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朝的历史上，有一位在女真族对抗蒙古入侵者的斗争中，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的祖国英勇征战的英雄。他的忠勇气节可以与汉民族的岳飞相比。名字完颜陈和尚。

完颜陈和尚的这种品质，来自一位太原人。

《金史·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六十一·忠义三》记载：“斜烈以世官授都统，陈和尚试补护卫，未几转奉御。及斜烈行寿、泗元帅府事，奏陈和尚自随，诏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为经历。渥字仲泽，文章论议与雷渊、李献能相上下，故得师友之。……至是，渥授以《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略通其义。”

‌斜烈（完颜陈和尚的哥哥）‌因世袭官职被任命为都统，‌陈和尚‌通过选拔补任护卫一职，不久后调任奉御（侍卫官职）。后来斜烈出任寿州、泗州元帅府长官时，上奏请求让陈和尚随行，朝廷下诏任命他为宣差提控（官职名），并赐予金符（象征权力的信物）。斜烈还征召太原人‌王渥‌担任属官。

王渥，字仲泽，其文章和议论水平与当时的文人雷渊、李献能不相上下，因此得到他们的师友之谊。到了此时，王渥教授他《孝经》、《小学》、《论语》、《春秋左氏传》等经典，陈和尚大致通晓其中的义理。

金史与其它史书相比，有一个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单独为汉人立传的要少很多。

王渥在《金史》里还有一段记载。《金史卷一百十一·列传第四十九》在叙述内族思烈引兵入援被围的汴京，与参政武仙在策略上意见不合。武仙通晓军事，行事一向稳重持重。思烈却急于进京，不听武仙的建议。这时，左右司员外郎王渥劝思烈说：“武仙身经大小数百战，经验丰富，军事行动应当与他共同商议。”思烈怀疑王渥与武仙有密谋，差点将他处斩。王渥自问内心无愧，并不畏惧。不久后，思烈果然战败，王渥也在战场上阵亡。

金史在讲述王渥阵亡后，为王渥作了传略。“渥字仲泽，后名仲泽，太原人。性明俊不羁，博学善谈论，工尺牍，字画清美，有晋人风。少游太学，长于词赋，登兴定二年进士第。为时帅奥屯邦献、完颜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间。后辟宁陵令，有治迹，入为尚书省令史。因使宋至扬州，应对敏给，宋人重之。及还，为太学助教，转枢密院经历官，俄迁右司都事，稍见信用。及思烈往邓州，以渥为左右司员外郎，从行。”

‌王渥‌，字仲泽，后来以字行世，是太原人。他天性聪慧俊逸，为人洒脱不羁，学识渊博，擅长言谈议论。他精通书信写作，书法和绘画清新优美，具有晋代文人的风范。

年轻时曾在太学游学，尤其擅长词赋创作，并于金朝兴定二年（1218年）考中进士。他受到当时的名将奥屯邦献和完颜斜烈的赏识，因此多在军中任职。后来被征召为宁陵县令，政绩显著，随后调入尚书省担任令史。

他曾出使南宋，到达扬州时，因应对敏捷、言辞得体，南宋人对他非常敬重。回国后，他担任太学助教，后调任枢密院经历官，不久升为右司都事，逐渐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后来内族思烈前往邓州任职时，任命王渥为左右司员外郎，随行办事。

我们从这些简短的史书记叙中，可以看出，太原人王渥从小就以书法、绘画闻名于世，被称赞为具有晋代文人的风范。

晋代文人风范，通常被称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流”，是魏晋时期（包括东汉末年至南北朝初期）名士群体所展现出的一种独特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竹林七贤是其代表。

早期的晋代文人风范以率真任诞、清俊通脱为核心，融合了儒道思想，强调个性自由与精神超越，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士大夫人格范式。

后期则从避世转向入世，以清谈立身，兼具才略与风度，将玄学智慧融入治国，以王导、谢安为代表，实现了“风度”与“实务”的结合。‌

这种晋代文人风范是典型的中国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基础，是思想自由在政治高压下的悲壮绽放。

王渥的处境恰恰符合了“魏晋风流”的条件。在女真族统治下，儒家的传统正宗与现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撞，只好是“明俊不羁，博学善谈论”了。

王渥年轻时曾在太学游学，尤其擅长词赋创作，并于金朝兴定二年（1218年）考中进士。

金朝“一代文宗”元好问在其编撰的《中州集》中讲述了王渥考中进士之后的遭遇。

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年）王渥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管州司候（地方官职），但未赴任。

后来，寿州防御使邦献、商州防御使国器、武胜节度使庭玉都欣赏他的才华，接连征召他在三地担任经歴官（军事幕僚）。

防御使是军事官职，主管地方军事防务。辽金时期防御使为防御州民政兼治安主官，仅低于节度使。

王渥接连受到三位地方军政长官的重视和征召，足以说明其才干。

王渥在军中任职十年，被推荐为宁陵县令，但尚未赴任便遭遇母亲去世，于是结庐守墓三年。守丧期满后，朝廷再次任命他为宁陵县令。

金史记载王渥在宁陵“有治迹，入为尚书省令史”。尚书省令史是金朝最高机构尚书省的高级吏员，从两汉的尚书台令史，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北宋演变而来。尚书省令史是金朝最高机构的执行人员，总体上地位不高。

金哀宗正大七年（1230年），金国与南宋议和，需选派外交使节，王渥因才华出众被选中，两次出使南宋扬州制置司。宋人钦佩他的才学，称他为"中州豪士"。

在女真族统治的中国北方，王渥被选中担任出使南宋。南宋在历史上，虽然偏居一隅，但其科技、文化、经济却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度。

在那个文化艺术高度发达的南宋，王渥的才华得到了认可。联想史书上说他“少游太学，长于词赋”。《乾隆太原府志》记载“仲泽博通经史，有文采，善谈论，工书法，诗其专门之学。”王渥不仅博通经史，文采斐然，善于辩论，书法造诣很高，诗歌更是他的专长。

元好问讲述，王渥曾与他一同骑马行走在内乡的山中，即兴赋诗道：“霜风十月余，千山锦峥嵘。”在九月九日登颍亭时寄诗给元好问，诗云“茫茫襄城野，岁晏多风埃。野田半巳荒，草虫鸣更哀。西风吹白云，大隗安在哉。七圣之所迷，而我胡为来。我本林野人，初无经世材。失身鞍马间，坐令双鬓摧。安得元紫芝，共举重阳杯。”

元好问回忆，诗成之后，王渥望向西北，只见九山郁郁葱葱，崔嵬高耸。此诗虽有脱漏遗落之处，我已无法完全记起，但读来仍可略见此人之胸怀。

王渥的颍上诗中还有一句：“不才被弃翻为福，拙计无营却似高。”人们传诵的句子有：“是处青山可埋骨，谁家白酒不消忧？”以及“夕阳转屋挂林影，急雨坏桥喧水声。”

元好问的这段文字描述了一次山中骑马赋诗的经历，展现了诗人的隐逸情怀和对自然、人生的感慨。诗中既有对荒凉景色的描绘，也有对自身际遇的反思，流露出一种超脱世俗的意境。

元好问在《内翰冯公神道碑铭》记载，“王延州从之公于鉴裁，为海内称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数之。……诗笔清峻，似其为人；字画楚楚有魏、晋间风气，雅为礼部闲闲公所激赏；……往往京师，浑源雷渊、太原王渥、河中李献能、龙山冀禹锡，从公问学，其人皆天下之选，而好问与焉。”

王延州（王从之）（宋代诗人）在鉴赏和评判方面，被公认为海内第一。他敬重有名望和德行的人，以至于不敢以同年生的身份与之并列。……他的诗风清新峻拔，就像他的为人一样；他的书法和绘画风格鲜明，带有魏晋时期的风韵，深受礼部闲闲公（赵秉文）的赞赏；……他常常在京师（指金朝首都）活动，浑源的雷渊、太原的王渥、河中的李献能、龙山的冀禹锡等人，都曾向他请教学问。这些人都是天下杰出的人物，而元好问也在其中。

王渥最经典的遗作《水龙吟》，是他跟随金代名将完颜鼎至南阳围猎时所创作的，同行的还有元好问。两人酬答应和，同作了描写出猎场景的《水龙吟》词。

水龙吟

从商帅国器猎（完颜鼎字国器，因曾镇商州，故称“商帅”），同裕之（元好问字裕之）赋。

“短衣匹马清秋，惯曾射虎南山下。西风白水，石鲸鳞甲，山川图画。千古神州，一时胜事，宾僚儒雅。快长堤万弩，平冈千骑，波涛卷，鱼龙夜。落日孤城鼓角，笑归来、长围初罢。风云惨淡，貔貅得意，旌旗闲暇。万里天河，更须一洗，中原兵马。看鞬橐呜咽，咸阳道左，拜西还驾。”

这首词从侧面描写，角度独特。多处用典，写得雄伟壮观，展现了商帅的威猛姿态及其所统领军队的强大实力，抒发了自己渴望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读来豪迈大气，酣畅淋漓。

《乾隆太原府志》载：王渥“人物楚楚，若素宦于朝，吏事则与冀亰父相上下。其辨博，又屏山所许‘天下谈士三人之一’也”

王渥仪表堂堂，气质清雅，仿佛天生适合为官；处理政务的能力与冀京父不相上下。

冀亰父名冀禹锡，字京父，龙山县（今辽宁喀左白塔子） 人。至宁元年中进士，官至应奉翰林文字，充尚书省都事。是金代的名臣。王渥的能力与他相提并论，说明王渥并不仅仅是文采出众，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相当出色。

王渥的辩才和学识被屏山誉为"天下谈士三人之一"。屏山名李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居士，是金代文学家。承安二年进士，三入翰林，深得皇帝赏识，官至京兆府判官。早逝。为金室南渡后文坛代表人物，与赵秉文共同倡导文学变革。

作为金朝南渡后的文坛代表人物，对王渥的赞誉有如此高大上的评价，再加上元好问这位“一代文宗”的定论，王渥的文学地位毋庸置疑。

王渥完成出使南宋任务返朝三个月后，又升为太学助教，兼任枢密院经歴官。正大八年（1231年），枢密院裁撤，他暂代右司郎中一职。

《归潜志》记载了王渥的最后结局“天兴改元，从赤盏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郑州西，遇北兵，大战，殁于阵。”

金朝天兴元年（1232年），王渥随赤盏合喜率军出援武仙，在郑州西遭遇元军，激战中英勇牺牲。

在金朝这个特殊的朝代，王渥的文学才华还没有尽情展露，就以烈士的结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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