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西北，汾河出山口的烈石山下，有一座窦大夫祠，其元代献殿的硕大角柱上，悬挂着清代凤台县令沈荣昌作的一副对联：
太行峰巅，孔圣为谁留辙迹
烈石山下，晋贤遗泽及苍生
这一问一答背后，既有载于信史的事实，也有出于信仰需要的叙事建构。窦大夫是谁，和孔子有何关系，为何又成为遗泽苍生的水神？
窦大夫祠献殿
《史记》记载，孔子在卫国无法施展抱负，打算来晋国找正卿（执政大臣）赵简子。走到黄河边的时候，听闻赵简子杀掉了窦鸣犊和舜华（他们是晋国的贤大夫，也是赵简子的重要辅臣），孔子感到很失望，临河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还说“君子讳伤其类”，于是调转车驾，回到了陬地。
根据这个记载，孔子根本没有渡过黄河，更不可能在太行山上留下车辙。明人陈榧在《先师孔子回车庙解》中承认，太行回车之说是后人附会。但他又说，后人思孔圣，“徘徊行山之巅，望孔子临河旋辕之处，庙曰回车，亦何不可。况我孔圣道在天下，功在生民，自国都以迫乡郭，皆宜祀之。” 所以除了山西晋城、长治一带的太行山上有车辙传说，河南、山东的黄河边上，也有好几个 “孔子回车处”。本质上，这些都是后人祭祀孔子的信仰之车辙。
如果说孔子的车辙是全国士大夫的信仰共识，那么山西百姓对于窦大夫作为水神的崇拜，则根植于特殊的自然环境。
明代天启七年（1627）《烈石渠记》碑载，“三晋地瘠山多，风高天冷，十年中旱常八九……故水利一事在四海为首务，在三晋为急务。”这个“急”字，需要对照史籍中频繁出现的“赤地千里”、“饿殍盈野”、“死者山积”等对旱灾的描述才能了解。这也意味着，仅靠人的力量（水利工程），无法解决缺水和旱灾问题。所以山西境内重要的水源地，都要供奉神灵。
晋祠本是祭祀唐叔虞之所，宋代以后，圣母却成了主神，因为百姓把她奉为晋水水神，“春夏祈雨，以祷丰年”。介休洪山泉畔，源神庙里的碑刻记录了宋代名相文彦博治水的功绩，也记下历代分水、争水、定规的往事。洪洞霍泉旁，水神庙（广胜下寺）元代壁画里，祈雨图和行雨图占据最显眼的位置，杂剧图里的戏班也是为了酬水神。而窦祠所在，是山西第一大河汾河的出山口，旁侧又有寒泉等泉水涌出，可谓上风上水、虎踞龙盘，又位于省府北郊。
汾河出山口
综合以上因素，祠里供的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水神（区域保护神）的任务必须放到他的肩上。这是百姓生存信仰的逻辑。在窦祠现存最早的碑文中，金代的县令史纯写到：“里人呼为烈石大王，语涉怪诞，又无出处。”这或许说明，当地百姓并不知道窦大夫是谁。
在沈荣昌的对联里，其实隐藏着两种原本貌合神离的意识，孔子为窦鸣犊之死而叹息回车，是因为把他视为守护王道的同类，这是后来的士大夫纪念窦犨的原因（孔圣为之留辙迹）；百姓祭祀烈石大王，是因为祈雨可灵可灵了（遗泽苍生），而不是因为他是孔子认证的贤人。
早期史料如《史记》《国语》只提到窦犨是晋大夫，与赵简子政见不合，未提及水利。唐代李频诗中写道：“游访曾经驻马看，窦犨遗像在林峦”。这只是一个文人游历、凭吊古迹的场景，没有祈雨的痕迹。此时的窦祠，可能更接近于乡贤祠，不具备水神职能。
窦祠山门
两种意识的整合或许与晋祠类似，人们把圣母（水神）说成是唐叔虞之母。在窦祠的案例中，宋代在上层变法和下层祈雨的背景下封烈石神为英济侯，负责具体执行变法和组织祈雨的当地官员（士大夫），又把水神的身份落实到了窦犨头上。到了金代，宋碑已佚，史纯需要重新进行整合。作为县令，他既是尊奉孔子遗教的士大夫，也是百姓的父母官，天旱之际代表百姓举行祈雨仪式。所以碑文开头就说，“俗呼为烈石神，盖里俗传之讹……考之图籍，乃春秋时赵简子臣，姓窦名犨，字鸣犊。生而烈直，志比秋霜，死也英灵，能兴云雨，里人故立祠祀焉。”
明清以来的方志多记载，窦犨在生前就带领百姓在阳曲一带治汾水、兴水利，更可能是在两种意识整合后期给窦犨建构的“前传”。与太行车辙的传说类似，偏离史实的叙事建构，也是信仰生成的踪迹。
窦祠与西岩
沈荣昌对联本身就是两种意识整合的结果，也是对两种信仰生成的总结，这是关于信仰的车辙。而关于车辙的信仰，在这副对联写下的七十多年前，已经有另一个山西人完成他的注解。
1678年，康熙下诏开设博学鸿词科，七十三岁的傅山被连床带人抬上了去北京的车，到崇文门外，车辙不再延伸。他在《病极待死》中写下：“此生若得生还里，汾水西岩老首丘。”他要回的“西岩”，正是窦祠所在的烈石山下，他早年的读书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