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了
太原市六座西晋墓的发掘资料
这些墓葬分布在三处不同地点
形制、葬俗、出土器物方面存在较多共性
出土“闵博印信”木印章、
“位至三公”铜镜等器物
推测部分墓主身份等级较高
2020~2023年，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原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沙沟北街（西中环-和平南路）道路、中国科学院大学太原能源材料学院、阳曲县人民医院等三个项目的建设，对各项目建设涉及区域开展了勘探和发掘，共清理墓葬20余座，包括西晋墓6座。
这批西晋墓的形制、葬俗、出土器物方面存在较多共性。
其中，沙沟北街道路建设区域发现墓葬1座，编号为2021STSGM1。该墓为多室砖墓，通过甬道连接主室与多个侧室。这种墓葬形制主要还是东汉晚期墓葬形制的延续，虽为多室，但不代表墓葬级别，多为祔葬墓。
值得一提的是，该墓室顶部以黑、白彩绘制几何纹壁画的做法极具特色。这种墓葬装饰是在太原地区甚至山西地区同时期墓葬中首次发现。目前仅见于太原地区与甘肃武威地区，可能与魏晋时期的人群迁徙有关。
这种彩绘纹饰内容既不取材于宗教，也不取材于现实生活，似乎介于墓壁素面与彩绘壁画之间，为研究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北地区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与融合提示了新方向。
该墓出土遗物共15件，包括陶扁壶、罐、碗、帐座，铜镜等。据介绍，出土的铜镜上虽然仅有一个“至”字，但形制与“位至三公”铜镜相同，推测为“位至三公”镜的简化版，这类铜镜是洛阳地区魏晋墓的典型器物，广泛流行于洛阳乃至北方地区。
阳曲县人民医院建设涉及区域发现3座西晋墓，编号为2023TYCJYM1~3，分别是2座多室砖室墓，1座单室土洞墓。该墓葬位于阳曲县黄寨镇城晋驿村西南100米处。
3座西晋墓位置相近，墓道均为台阶状，且两侧有长条形工具修整痕迹，木棺都采用石灰铺底，初步判断这三座墓葬为同一时期。3座墓墓道两侧均为台阶式内收，这一特征在洛阳地区的同时期墓葬中较为常见，且与墓主人身份地位具有明显关系。
M1、M2为带斜坡墓道的多室墓，南北长20多米，东西全长8~9米，是目前太原乃至山西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的西晋墓。
这3座墓中出土器物较为丰富。其中，M1出土了铜镜、木印章、金珰、铜叉形器等。
3件铜镜镜背中间均为隶书直行铭文“位至三公”；木印章正面篆书“闵博印信”，背面篆书“闵博”，应为随身私人印信，表明了墓主人的姓名；《后汉书·舆服志》载：“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铜叉形器与河南曹操高陵出土的器形相同。这些随葬品说明了墓主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能为中高级官员。
据该考古项目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墓地所在的阳曲县是西晋时期刘琨数十年守卫晋阳抗击匈奴的重要基地，也是他率众奔冀之前“召集亡散”的“徙居”之地，推测城晋驿M1的墓主人可能与刘琨有一定关系。
中国科学院大学太原能源材料学院建设项目建设涉及区域发现2座西晋墓，编号为2020TJGKDM23、M25，均为带斜坡墓道的土洞墓。
两座墓葬并列分布，皆出土陶小口罐、碗、灶、井、帐座，釉陶罐等，这些特征表明这两座墓可能为年代相近的家族墓。
考古人员分析，从现有资料来看，太原地区西晋墓与以洛阳为中心的“晋制”既相似又有区别。两者在墓葬形制方面相似之处较多，包括长斜坡墓道两侧台阶式内收、砖室墓墓室四角砌筑灯台、墓壁呈弧形等。随葬器物组合方面则差异较大，虽然都以陶器为主，但洛阳西晋墓的常见陶器组合包括生活用具、模型明器、俑三大类，而太原地区西晋墓几乎不见俑类，生活用具和模型明器的种类也较单一，如没有洛阳地区西晋墓常见的多子槅、空柱盘等。
六座西晋墓的发掘，为研究山西地区魏晋时期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