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五点，太原某小区的居民王建国又被楼下传来的高音喇叭吵醒了。

“一二一！一二一！”

口号声整齐划一，伴随着节奏感极强的背景音乐，从远处滚滚而来。他看了眼手机，五点零三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十七次被吵醒了。

王建国今年五十三岁，有轻度高血压，医生叮嘱要保证睡眠。他试过戴耳塞、关双层窗户、甚至去宾馆住了两晚，但总不能天天不回家。

“我跟他们说过，能不能晚一点，或者把音响关小点。”王建国无奈地说，“领队说‘我们这是锻炼身体，你有本事报警去’。”

他报了警。民警来了，劝一劝，暴走团把音量调低十分钟，等警车一走，喇叭又响了。

这不是太原独有的现象。

从山东临沂到江苏徐州，从辽宁沈阳到四川成都，暴走团——这种穿着统一服装、排着整齐队列、扛着大旗、放着高音喇叭、在机动车道或人行道上大步快走的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特殊存在。

而他们引发的不满，正在以投诉、争吵、甚至泼水、放狗的方式，在全国各地上演。

太原的这起投诉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12345热线的回复坦诚得令人意外：“此类个人行为难以监管。”

“个人行为”？几百号人统一着装、统一行动、占据公共道路、播放高分贝音乐，这叫“个人行为”？

律师站出来说话了：这种行为可能违反《噪声污染防治法》。根据该法规定，在公共场所组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未遵守公共场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时段、音量等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对个人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

但问题在于：谁来执行？怎么执行？

二

暴走团为什么这么火？

如果你走进任何一个暴走团的内部，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李阿姨今年六十二岁，退休前是工厂的质检员。老伴三年前去世，儿子在北京工作，一年回来两次。她加入暴走团已经两年了。

“一个人在家待着太闷了。”她说，“出来走走，有人说话，心里舒坦。”

暴走团对她来说，不是“暴走”，是“陪伴”。

张师傅今年五十八岁，下岗工人，身体不好，有轻度抑郁。医生建议他多运动、多社交。他加入了暴走团之后，每天五点出门，走一个小时，回来吃早饭，觉得一天都有精神。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不像你们年轻人有同事、有朋友、有饭局。”他说，“我们除了广场舞和暴走，还能干什么？”

这是一个被忽略的事实：中国的暴走团成员，大多是中老年人。他们是城市化进程中“被落下”的一代人——经历过下岗潮、独生子女政策、城市拆迁改造，如今步入晚年，面对的是空巢、孤独、健康焦虑。

暴走团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锻炼方式，更是一种社交方式、一种情感寄托、一种对“被看见”的渴望。

统一的服装、整齐的队列、响亮的口号、飘扬的旗帜——这些在年轻人看来有些“土味”的形式感，恰恰给了他们一种久违的归属感和仪式感。

他们曾经是工厂的先进生产者、单位的劳动模范、车间的小组长。他们习惯了集体生活，习惯了被组织、被安排、被认可。退休之后，这些都没了。

暴走团，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创造的组织。

从这个角度看，暴走团的“扰民”问题，表面上是噪声污染和路权之争，骨子里是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分配的博弈，更深处，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对“如何安放晚年”的集体焦虑。

三

但理解不等于纵容。

凌晨五点的喇叭声，对失眠的年轻人来说是折磨；对需要休息的上班族来说是干扰；对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可能是隐患。

暴走团有锻炼的权利，市民有安静休息的权利。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靠什么解决？

靠的是规则、是协商、是互相体谅。

太原的这个案例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规则缺失、协商无效、体谅不在的时候，该怎么办？

12345说“难以监管”，说的是实情。几百号人，今天在这条路，明天在那条路，执法部门确实很难做到常态化管理。

但“难以监管”不等于“不该监管”。

《噪声污染防治法》已经生效，地方政府应当明确“指定部门”是谁，赋予其执法权限，制定具体的执法标准和流程。不能每次投诉都变成“民警去劝一劝，走了又恢复原样”的死循环。

更重要的是，城市管理者应当正视中老年人的公共空间需求。

为什么暴走团要走马路？因为公园太远、广场太小、体育设施不足。为什么他们要放喇叭？因为除了音乐，他们还需要“口号”来维持队形，需要“声音”来制造氛围。

如果每个社区都有足够多、足够近、足够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如果这些空间在清晨时段能对中老年人开放，如果他们不需要走三公里才能找到一个适合锻炼的地方——暴走团对马路的依赖就会减少。

济南在这方面做了一个尝试：专门为暴走团开辟了“专属步道”，划定特定区域和特定时段，既满足锻炼需求，又不影响居民休息。这种做法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城市，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思路：堵不如疏。

四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细节。

采访中，一位暴走团成员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也不想吵别人，但我们能去哪呢？”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无奈。

我想，那些被吵醒的居民，如果听到这句话，可能也会沉默几秒。

这不是一个“坏人欺负好人”的故事。这是一群需要锻炼、需要社交、需要归属感的老人，和另一群需要安静、需要休息、需要正常生活的市民，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个城市里，因为公共空间的匮乏，被迫成为彼此的敌人。

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暴走团，而是——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公共空间，让每一个人都体面地生活？

我们有没有足够精细的城市治理，让不同的需求都能找到出口？

我们有没有足够的同理心，在看到“扰民”的同时，也看到“孤独”？

太原的这起投诉，终究会过去。暴走团还会继续走，居民还会继续投诉，民警还会继续出警。

但在下一次被吵醒的时候，在被愤怒淹没之前，也许我们可以想一想：

那个在凌晨五点喊着口号的人，可能只是一个不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醒来的老人。

她需要的，不是被驱赶，而是被安放。

点个“在看”，愿我们都能在喧嚣的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宁；也愿那些无处安放的晚年，能被这个城市温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