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这篇短文，虽篇幅不长，却藏着“以斗争求团结”的深刻道理——斗争从来不是只发生在大是大非的关键领域，那些看似细微的日常场景，同样是维护团结的重要战场。
提到“以斗争求团结”，我们容易想到那些关乎全局的原则问题：比如八路军该由谁指挥、打仗用什么战略战术、内部政治建设该怎么搞、行政架构该如何搭建。
这些都是碰不得的底线，必须用尽一切办法守住、保住，要是在这些事上妥协退让，“独立自主”就成了一句空话。
但斗争远不止这些大场面，很多时候，它就藏在柴米油盐、土地债务的日常里。
国共合作后，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开始在陕甘宁边区搞小动作：以前红军分给农民的土地，被分了地的地主带着民团回来想抢回去；早就废除的旧债务，地主们又想按老规矩逼着老百姓偿还；国民党还悄悄往我们的根据地派间谍、特务，专门搞破坏。
在国共交界的地方，他们禁止我们搞民主选举、开人民代表大会，硬生生破坏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权利；甚至煽动地方土匪作乱，策反我们的民团，还有人偷偷钻进我军内部，打听情报、绘制地图，干着危害根据地的勾当。
这些局部的破坏活动，看似不大，却会动摇抗日根据地的根基。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教员草拟了这则布告，明确亮出我们的态度和应对措施。这也正应了一句话：“斗争无处不在”，哪怕是看似琐碎的日常，也离不开斗争的智慧。
聊到这里，有个话题很值得琢磨：这次国共合作期间，难免有不少暗探、间谍、特务想混进我们内部搞破坏。
想当年苏区早期，为了打击特务、中间派和叛徒，曾经发生过“肃反”那样的历史悲剧，当时还夹杂着地方宗派主义的问题。但后来再清理潜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时，为啥没再重蹈“肃反”的覆辙，没再发生那样的恶性事件呢？
核心原因有两个。
一方面是客观环境变了。以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而现在日本鬼子大举侵华，民族矛盾成了全国最主要的矛盾，阶级矛盾退到了次要位置。
全国上下的核心任务是抗日，整体上不再有大规模“剿共”的情况，内部以和平为主题，斗争只是局部发生。这样一来，我们党内大规模叛变、倒戈的情况自然就大大减少了。
另一方面，是我们党真正成熟了——这种成熟，体现在应对复杂局面的思想和策略上。
教员刚到延安，就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一下子遏制住了以前肃反时那种扩大化、乱抓人乱杀人的苗头；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开始按程序、按规范开展，不再是无原则的内斗；核心领导班子慢慢形成，我们党应对斗争的思想也越来越成熟。
正是这些变化，让我们在清理内部隐患时，既守住了底线，又避免了悲剧重演。而这种成熟的斗争智慧，后来在处理皖南事变、打退一次次反共高潮等重大事件时，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让我们在复杂的局面中始终站稳脚跟，牢牢守住“团结抗日”的大局。
后续我们还会慢慢解读，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我们党是如何运用“以斗争求团结”的艺术策略，在风雨中凝聚力量、坚持抗日的。
每一次斗争，从来都不是为了制造分裂，而是为了守护更稳固的团结，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