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原就是太原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成因。《地名文化概论》说：“地名的形成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文化形态的伴生物，同时历代形成的地名，又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定文化形态的载体”。
太原作为地名，从大原的产生，到太原的出现，到大原、太原之间的嬗变，反映着太原历史文化的史影。揭示着太原地名文化的深厚内涵，表现出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二是其承载的文化地理内涵；三是其承载的地方乡土文化内涵，它构成了从大原到太原的文化嬗变。
太原最早的地名，是以“大原”的形态出现的。它出自太原第一位有名、有姓的远古先贤台骀，其史料依据便是《左传·昭公元年》所载“（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 大原和太原从书写的角度看，差别仅在于“大”和“太”，可谓一点只差。但在读音上却完全一致，大不读“dà”，而是读“tài”。《说文通训定声》说：
“大，假借为泰，读太。”《释文》说：“大，音泰，乃‘太’之古字。”《增韵》说：“经史古‘大(tài)’字无点，后人加点以区别。”《说文释例》说的更畅快、更明白:“ 太”古只作“大”，不作“太”，亦不作“泰”。《易》之“大极”，《春秋》之“大子”“大上”，《尚书》之“大誓”“大王王季”，后人皆读太，或径改本书，作“太”及“泰”。
凡成书于春秋之前的古籍，乃至于经典，都遵循“大是太之古字”的古训为规范而使用。有些或失或毁的春秋之前的典籍，后人整理或重新成书时，亦严格经汉初儒者口授，恢复先秦原样，在大和太的复制上，均严守古训“大是太之古字”去执行。例如《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虽是秦之后的汉初重整、重订，但都保留了先秦“大”的原样。
所以，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大即太，太即大，写法、读者及释义、使用方面，完全相同，大原即为太原，如此而已。听一位考订古籍的先生讲，大、太之读音与书写，在鉴别古籍时，曾起到过重大作用，以《尚书·禹贡》为例，在裁定《禹贡》为何时所著时，“既修太原，至于岳阳”一句中的原文为“太原”而不是“大原”，则是把《禹贡》考实为战国时所著，而非春秋前作品的诸多原因之一。
在先秦的许多古籍中，我们的太原，以大原的面貌，频频出现，屡见不鲜。《春秋左氏传》中有“晋中行穆子败无终于大原”，有“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有“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 当然也有古籍所载之大原，并非是我们的太原，而是另有所指。《诗经·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大原”中的“大原”似与今太原无关。虽然宋代大儒朱熹在其《诗集传》云：“大原，地名，亦曰大卤，今在太原府阳曲县。”但是，宋之前《毛传》《诗谱》，对此处“大原”，均无注疏，无说其详址。似乎已经不知其详。
清初汉学大家顾亭林（炎武）则对朱著《诗集传》所言大原“为太原府阳曲县”，提出质疑，在《日知录》中指出: 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玁狁，泾源之间。若晋阳之大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
那么，我们太原的古名大原是怎么产生的呢？毫无疑问是产生于台骀治汾之时。一句史载说的明白：“台骀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就是明证。《故训汇纂》“以”字条解：“以作居”“以作于”；“处”字条解：“处作居”“处作家”。清清楚楚告诉人们“以处大原”，就是以大原作为居住之家，于是，大原就成了有邰氏族群的聚居之地，同时也成为聚居之地的地名。
上述这些史载，完全可以证实“太原不是大原”，是个新生的伪命题。
从大原到太原，可以从先秦的许多史料记载弄清其来龙去脉。前文已述，“大原”在春秋之前的诸多典籍中所载的情况。而战国后诸多古籍对“太原”的记载，也不乏其例。《禹贡》中“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大原已嬗变为“太原”。《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史记·秦本纪》：“四十八年十月（秦昭襄王48年，公元前259年），司马梗北定太原”。《史记·秦本纪》：“二年（秦庄襄王2年，公元前248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前247），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从诸典籍所载，完全可以看出，大原之名虽与太原，读音一样，但其书写之嬗变，还是经过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
从台骀治汾之“以处大原”，到大禹治水之“既修太原”，大原变太原，虽仅在“大”字中加了一个小小的点，却用了千余年的光阴。在这个漫长的年代中，作为一地两名的大原和太原，仅仅是完成了一个从自然地名，向区域地名的嬗变。台骀时期的大原，意指汾河出山之源，是汾河冲出高山峡谷，进入汾川的源之根，水之本。至今仍悬挂于冽石口之窦大夫祠的巨匾“灵济汾源”，就是最好的注脚！而后来的太原，却增添了一些新的意思，即在源之根，水之本上，加进了盆地、平原的意蕴，释为多水的盆地，似乎准确一些。它决不是“广平曰原”的平原，更不是“形容其大而意犹未尽，加一点为太”的大平原。
太原最终成为行政地名，是大禹治水之后，又过了夏、商、周三代，一千大几百年的事了。当战国的历史发展到秦庄襄王四年（前246）时，强秦兼并了赵国在今山西省境内的大片土地，曾经的赵国初都晋阳及37座城邑，统统归秦所有。为了巩固新得的领土，这年四月某日发生日蚀的那天，秦王设置了他的36郡之▁太原郡，郡治就设置在晋阳县。“太原”终于完成了它从区域地名向行政地名的转变。秦太原郡下辖37县，远远超出了大禹治水时的太原河谷地域，辖区北至马邑（今朔州），南至邬（今介休灵石一带），东西横跨吕梁、太行的国之大郡。今太原市、晋中市、阳泉市、忻州市及吕梁市大部均在秦太原郡所辖之内。
至此，五千年来，历史演进，朝代更叠，早先作为自然地名、区域地名的太原，终成行政地名，至清宣统三年（1911）虽先后为郡、国、府、路、县，但是本名太原依然如故，始终如初，从未离开过本土。再次证实“太原不是大原”是个新生的伪命题。
太原就是”大卤”
大卤，作为太原的另一个古老地名，已经鲜为今人所知，它最早出现于史册，是春秋中叶稍后的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地名文化揭示，历史地名出现于史载的时间，并不等同于其产生的时间，依常理，往往是产生使用在先，载之于史在后。
孔子所著之《春秋》，名列“五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有谓“春秋之笔法”，有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就是这部信史，在其“昭公元年”（前541）第一次载记“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这个首次出现在史册上的“大卤”，就是大原（太原）的另一个名称。
何以见得大卤就是大原（太原）呢？直接引述古贤名典之释。《春秋》，以言简而称著，然而，由于其简，让后来的人读起来有些吃力。于是，出现了阐述《春秋》的“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传”对孔老先生说的大卤之名，为今人做了最好的诠释，根本无需他人“画蛇添足”。
《春秋左氏传》释为：“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这里的“中行穆子”与“荀吴”是同一个人，中行穆子原姓荀、名吴、字林父。《春秋左氏传》云：“晋侯作三行，以御敌，荀林父将中行” 。于是，荀吴以职官名为氏，更名为中行吴，尊称为中行穆子。对于大卤一名，重史的左氏以为大卤即大原乃当时世人皆知之事，所以没有作任何注释，直接改称大原。
《春秋公羊传》释为：“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此大卤也，曷为之大原？地名以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明确的讲，此处的大卤，就是大原。为什么呢？地名从中国，邑名人名从其主人，说得更明白一点，则是孔老先生此处用大卤，乃在荀吴败狄之前，这里为狄人所居，故曰大卤。晋荀吴大败群狄，晋国占有此地后，“地名从中国”，于是便复用原名大原。个中包涵着深意：当年台骀肇始了大原，后来群狄也聚居于此，并日渐人众，遂名之为大卤，时下晋国败群狄，重新占有此地，遂复大卤之名为大原。
《春秋谷梁传》则释解得更清晰：“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传曰：‘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意为，这个地方归夷狄时称大卤，既然重属于晋国（我国最早称中国的地方），那就应该复称大原。
大卤，即大原（太原），在春秋时代就很明确了，只不过大卤之名，不再使用，并随着时间的磨损而湮没，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这些又一次夯实“太原不是大原”是个货真价实的伪命题。
曾有学者说：大卤“这个词汇是维吾尔语中的‘达拉'，蒙古语中的‘塔拉’”。并以此判出太原的古名大卤，是一个音译的阿尔泰语汇，是一个“舶来语（词）”。其实，这个论判几乎是个完整的意测。首先,春秋时期与华夏族融合聚居于太原的戎夷狄等族群，都是源自于本土的部族，而不是外来的民族，更谈不上是使用阿尔泰语系的人种。夷狄所称的大卤，就是盐碱比较严重的“白壤”。这一点《禹贡》中说的明白：“厥土为白壤”。所谓大卤，就是是汉藏语系的词汇、地名，与“舶来语（词）”无半毛钱的关系。
其次，大卤一名出自儒家经典《春秋》，孔老夫子生长在中原，何曾懂得阿尔泰语言?把阿尔泰语的音译“达拉”，作为“大卤”，不是一个笑话，便是含有别的用心，无非不过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一个翻版而已。
也曾有学者说：“古太原又称‘大原’，本指今运城市西北的峨眉台地。”试问在哪一部古籍中有峨眉台是“大原”的载述？我们总不应该想当然把自己的臆测，冒加于古人吧！又说：“与古大原相邻的地方叫‘大卤’……所谓大卤即今运城盐池。”
不知此学者所说，依据为何？《春秋》说得明白：“晋荀吴败狄于大卤”，是晋国平公十七年之事，于夏禹何干？与周王室何干？且大卤泛指盐碱地，与“盐池”“盐湖”又何干？“三传”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乃指春秋中叶的台骀后裔所居的“大原”，是“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卤”的太原汾河出山的汾川之地，为什么还要主观意测，无中生有？劝君再读古经典，莫把“大卤”当“盐池”。
责编 宋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