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市小东门新开南巷27号，若你今天路过，可能只会觉得这是片再普通不过的老旧街区。几排灰砖青瓦的老房子被装饰城包围着，墙上斑驳，门前积着尘，一点都不起眼。
但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查资料之后了解到，这里藏有太多不为人知的历史！八十多年前，这里竟是日军在华北设立的最大战俘集中营之一，对外叫“工程队”，实则是“太原俘虏收容所”。
这几个字，听着平静，其实背后是一片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人间地狱。
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几乎没人提，连太原本地人也不清楚那几堵旧墙曾见证过什么。直到2000年，一个叫刘林生的老人，翻看亡父的遗物，在发黄的笔记本扉页上看到了这样一句话：
那一瞬间，历史像被人猛地撕开一角。原来，就在我们熟悉的街巷之间，曾经有那么多同胞，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太原工程队”，究竟在掩盖什么？
太原集中营始建于1938年6月，占地超过300亩，是日军在华北地区最早、规模最大的战俘收容中心之一。表面上挂着“工程队”的木牌，实则内部被严格划分为战俘牢房、训练场、审讯间、医务所，以及一个阴暗的角落，战俘病号隔离室，实为“等死房”。
集中营对外称“工程队”，目的是混淆视听。对内，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太原俘虏收容所”，归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辖。
初期，这里关押的以晋绥军、国军、八路军战俘为主，后期则扩展到共产党干部、游击队员、甚至是普通百姓。
据档案资料和幸存者回忆，从1938年到1945年，这座“营地”先后囚禁过超过10万人，其中至少有4万中国人被活活折磨至死。而这，还只是保守数字。
太原集中营的战俘白天干活、晚上被抽血、试毒、练刀，是实实在在的“人肉资源消耗场”。
在那片围墙之内，日本兵每隔几天就带着医官走进牢房，挑选身体尚算结实的战俘。这些人要么被带去“供血”，要么干脆被送进解剖房。当时的解剖完全不使用麻醉，战俘被剖腹开肠时还保持清醒，军医边讲边解，说是“教育材料”。
甚至还有来自济南“新华院”的军医会来“交流”，将病毒注射到中国战俘体内，观察发病过程，活体记录致死反应。
根据山西档案馆公布的实验名册，有明确记载的解剖受害者超过两百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太原工程队。
女战士：死在沉默与屈辱之间
如果说太原集中营的历史是一块漆黑的石头，那女战士的部分，几乎是一条缝都看不到的边角。
她们在很多记载里甚至没有名字，只有模糊的称谓：“几个女的”、“一批女俘虏”或者干脆一句“送去没回来”。
笔者翻了十几份口述、几本资料，看到她们的经历，始终下不了笔。因为实在太痛！
她们大多是八路军，也有地方民兵，年纪不大，有些可能连枪都没摸几天。被抓进集中营以后，不像男战俘那样被送去修工事、干苦力，她们大多被单独关在靠近马厩后墙那几间破屋子里。那是整座集中营最阴冷、最偏远的地方，平时连传饭的人都绕着走。
之后发生了什么，没有具体资料能给我一个完整的答案。家属的叙述多是哽咽里的片段，“被脱了衣服吊在屋梁上”、“被拖出去两天没回来”、“回来人已经疯了”、“只剩个棉裤扔在雪地上”。
有些战俘提到过所谓“冻死实验”，在零下二十几度的石屋里，让人不穿衣服坚持几个小时，时间和体温一块被记录。
还有人提到，她们身上被注射过什么东西。是病毒，还是别的，没人知道，也没人再提。
根据我目前能找到的材料，太原集中营女俘人数一直不多，但能确认活着走出来的，加起来恐怕不超过五个人。有一位八路军女兵的照片，背后写着“活着送去”，照片旁是她家人几十年后给她点的香火。仅此而已。
日军集中营的管理术：让人踩着人活下去
在太原集中营，战俘一进门，最先失去的不是自由，而是名字。
他们不许互相叫姓，更不能喊名字，只能叫编号。
“天、地、人、财”，每个字下编一千人，后来人多了，又添上了“春、夏、秋、冬”。
再往后，还有“松、竹、梅、菊”，甚至按方位编号，“东一百三十号”、“北六十五号”这样。被俘的人自己都记不住自己排第几了，只记得那个数字，不然喊错了，会挨打。
集中营里有个叫“工程队长”的人，名义上是战俘，但多是被俘的军官，被日本人挑出来管同胞。他们底下再设班长、小队长、炊事员，都是从战俘里选出来的。有些人靠这个多吃一口窝窝头，有些人靠这个不去干最重的活。也有不少人，拿着日本人给的木棍，转身就往同胞身上招呼。
笔者看到有一段回忆写得特别冷：
那位老战俘说，比起日本兵，有时更怕的是“咱自己人”。你不知道谁会告密，也不知道谁背地里改了编号，混成“管理层”。这地方，不光是人被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被活活碾碎了。
所谓“管理”，其实就是让人压着人，把生存变成一场内部角力。日军自己反倒省了事。整个集中营，就靠这种层层折磨的结构，维持了七年。每一层，都有人踩在别人身上活下去。
人不是被杀的，是被训练刺死的
关于“刺刀训练”，我最早是在《新华日报》的一篇旧报道里看到的，文中提到了一个名字：赵培宪。他是当年那场训练中唯一活着走出来的人。
1942年夏天，地点在太原小东门外的旧赛马场。日军调来一批新兵，年纪小，刚从日本本土运来，胆子还没练出来。于是上级下令，用战俘做“试胆练刺”的活靶。
每批20人，一字排开捆好，不能动。新兵拿着刺刀，在号令声中扑上去，扎进战俘的胸口。
一轮接着一轮，直到鲜血染红了地面。那天总共上了七轮，220人，一个不剩。
赵培宪原本也在其中。轮到他那一组时，有个日本兵的刺刀卡在前一个战俘的肋骨里，拔不出来，场面顿时乱了一下。他就是在那几秒钟里挣脱出来，跌进旁边的草丛里，一路趁乱逃回了解放区。
这事当时被他写成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引发很大反响。
日军的“活人练胆”被揭了出来，一度迫于压力暂停了公开训练。但据几位后来战俘的口述，这类刺杀并没有真的停止，只是转进了集中营内部，改成封闭操练，不让外人再看见了。
220个人，被称作“练胆材料”。那一整天，只为了让几个日本兵“敢出刀”。赵培宪活了下来，却一辈子没再提过那天。
集中营里的活地狱
集中营的牢房，不是给人住的。
那是一块通长的水泥地，两侧稍微垫高，算作“床”。没有褥子，没有木板，只能铺些草袋子和破布。战俘晚上睡觉，全靠“挤”。
他们管这叫“插萝卜”。你要是夜里出去一趟，再回来，原来的地方就被别人占了，只能从人缝里重新找空钻进去。没有什么私人空间，也谈不上睡眠质量。人挨着人，虱子、臭虫和跳蚤就在彼此之间爬来爬去。
饭呢，也谈不上是饭。每天只有四两左右的发霉高粱糠或者玉米渣子，蒸成窝窝头，拌着点咸菜汤，一天两顿。有时连这一口也吃不上，只能喝碗稀得见底的糊汤。
太饿的人，会干出不该干的事。
曾有四个战俘跑到猪圈，从猪槽里抢白菜帮子吃，被日本兵逮住，当场活活打死。有人挺不过病痛，被丢进“病号隔离室”——其实就是一个没人管的等死屋子，进去的人，多数再也出不来。
每天清早，集中营后门就会来一辆拉尸体的马车。战俘们把死去的同伴草草裹上破草席，抬上车，运去郊外的乱石滩抛尸。那里荒草丛生，老鹰盘旋，野狗出没，连个石碑也没有。
偶尔，也有奇迹。有个被误以为死了的重病号，在马车半路上突然醒了，咳嗽两声后翻身跳下，滚进路边草丛里，靠着一口气逃回人间。
但那样的人，实在太少了。多数人，就那么在臭虫、饥饿和寒冷中，一天一天地熬死了。没人喊他们的名字，因为从进营那天开始，他们就只是一串编号。
我从人吃人的地狱活着走出来
1956年，太原曾开过一场战犯审判。被告是住岗义一，日军驻山西的宪兵队军官。他在庭上承认，自己亲自组织过两次“新兵练胆”的刺刀训练，地点就在小东门外的赛马场。战俘一字排开，他就在旁边看着，一个个倒下去。
可这个人，最后只是被判了几年监禁，不久后就被遣返回国。那之后，关于太原集中营的事，便再也没人被追责了。没有正式的道歉，没有赔偿，没有国际法庭的问询，甚至在很多年里，连“太原工程队”这个名字，都慢慢从官方叙述中淡了下去。
时间一直走，直到2012年，有一本书悄悄在太原出版，名字叫《中国的奥斯维辛：日军太原战俘集中营揭秘》。作者叫刘林生，一个普通的退休教师。他父亲刘侵宵，是集中营里为数不多活着走出来的人。
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成名，是因为在父亲留下的笔记里，看到了一句写在扉页上的话：
这句话成了他几十年查访、追索、拼凑真相的起点。他一个人走遍山西、陕西、河北，找当年的战俘、找家属、找档案，从只言片语里拼出这座集中营完整的样子。
如今的太原集中营旧址，还在小东门那个地方。几间砖房还留着，屋顶塌了一半，窗框是空的。下雨天屋里漏水，夏天潮得发霉，冬天冷得像冰窖。现在去看，门口连块像样的标牌都没有。问附近的人“这儿以前是什么地方”，大多数人愣一下，然后摇头。
“工程队”三个字，如今听着更像是哪家施工单位的名字。可在八十年前，它是四万多条命的终点，是有人活着、更多人死着的地方。历史没有被否认，但也正在被轻轻地、悄悄地，擦掉。
结语
日本至今仍未就太原集中营的暴行道歉。在他们的教科书里，没有“活体解剖”、“活人试胆”、“女战俘冻死实验”这些字眼。他们依旧否认罪行，甚至把靖国神社里的战犯称为“英雄”。
但历史不需要被原谅，它只需要被记住。
曾有女战士的家属在遗物里找到一张死亡证明，正面写着“战事牺牲”，背后却潦草涂着四个字：“活着送去”。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没人能还她公道。
但笔者坚信！只要还有人记得，这段历史，就永远不会彻底死去。
参考资料
1、探访中国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日寇战俘集中营(图）来源：中国新闻网
2、中国的奥斯维辛：揭露日本“太原集中营” 来源：人民网
3、中国的奥斯维辛：揭露日本“太原集中营” 文|刘林生 《 人民文摘 》（2013年第1期）
4、山西投两百万修缮侵华日军太原集中营，将挖掘背后抗战故事王学涛/新华网 中国政库
5、太原工程队旧址侵华日军的罪证 李在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