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满大同城的代王家族,明朝官员: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虏

       明朝大同代藩共延续二百五十余载，历经12世、14位代王，总计分封郡府29座，郡王世袭多达120多位。这些宗室不事生产，几乎全靠国家养活，给大同百姓带了沉重的负担。

      明朝给这帮贵族的待遇十分优厚，衣食住行有国家和地方财政供养，成年后国家负责修宅子，介绍对象，举办婚礼，死后国家拨款修墓地。山西省本不是粮食生产大省，却供养了晋王（太原）、代王（大同）、沈王（长治）三大亲王家族，每年要拨给宗室大量禄米。明初宗室人口不多时，山西地方压力还不算大，可越往后，山西三大亲王府宗室人口成倍增长，山西各地供养宗室的压力越来越大。

      宗室们被明朝政府加上了各种限制，不能从政经商，只能疯狂的生孩子，增加府内领禄米的人数，以此改变生活状况。于是宗室人口迅速膨胀，弘治七年（1494年）山西巡抚张敷华上奏诉苦，称宗室人口越来越多，山西这几年年景不好，给宗室的禄米发不下来。弘治八年五月，继任山西巡抚顾佐也上奏称山西宗室人口太多，比别的省增长快，一年光是供养宗室就要发放禄米77万石（换算现代单位1.386亿斤），每年给新增成年宗室修建府邸要数万两，又赶上连续几年灾荒，各地政府百姓苦不堪言。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等人上书称洪武初期时山西只有晋王一人，每年拨禄米1万石，可是到了嘉靖八年，不过160年左右的时间，山西在册宗室人口已有2851人，一年供养的禄米需要87石，翻了87倍。嘉靖十三年（1534年），这一数据又增长到95.6万石，短短5年又涨了10％。

《大明会典》规定的宗室禄米数量，代王因地处贫困的大同，洪武时期禄米500石，到嘉靖四十四年长到6000石，其中一半用不值钱的大明宝钞代替。

      明人王世贞查阅记录明朝宗室名册《玉碟》后得出结论，至明朝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山西大同代王家族有亲王1位、郡王18位、各类将军1279位、各类中尉1340位、郡主县主仪宾1330位置，庶人150位，各种享爵人数在册者合计4118人，位列各亲王家族人数第3名。第1名是河南的周王家族（5235人），第2名就是太原的晋王家族（4979名）。当然这4118人包含被迁出大同的几位郡王家族。这些只是在册的宗室，如果加上各种围绕宗室工作的官员、农民、工匠、奴仆，吃皇粮，靠国家和地方供养的人数或许会翻上几十倍。

      大同自古是边疆要地，土地贫瘠，养活的人口一直不多，可明代的大同府既要养活十几万军队，还得供养几千位皇族，对百姓盘剥之重可想而知。到了清朝顺治元年姜瓖投清以后，他告诉多尔衮大同原来有宗室4000多人，被闯军杀的只剩下几百人了。享受了国家几百年供养的福气，自然也要承担国家灭亡的痛苦。

代王府及附近衙门

      除了供养宗室外，修建府邸也是一项巨大的开支。大同代王府占地庞大，有宫殿房屋800多间，面积17万平方米，合256亩，光一座代王府就占了大同城5.1％的面积。明朝中后期规定郡王王府房屋45间，虽远小于亲王王府，但架不住大同府郡王人数太多，许多郡王府加起来占据了大同城大量的空间，又加上各种宗室将军、郡主等宗室府邸。这些宗室府邸的修建耗费了大量国家财力和地方民力，地方政府不堪重负，百姓沸反盈天。 

    大量府邸的修建也让大同城内越发拥挤，以至于无法容纳更多的宗室，只能将一部分宗室外迁。天顺三年（1459）十月，左金都御史王俭上疏称大同城内亲王郡王府13处，宗室将军、仪宾宅三十多处，地方政府已经紧赶着去修建府邸，却还有11处没有修完，且还有大量宗室接近成年又要修建府邸。大同城内快被宗室府邸占满了，为了缓解城内空间压力，明朝政府在天顺五年（1461年）将山阴王府和襄垣王府迁往蒲州、宣宁王府迁往泽州、灵丘王府迁往绛州、怀仁王府迁王霍州。后来因为大同宗室太多，容易生成动乱，宣大总督翁万达又上奏请求迁走一些郡王，如隰川王在泽州、定安王在忻州、乐昌王在朔州。

      这种迁走的郡王也被称为“别封”。查阅这些地方的明清县志就会看到，这些地方在明代最大最豪华的府邸都是郡王府、将军府。这种做法只是饮鸩止渴，迁移到其他地方宗室仍然在剥削当地人民，曾有明朝官员去蒲州出差，发现山阴王和襄垣王两个家族发展兴盛，枝繁叶茂，小小的蒲州城竟有各种宗室府邸200多座。蒲州都已如此，那么作为代藩大本营的大同又该有多少宗室府邸呢？恐怕到了明朝末年，走在大同街上随便拉一个百姓就有可能就是朱元璋的后代，大大小小的贵族宅子挤满了大同城。

代王府在大同城内的位置

    除修建府邸外，宗室多数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各地为非作歹，却很难得到公正审判，老百姓不敢怒也不敢言。第一任代王朱桂就是出了名的类人生物，宠妻灭妾，赶走老婆和嫡孙、孙女，肆意打杀大同军民。历任代王大多数遗传了朱桂的变态基因，正常人很少。代王和他的亲戚们与地方官吏勾结，侵占大量民田作为自己的私田，这些田地是不需要上税的。嘉靖年间，朱充灼等十几位宗室因为拿不到足数的禄米，加上随意欺压百姓被政府处罚，因此心怀不满，居然叛变投敌，联系俺答来劫掠大同，被刚刚赴任的翁万达轻松镇压，事后拉去北京判了凌迟。

      宗室修建坟墓也要侵占大量民田，大同马铺山下的九王坟是九座代王墓地所在，从陵墓围墙就能看到其规模之盛！御河之东，马铺山下方圆十数里，皆为代王墓地。正统年间山西巡抚奏报郡王，王妃墓大的占地十八九顷，小的八九顷。明朝政府不得不对此做出限制，命令“今后造坟一字王地五十亩（即亲王墓），房十五间；郡王地三十亩，房九间；郡王之子地二十亩，房三间；郡主、县主地十亩，房三间。”初代代王朱桂生前不得人心，死后竟然没钱修墓，大同各级衙门纷纷推诿，不愿意借钱给代王府。大同总兵武进伯朱冕更是上奏给明英宗希望将代王墓规格减半，明英宗也同意了这项请求。政府规定拦不住贵族对百姓土地的侵占。明朝灭亡后，大同总兵姜瓖向清政府报告代藩财产，统计出土地1370顷，房屋1060余间，这还是被闯军和姜瓖军队收割过两次后的财产，明代灭亡之前的代藩财产要数倍乃至十数倍于此。

大同某座代王墓

    大同地处边塞，本就地狭民少，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于内地，可在这种情况下，大同府人民还要供养数千宗室和十几万大军，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即便有中央政府的拨款，即便到了后期许多底层宗室得到的只是空头支票，可剩余的大贵族的供养和剥削仍然压的大同百姓喘不过气，就连明朝的官员都看不下眼去，山西地方官员多次上疏举报宗室不法行为。万历三十七年山西巡抚乔用迁上疏万历皇帝，称:“大同苦宗室甚于苦虏！”在一些官员眼里，宗室对大同百姓的危害比长城外面的鞑靼人都要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