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四月，北汉君主刘继元献晋阳城投降，北汉就此覆灭。
这本是中原一统的大事，却成了晋阳这座千年古城的灭顶之灾。只因晋阳百姓守城时的拼死抵抗，让赵光义记恨不已，再加上此地素来有“龙兴之地”的说法，五代三位帝王皆起于太原，地势险要、民风尚武，成了赵宋皇权的心头刺。城破之后，一道圣旨，让晋阳从北方重镇变成了一片焦土。
赵光义对晋阳的毁灭，做得彻底又决绝。
先是下令火烧全城，宫殿、官衙、民居尽数被焚，火光连日不熄，千年建筑化为灰烬；次年又引汾河、晋水漫灌废墟，让焦土变泽国，断了后人重建的可能；同时废除太原府建制，将其降为四等的并州军事，把州府治所从晋阳迁到榆次，让这座城彻底失去了行政和军事核心的地位。
一千五百多年的晋阳古城，就这么被从地图上抹去了。
城没了，城中的官员和百姓，命运也被彻底改写。北汉官员的结局，走的是恩威并施的路子，核心就是消除北汉的政治残余。
投降的刘继元被封彭城郡公，看似礼遇，实则被软禁在开封，一辈子没能回晋阳；那些有过抵抗、在当地有声望的文武官员，要么削官被迁到开封附近管控，要么调往偏远州县，彻底断了和晋阳的联系；只有少数没参与抵抗的低级官员，被留用在榆次的新州府，却也毫无实权，不过是做做安抚地方的样子。
唯有北汉名将杨业，因熟悉北方边防被留用戍边，这也成了后来杨家将抗辽的开端，算是为数不多的例外。
比起官员，晋阳百姓的遭遇要惨烈得多，他们成了赵光义迁怒的主要对象。
破城之初，宋军便在城中劫掠，随后随着毁城令下达，数万百姓被强制迁出。大家来不及收拾家当，只能扶老携幼被宋军押送着离开，有的往榆次、阳曲，有的被远迁河南、山东。途中饥寒交迫、疫病横行，不少人没能撑过去，还有些不愿离开故土的百姓，要么被强行驱离，要么躲在废墟里，最终葬身火海与洪水。
那么，那些侥幸活下来的晋阳百姓，又该如何求生？
在这场灭顶之灾里，他们靠着骨子里的坚韧，走出了三条生路。
一部分百姓被迫迁离，成了异乡的流民。
迁到榆次、阳曲的，离故土近，还能勉强适应，在新州府周边搭茅棚、耕薄田，虽日子清苦，好歹还能聚在一起，留着一丝晋阳乡情；而被迁到河南、山东的，水土不服、语言不通，还被当地官府当作“北汉顽民”，大多被安置在偏远村落，要么给地主当佃户，要么打零工、做小买卖糊口，几代人之后才慢慢融入当地，只是晋阳的记忆，也渐渐淡了。
还有些百姓，死活不愿背井离乡，选择在废墟上坚守。
晋阳被焚毁、水灌后，他们偷偷回到这片焦土，在废墟的高坡上搭起茅棚遮风挡雨，靠着捡拾残粮、挖掘野菜度日，后来慢慢在周边开荒种地，靠着汾河水勉强过活。
这些人聚少成多，在晋阳废墟西北角形成了小小的居住点，宋廷将其命名为“归德村”，可百姓们从没忘过故土的劫难。到了明代，这个村子正式改名为古城营村，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了晋阳古城唯一的活见证。
另外还有一批百姓，靠着手艺和勇气，流离四方谋求生路。
晋阳本是北方手工业和商业重镇，城里有不少工匠、商贩。城破后，他们带着手艺逃离，有的往北到了契丹边境，靠打铁、建屋被部族收留；有的往南去了开封、洛阳这些中原大城，做晋阳特色手工艺品、卖北方特产；还有些尚武的百姓，不愿受宋廷管控，索性躲进太行山，靠打猎、采药为生。他们散落各地，却把晋阳的手艺和精神，带到了四面八方。
太平兴国七年，宋廷见晋阳废墟周边渐渐又有了人烟，又觉得榆次并非军事要地，便下令在晋阳废墟东北的唐明镇重建太原城。
为了“钉破”晋阳的“龙脉”，新太原城修了大量丁字街，“丁”与“钉”同音，试图让此地永远再无“帝王之气”。而这座满是丁字街的新城，就是如今太原主城区的雏形。
赵光义烧了晋阳的城，灌了晋阳的土，却没能毁掉晋阳百姓的根。晋阳人刻在骨子里的坚韧，从来不是一把火、一汪水能浇灭的。
如今走在太原晋源区的古城营村，还能看到晋阳古城残存的夯土城墙，看到那座在废墟上重建的阿育王舍利塔。它们静静伫立在那里，看着这片土地从焦土重新焕发生机，诉说着千年前的那场劫难，也见证着晋阳人跨越千年的生存与传承。
一座城或许能被轻易摧毁，但一方百姓的生命力，永远扎根在脚下的土地里，从未断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