也佯装不知,就这样不温不火地守了书摊好几年。
在动物园门前摆摊的是一清瘦老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据说曾是一所商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的书摊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传统文学经典,还有《普通一兵的故事》《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苏联文学作品,为小读者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户。
小人书摊大多只租不卖,摊主们除了偶尔补充新书,也会处理一些因频繁翻阅而残破的旧书。那时,看一本小人书只需1分钱,若租回家也就2分钱。摆小人书摊,实则是为生计所迫的无奈选择。后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从业者纷纷改行,城坊街的小人书摊也渐渐消失。后来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正是成长在小人书的黄金时代。
摆小人书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从不摆在中小学校门口,怕影响孩子们上课。那时候男孩子爱玩打弹弓、拍“元宝”和扇“洋片”,女孩子喜跳皮筋、踢毽子和掷羊拐,可一到小人书摊前,所有嬉闹都黯然失色。沉浸在小人书里的孩子们收了顽性,格外安静,眼眸里闪着渴求知识的光亮。
前些年,城区周边的一些大型工地门口也曾出现过书摊,除了小人书,还有《故事会》等读物。每到午饭过后,附近的工友们便会簇拥到书摊前,花上一两角钱,在文字中暂忘辛劳。如今,小人书摊已成为远去的记忆,但回想起来,那些摆放在小摊前的长条凳和马扎,那些树荫下捧卷阅读的惬意时光,不仅让人增长了知识,更留下了温暖的文化印记。
如果说小人书摊是孩子们的文化乐土,那么书店则是文人学者的精神家园。书店在西汉时叫“书肆”,后世又有“书坊”“书林”“书棚”等称谓,至清代才出现“书店”名称并沿用至今。上世纪初,官办书店兴起,规模也庞大了,出版印刷发行一肩挑,书店名称又升级为“书局”“书社”“书馆”等,如位于桥头街的“山西书局”,曾刊行《山西通志》《汉书评林》等;晋新书社是山西早期新式书社代表,出版教科书与近代社科读物,还拥有大型印刷厂;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太原分馆、中华书局太原分局等。随着文化事业的日益发展,官办图书馆也相继出现,如位于文源巷的晋省图书馆、位于文庙旁的山西教育图书博物馆,但入馆阅读门槛较高,能入馆阅读成了身份与学识的象征。
最值得回忆的莫过于大剪子巷与靴巷的老书市圈。这两条首尾相接的街巷以手工业作坊出名,却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书业诚是靴巷最早的书店,其前身是清乾隆年间山西最大的私人书坊——“书业德”。清代,被誉为“三代帝师”的祁寯藻在科举成名之前,常来此搜求古籍碑帖,曾留有题联“旧书细读犹多味,佳客能来不费招”,印证了他与书店的渊源之深。当年,这片书市圈汇聚了文蔚阁、文华阁、文渊书社等十几家书店,辐射周边百十里的县城区域。如清末民初榆次学界“三常”(常赞春、常旭春、常麟书)就常来此觅书访籍;太原赤桥村《退想斋日记》的作者刘大鹏,常往返近百里进城购书;还有清末平定学者李用清、赵城诗人张瑞玑等,在太原讲学访友时,也常来此处访求经籍。
如果说文人士子的阅读是滋养文化繁荣的参天大树,那么平民百姓的阅读便是孕育时代变革的广袤森林。1918年,一位年仅15岁的少年从乡间来到太原,在大剪子巷的文蔚阁当学徒,白日打杂,夜晚苦读,正是在这里,他读到《平民周刊》等进步刊物,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最终走上革命道路——他就是早期山西工人运动领袖王世益。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李毓棠,也常到此选购、研读进步书籍,传播新思潮,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如今,靴巷内的书业诚旧址依旧静立如初,默默留存着老太原的阅读记忆,见证着那段热血岁月。
在老太原的书市中,还有过只租不卖的书屋。多年前,在上肖墙市工会招待所对面的“向阳书屋”便是其中之一。书屋临街,两间不大的门面,三面书架环立,内设方桌长凳。屋里坐不下时,孩子们便在门前便道上阅读。店主是个细心人,他出租的书通常会包上牛皮纸书皮,小人书也打理得整整齐齐。府西街药材公司东侧曾有家“耕读居”书屋,前门破墙开店,后门通往小院,院里搭了一个雨棚,供人们坐着看书。与“向阳书店”不同的是,它租的都是新书,有些热门书还需要预约。后来,书屋悄然关闭,成为一段往事。
旧日的书摊与老街书屋,承载着老太原的文化记忆。它们曾是知识的传播者、文脉的守护者,见证了这座城市对知识的热爱与坚守。如今,虽然许多书摊书屋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但它们所承载的精神底色,却如同陈酿的美酒,越发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