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中瑛文章系列】民国时期的太原排水和污水处理

排水系统是维系家庭、城市及工农业正常运转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城市排水，直接关系到城市宜居性与公共安全。部分城市因排水规划不合理、建设不到位，内涝频发，不仅严重困扰居民生活，甚至引发重大安全事故。因此，城市规划建设中，须充分考量地形、降雨等因素，科学推进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保障极端天气下排水正常。经查阅相关资料，现就民国时期太原排水与污水处理情况予以梳理，以飨读者。

上图为太原市政历史展陈馆的“市政记忆”，由著名书法家田树苌书写

上图为太原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徽

 (一)晋阳古城的排水

晋阳古城位于现晋源区古城营，整体地形西高东低，汾河居东，晋水在西，外围有护城河，城内排水均顺势向东导出。唐朝时，作为“三都”之一的北都晋阳，形成了西、中、东的三城格局。

上图为太原城址变迁示意图

上图为武则天时期西、中、东三城示意图

早在战国时期，已出现陶制排水管道，赵卿墓遗址即发现有地下暗渠排涝。据最新考古发现，晋阳古城二号基址的隋唐五代寺院，其廊庑下有东西向暗渠，连接渗水井，庭院有排水沟，踏道下方有暗渠，西城墙有横穿墙体的水渠，其整体排水情况为：散水通过→暗渠→渗水井→城外护城河→晋水和汾河。同时，城门处设有闸槽，以防止城外洪水的倒灌。

上两图为太原市政历史展陈馆展示的陶质排水管

历史上，晋阳城两次被淹。一是春秋末期，智、魏、韩三家水淹晋阳，经张孟谈“唇亡齿寒”游说，韩康子、魏桓子反击智瑶，导致三家分晋，被史家确定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上三图为春秋末水淹晋阳和宋初火烧晋阳，AI制作

上五图为晋阳古城遗址及二号建筑基址

二是后周与北宋三代帝王“四下河东”，979年五月初六晨，北汉英武帝刘继元，穿缟衣，戴纱帽，在城北沙河门楼投降。五月十八日，宋太宗借口晋阳与京师开封“参商不两盛”，下诏焚城。次年四月，又决汾、晋两水，彻底毁灭了有1476年历史的晋阳城，使之成为全国唯一的“庞贝城”。

上三图为晋阳古城的水井。其功能有二，一为饮用水井，一为污水渗井

上图为目前晋阳古城发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蓄水设施遗址

上图为晋阳古城通向城外的排水管

上图为晋阳古城挖掘出的陶质排水管

笔者多次到晋阳古城遗址实地考察，发现其排水设施既有砖砌而成的明渠，主要排放雨水；也有陶质管衔接而成的暗管，可同时排放雨水与污水，成为晋阳古城排水的重要遗存。

上四图为晋阳古城遗址出土的唐朝和五代时期晋阳城的“水渠”

（二）宋代太原城的排水

赵光义火烧水淹晋阳城后，由潘美和符昭愿在唐明镇新建了太原城。其城墙大致为：东起柳巷，西至新建路，南起迎泽大街，北至旱西门。西临汾河、东依东山，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西南角金肃门是全城最低之处。每逢雨季汾河涨水，洪水极易倒灌入城，瓮城积水、街巷漫水是常态，轻则院落积水不退，重则房倒屋塌、交通断绝，百姓深受水患之苦。其整体排水情况为：城内有湿地、海子，城周有护城河西接汾河，排水向南、向西导出，再排入汾河。西城墙金肃门设多层闸槽与穿墙泄水孔。

上图为宋太原城示意图

天圣二年（1025年)，知府陈尧佐在汾河东岸筑堤，建“金刚堰”；植柳树万株固堤，形成“柳溪”；堤与城间洼地引水，作分洪缓冲湖，以降低汾河漫溢入城风险。熙宁初，汾河大溢，知府王素紧急筑堤堑水、备舟楫，阻止洪水灌城。

上两图为陈尧佐和柳溪，柳溪为AI制作

（三）明清太原城的排水

明洪武九年（1376年），明太祖朱元璋委晋王朱㭎的岳父、永平侯谢成新建晋王府，再扩太原城，其东城墙移至现建设路，北城墙移至现北大街，成为周长24华里、八门规制的太原城。清朝和民国时期，除修建满州城和部分工业、军事设施外，太原城的整体城建格局基本仍为明制。

上图为1962年，太原市城市建设管理局绘制的《明太原城想象图》

上图为五一广场的太原府城地雕

上两图为1937年的城楼和明城墙

太原城地势仍为东北高、西南低。西邻汾河，东依东山涧河。城内保留宋金以来的文瀛湖、长海子、南海子等及护城河网。明嘉靖年间，汾河决堤，“夺阜城门入”。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二十四日，汾河又决堤，洪水冲破大南门和水西门入城，西城沦为泽国，满州城、文庙、官署、民宅荡然无存。

上三图为道光二十三年的太原城关图、城图和街巷图

当时，城内排水方向为顺坡向南、向西汇入护城河，再泄入汾河；水西门（振武门）、旱西门（阜成门）和大南门（迎泽门）为防洪排涝核心。街道两侧设砖砌明沟，衙署、王府、寺院配暗渠＋渗井，排水走势为：庭院散水→暗沟→海子／干渠。

上图为太原城外的护城河及低洼处的积水

上图为西南角城楼，基本被水淹没，可完整看到角楼倒影

据太原市排水管理中心于2021年编撰的《太原排水七十载》记载，清代以前，太原城外河湖密布，城西、城南分布有大面积的洼地，受地形条件影响，当时的排水体系主要分三个途径解决。

上两图为1910年拍摄的水西门和大南门外的“海子”，出门需坐船

一是城外雨水与洪水的排泄，借助城墙四周宽达三四十米的护城河，结合五龙沟、南北沙河、涧河、龙首渠等洪沟渠道，将城外大量雨水与洪水直排汾河，形成较为简单的防洪排水体系。二是城内雨水与污水的疏导，东部雨水与污水先汇入文瀛湖、坝陵桥、小海子、后小河、西海子、黑龙潭等湖泊蓄水缓冲，再通过沟渠排入汾河。三是遇暴雨等极端天气，蓄泄设施无法承载水量，多余的水通过沟渠漫溢至低洼地带，再缓慢汇入汾河。

上图为清末驮运邮件的马班涉渡汾河

上图为光绪年间水西门外的镇水神兽

上两图为清末后小河及其上的九仙桥

随着城区人口增多、建筑密度提升，排水量大增，加之城内湖泊逐渐缩减甚至消失，排水问题日益凸显。据1986年秦国栋、王仪、段连等编撰的《太原市地方志·环境卫生专志》载，清末太原府城未修建专门下水道，污水排放呈杂乱无序状态：对排放量少的普通商店和居民住户，大多在院内挖渗水井，将污水倒入渗水井或洒在院内，部分居民甚至直接泼到门外马路和垃圾堆上，形成“污水靠蒸发、少量渗地下”的粗放模式；对于澡塘、饭馆、理发店等污水排放量大的，大多倒于马路边沟渠，经城壕、护城河汇入汾河。故污水乱泼现象普遍，环境卫生状况堪忧。

上图为清末太原清道队，由警务部门负责，既扫马路，又修马路，同时拉运污水

上图为清末太原灰渣队，即将垃圾拉运到城外低洼处填埋

上图为1907年的太原街头，道路泥泞，两侧没有排水沟渠

上两图为清末水车队，一种专门送干净的饮用水挣钱，也替政府承担道路“洒水”；一种拉运污水，均从“水西门”进出

民国初年，为改变“污水靠蒸发”的粗放局面，阎锡山要求省公署组织城内商贾集资，在南市街（今解放路南段西羊市至水西门街地段）、钟楼街等核心区域，沿道路两旁修建了部分明渠暗沟，引导居民、商户及单位将污水倒入沟渠，使污水与雨水通过明渠汇入城内湖泊，局部改善了城市道路排水与环境卫生状况。

上图为上世纪二十年代，太原公安检查街道卫生

民国八年（1919年），为规范居民排污行为，省会公安局制定了《清除污水暂行规则》，明确由公安局负责，每月向居民、商号征收2400元灰渣费，提取部分用于清除污水。污水清除采用招商承办，由承包方雇佣人员、购置车马与水桶，每日定时挨户清运，所有污水运至城外倒入汾河处理。“规则”对清运工作提出严格要求：车马、水桶需保障充足；清运人员需佩带标识；清运时保持衣物、车辆清洁，污水桶需严密封盖，防止污水流洒街道；水桶使用后需及时洗刷；清运过程需安排专人督导，若承包方出现盗窃等不法行为或重大过失，将解除合约并追究责任。此外，严禁各户将污水倒入厕所，违反规定者将处以一角至十元不等的罚金。

上图为1924年7月21日上海版《民国日报》“山西水灾接旱灾”的报道

1921年，为加强府城建设与管理，山西省在阳曲县外新设太原市政公所，由省会公安局具体负责道路建设、垃圾收处、环境卫生及排水设施维护等，并专门设立市政科统筹相关事务。1927年，按照南京政府要求，太原正式设市，但因城内居民仅13万人，未达到规定的16万人标准，其管理机构未冠“市政府”，而称“太原市市政公所”。

上两图为1934年夏和1935年1月的文瀛湖。明清时为太原古八景“巽水烟波”；光绪年称文瀛公园；1912年孙中山在此讲话，1913年称中山公园；日伪统治时称新民公园；抗战胜利后称民众公园；解放后称人民公园；1982年称儿童公园；2009年复称文瀛公园

上两图为1935年文瀛湖周边示意图及太原市城关街巷图

1931年8月，重掌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提出“造产救国”，1932年颁布《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要求省城太原重点推进道路、交通、房屋、公园、市场等城市建设项目。

上图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

经过三年筹划，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太原市市政公所组织编制了《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案》，其内容涵盖车辆交通、马路修筑、公共建筑、市容秩序、电气煤气、社会改良、土地整理、义务教育、强化警务、增加财政等13个方面，其中明确将上下水设施纳入建设规划，上水即自来水供应系统，下水即城市排水系统。

上图为《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案》

上图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外铸造、太原使用的进口井盖，摄于太原市政历史展陈馆

该计划案明确，下水道采用雨水与污水合流排放模式，整体排水沿“东北角至西南角”梯度铺设：南肖墙、杏花岭以南、文瀛湖以东区域，借助地形优势，将雨水与污水直接汇入文瀛湖；其他区域的雨污水则通过护城河等排入城西南角挖掘的贮水池；柳巷南口设置闸门，文瀛湖水位较低时，打开闸门将柳巷的雨水灌入湖中补充水量；文瀛湖西岸铺设管沟，从东校尉营接入干管，湖水满溢时，通过该管沟排出，实现湖水的动态调节与更新。

上图为1935年规划的《自来水管道图》

上两图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送水人和搪瓷质83号送水牌，系水车队给政府机关和商户、富户送饮用水的专用序号牌。实际上拉运污水也用类似牌子

排水管径设计上，计划案明确了雨水量、污水量及地下水的测算方法，制定了下水管、卧泥井、雨水井的建造标准，规范了各户下水管与主管的联结方式，确保排水系统的科学实用性。在污水处理方面，考虑到近郊农户施肥需求，规定市内厕所粪尿单独收集，不排入污水管网；流入文瀛湖的污水，需在湖东进行净化处理后再排入湖中，避免污水污染湖水、妨害公共卫生。

上两图为1935年的汾河木桥，也是汾河上最早的桥梁，位置约在现迎泽大桥

上图为山西军政训练班学员在汾河木桥下游泳

上图为1937年9月山西省军政训练毕业证

贮水池建设方面，计划案提出在西南城角外挖掘一座宽850英尺、长1300英尺（合180亩）的贮水池，除收纳城内下水外，在城外下水道未建成前，城西及城外雨水也汇入该池。在池西南安装抽水机抽排池水。池堤外挖掘明渠，将水排入汾河。贮水池分两部分，一部分为沉淀池，污水先经沉淀后再流入另一部分，便于后续清挖淤泥。

上图为民国前期《通俗国文教科书》上的《清道夫》课文，讲明如何收集和处理垃圾

在卫生保健与防疫设施配套上，计划案提出以排除污水为核心防控思路：因粪尿不排入沟渠，污水污染程度较低，可省略复杂的沉淀滤清工序；沟渠需加装铁网，防止各类废弃物混入造成堵塞，尤其要及时清除马路沟濠内的泥土，保障排水通畅。

上图为1936年太原绥靖公署决策咨询表，采取“联共抗日”，同意八路军入晋抗日

遗憾的是，以上设想周全的计划，尚未全面实施，便因全民族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断，客观上延缓了太原城市化与市政设施建设的进程。

上图为三十年代太原城内修筑土马路

日寇侵占太原后，为更好地掠夺资源、巩固殖民统治，派专家三次赴并调查，以“指导新中国建设”为名，制定了《太原都市规划大纲》。该规划以城中心为起点，向东延伸7公里、向南10公里、向西13公里、向北10公里，规划区域约400平方公里。在城南城外规划建设新街市，汾河西岸铁道沿线规划建设新工业地带，在街市区通过规范土地利用形态与建筑用途，实现居住区、商业区与工业区的分离；东部绿化带设定在石太线东侧，西部绿化带设定在汾河内侧河岸，公共设施建设重点包含上下水道等基础配套。

上图为1937年11月8日，日寇从东北角楼进攻太原城

上图为1937年11月8日，日寇爬太原东城墙

上图为《太原都市规划图》，可看出规划了上水道和下水道

1939年2月，为强化省城政治中心建设，进一步整修市容，伪省署制定了《太原市市政建设计划案》，将修建下水道列为六大要点之首，标志着日伪时期太原排水设施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日本人拍摄的大北门城楼、城墙及城外泥泞的道路

上图为日本人拍摄的首义门，可看到尘土飞扬

上图为满是枪弹眼的西城墙和护城河，当时东护城河基本干枯，南北护城河水深齐腰，西护城河水深约两至五米

上图为1938年的大南门

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许昊在《华北都市计划的具体内容》研究：从1940年至1944年，日伪建设总署在华北都市建设中，五年间在北京修补道路约97公里，修建下水道及排水路约158公里。在天津新修道路110多公里，下水道及及排水路约44公里。对太原、济南、石家庄三地也均有，但未列具体数据。

上图为《太原都市计划要图》，右上标“密”

据原作者塩原三郎描述，华北都市以“城市主干道的新设、铺装”“下水干线和排水路干线的建设”，及“防水堤建设”为主，事关“重要都市的治安交通”，利于“促进新市区建设”。日伪所作道路建设，目的在军事运输而不在便利市民交通，凡军事要点均改铺高级路面，一般交通则很少兴修。

上四图为日伪时期发行的绘画明信片，分别为首义门、鼓楼和角楼

上三图为1938年日寇在督军府、钓鱼和新民公园（今儿童公园）

上图为日军军营，位置约在小东门省军区宿舍

据2011年版《民国太原》载，1939年8月至10月，伪市公署修筑了作为护城河要堰的金刚堰，将1937年11月前的陡壁，改为有坡度的坝堰，增强了防护洪水的作用；并在汾河西侧开挖了2400米的水渠，修建挡水坝及柳墙堰，加强了西汽路木桥；汾河东面的坝堰因受洪水冲刷塌毁300余米，伪防汛会召集上千劳工，用麻袋装填石子与泥土垫修堤坝，每5米设一处木梁，改筑便桥，使堤坝与便桥联通，兼顾防汛与排水功能。

上图为1939年8月1日《山西新民报》“太原县水灾”的报道

上图为1939年9月22日《山西新民报》“南肖墙、钟楼街、按司街兴修石子路”的报道

上图为1941年2月18日《山西新民报》“太原工程局修筑汾河桥”的报道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期的井盖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的街道，道路两侧有排水沟及雨篦。据网友“何处好存”言，雨篦为铸铁件，上世纪六十年代仍正常使用

据《民国太原·1941年太原市政一瞥》和《太原市地方志·环境卫生专志》载，伪市公署卫生队1941年月收灰渣费1.2万元，先后增设污水车5辆，手推清道小车23辆，车夫20名，队警20名，主要承担日伪机关污水的拉运，以及重点区域的清洁。对商店和民户的污水，要求自备污水桶盛装，自行运至城壕、西南海子、黑龙潭等处倾倒。污水排放量较少的，可在院内挖污水渗井处理。严禁在街上乱泼污水，违者将被送往警署处罚。

上图为1941年3月6日《山西新民报》“举办清洁周”的报道

当年3月与9月，日伪组织了为期两周的清洁周，开展大清扫，使马路街巷较为清洁。但在污水处理方面，污水横流现象仍未得到有效改善。

上三图为日本人拍摄的首义门、迎晖门、角楼外的“海子”

1942年夏天，太原连降暴雨，汾河水位暴涨，汾河再度决口，导致从上兰至小东流，城北汾河沿岸数十个村庄一片汪洋，房屋大部被毁，人畜伤亡惨重，良田变成荒滩，为近代太原最沉重的水灾。

上图为1942年8月15日《山西新民报》“关于救济汾河被水灾民”的报道。

上图为1943年12月《太原日本人营业别案内图》

上图为1945年日寇投降前太原示意图，市区面积363平方公里，人口18.88万人

日军投降后，阎锡山重返太原，要求商户、民户在街道十字路附近挖掘72个较大的公共污水渗坑。不到半年，这些渗坑因污水满溢而横流，未能解决污水排放，加剧了环境卫生恶化，群众乱泼污水现象再度泛滥。当时，太原城区仅建下水道约3500米长，主要集中在政府机关及繁华商业区，普通商户和居民仍随处乱倒，污水横流成为常态。

上图为太原市民利用低洼积水形成的结冰，在冬季滑冰玩耍

1946年，太原市政府在西南城墙下修建泄水涵洞一座，将西南海子与城外洼地连通，提升了西南海子雨水蓄缓能力；在南门外南沙河北岸现山西医科大学南墙外修建雨水泵站1座，安装80马力抽水机两台，遇大雨时，将南门外积水引入泵站，抽入南沙河后泄入汾河，缓解了城南内涝问题。

上两图为民国后期地图及首义门大街和新开马路（今五一路）的设计图

1947年，市政府投入资金，在城内修筑污水渗水井70眼，其中公用渗水井25眼、居民院内渗水井45眼。北门外工业废水就近排入周边河渠。至1949年4月太原解放前，城区共有下水道11条，总长4540米。

上图为桥头街街景，可看出道路路牙

上图为桥头街太原书店门前暴雨过后的情景

上图为1947年，太原县因汾河河槽日益淤高，实施改良荒地灌溉排水工程，阎锡山政府向国际赈济委员会提出资金的申请书

上图为太原水站放水值班的《班子卯单》，河上除上工、吃饭规定外，不准任意更换。放水时不准敷衍塞责，随意调换人员

1947年4月8日《民众日报》报道了当年翻修马路的计划，涉及西肖墙至上肖墙、北司街、楼儿底、龙王庙街、柳巷等。同年7月8日，再次报道柳巷抢修情况，提及施工中因挖沟泥、砌泥井、改造排水沟为暗水道等，导致未能按期完工。为加快进度，从7月5日起增加夜班，实行日夜赶工，确保工程早日竣工。这些工程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沿线排水设施，缓解了局部排水压力。

上图为1947年4月8日，《民众日报》“翻修马路六月竣工”的报道

上图为阎锡山去台后所书

解放初期，太原百废待兴，因财政经费有限，城市排水以充分发挥旧有设施功能为重点，并开辟新的排水出路，保障市民生活需求。

上图为解放初，人民群众清理垃圾和战争残迹

一是随着时代变迁与城市发展，后小河、护城河、小海子等原有河湖被填平，留存下来的文瀛湖、西南海子、洪沟渠等成为排水重要载体，继续发挥蓄泄作用。二是居民聚集区和商业区未铺设排水沟道的区域，大多靠渗水井就地处理，尤其在地下水位较低的东半城区，居民自建、合建、公建的污水渗水井遍布每个院落。人民政府延续这一做法，对污水渗水井进行整修维护，缓解污水排放压力。三是针对小街巷居民密集、多无排水管道的现状，卫生部门配备人力、畜力污水车，每日早晚沿街摇铃定时收集，运至城外倒入汾河。污水拉运费除居民按月缴纳卫生费外，大部分由市政府补贴。

上图为1949年11月15日，太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编印的《太原市政》杂志第二期

上图为1956年，山西师范学院教授张维邦编著，新知识出版社印制的《太原》，介绍了建国初期太原的地理、历史、工业、市容、文教等情况

1949年6月，市人民政府组建建设局，承担起旧城改造与新城市政建设的重任。1950年，对柳巷、桥头街的雨污水合流管道进行疏浚，检修大南门外抽水站设备，掏挖储水池，提升排水能力。开通大南门至大马村的9公里退水渠。1951年至1952年，在地势低洼的红市街、桥头街、校尉营、三圣庵、袁家巷、小铁匠巷、地藏庵、海子边西街、四岔楼等区域，修建砖砌暗洞1400米及14条排水管道，总长3600米，使城内部分雨污水能穿过城墙排入护城河，有效减轻区域水患，切断文瀛湖污染源。

上图为1954年利用护城河建设新建路，排水管网即埋于路下，右为西城墙，左为市政府

上图为新建路排水方涵，摄于太原市政历史展陈馆

上图为先后担任太原市副市长、市长、市革委会主任、市人大主任近20年的岳维藩，主导编制了1954年、1982年太原城市规划，组织修建了迎泽大桥、迎泽大街、迎泽公园、北郊污水处理厂等大批基础设施，为“一五”时期建设工业项目奠定了基础

岳维藩担任分管市长和市长后，高度重视城市建设，1952年即提出将相关管网埋入地下，与城市道路一并建设的设想，并亲自主抓，于1954年编制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城市总体规划，明确了排水与污水处理发展方向。1958年建成北郊污水处理厂，1974年建成殷家堡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作逐步规范。

上图为1958年，太钢工人赶制排水管

上三图为现代排水管网，摄于太原市政历史展陈馆

据环卫部门统计，1952年，各清洁队共配备人力污水车11辆、畜力污水车1辆，每日拉运居民户污水。1954年，北城区巨轮、鼓楼等10个街道办事处组织群众集资，购置污水车32辆，扩大污水拉运范围，日运污水360余车，解决了186条街巷的污水排放问题。群众集资兴办的污水车，初期运营费用由群众收费解决，1955年起转归区清洁队管理，运营费用由市财政拨款承担。

上图为七十年代，环卫工人用粪桶掏运粪便，实际上污水桶也与此类似

上两图为1956年和1986年建成的北郊和杨家堡污水处理厂

此外，在城东地势较高的居民点，发动群众挖建污水渗井976个，解决了区域污水消纳问题。随着下水道逐步普及，污水车使用量逐渐减少，1979年，北城区大街小巷实现下水道全覆盖，污水车全部取消；1983年，南城区仅在桥东、柳巷、迎泽3个街道办事处保留5辆污水车，用于解决原和平市场、黑土巷、五拐巷、新南一、二、三条等街巷的污水清除，其余区域均取消污水车。

以上十二图为1951年至1992年的部分井盖，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太原排水建设情况，浓缩了太原井盖发展历史，均摄自太原市政历史展陈馆

特别是2006年至2008年和2013年至2018年，耿彦波担任常务副市长和市长期间，坚持地上地下统筹、面子里子并重，从解决快速交通和静态交通、步行交通着手，配套解决地下供水、供气、供热、供电和雨污排水管线，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累计新建改建快速路、干路715公里，改造小街巷162公里，道路面积增加2530.42万平米，人均提高5.85平米。真正做到了道路修至哪里，管网即建到哪里，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

上图为在暴雨中检查排涝的耿彦波市长

尤其是遵循“源头治理、蓄水调洪，雨污分流、河水复清，快速交通、绿色长廊，连片改造、全面提升”的思路，对184公里长的南沙河、北沙河、北涧河等9条河道，实施综合治理，共敷设排水管线326公里，建设跨河桥98座、高架桥25座、下穿通道151处，通畅了城市排水，形成了立体交通，改善了沿线环境。

上图为九河治理示意图

上图为2024年7月，耿彦波市长题写的“时悦斋博物馆”木匾

近年来，太原城管部门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大力推进迎泽大街、新建路、胜利街等老旧管网改造，使这些道路成为城市靓点。并全面实施“雨污分流”，科学构建排涝体系，有效整治黑臭水体，扎实推进“一泓清水入黄河”，极大提升了城市排水治污水平，为建设“锦绣太原城”盛景奠定基础。

上图为1990年太原市市政工程管理局编印的《太原市市政工程志》

上图为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徽

谨以此文追忆民国太原的历史过往。为此，山西省诗词学会原会长、族叔时新题诗赞曰：

咏民国太原排水史古并源流岁月长，

排污泄涝历沧桑。唐渠砖砌通幽径，

清涧依形汇野塘。旧岁沟渠凭地势，

今朝城郭赖纲常。回看晋府兴废事，

利在民生水脉昌。

上图为清徐县东罗村农民书法家韩守发书

上图为笔者摄于滨河东路晋阳桥下的太原市政历史展陈馆

笔者注：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有：1932年《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1935年4月《太原市十年建设计划案》；1935年《太原指南》；1982年12月，同济大学城市规划教研室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发行的《中国城市建设史》；1986年秦国栋、王仪、段连编撰的《太原市地方志·环境卫生专志》；1990年太原市市政工程局编撰的《太原市市政工程志》；2004年7月，同济大学董鉴泓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2009年11月，张政、安捷主编的《太原图志》；2011年贾立进主编的《民国太原》；2013年6月，李茂盛编著的《阎锡山画传》；2021年6月张国华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2021年太原市城市排水管理中心编撰的《太原排水七十载》；2023年太原市地方志研究室影印的《万历·顺治太原府志》；2025年11月10日，网友“风吹草雨”《1938年的山西太原：鬼子在城外海子里钓鱼、在城墙上和骷髅合影》；南开大学许昊《华北都市计划的具体内容》等。

给与指导帮助的有：山西省诗词学会原会长时新，太原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史一东、韩宇、赵荣馨，太原市住建局副局长王海生、原副总宋绍常、原三级调研员范利平，著名剧作家赵威龙，太原学院教授康玉庆，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杨云龙、市委党校副校长范富，太原社科院副院长张晨强，山西文学博物馆王江，山大二院住院部原主任吴日全，太原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冀晓峰、副秘书长雷学文，晋源区原文物局局长杨秀生，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段建生，市文明办副主任魏欣，市公园服务中心原主任郝建忠；广西师范大学时宇骅，市物产集团原董事长贾学敏，非遗传承人蔚俊康，东罗村农民书法家韩守发，太原轨道交通集团董事长武卫华，供水集团董事长张智弘、副总经理王仲强、尖草坪分公司李新威、杏花岭分公司张伟、姚建军，同仁王海滨、潘会友、冯建文、宋正光、于文哲、张敏、傅子俊、苏建良、武琦、陈艳、王斌、郭海涛、赵建飞、李广旭、安保强、王昆仑、王磊、叶建刚、肖昊宸、李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