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一种很挑生活环境的动物，过于炎热潮湿容易染上病菌，丘陵沟壑多的地方则不利于其展现天性，因此，中国历史上的高头大马多来自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高原。太原虽然是一个盆地，但地处农牧交界线，紧邻太原的雁北地区海拔相对高，气候寒冷，较为适宜马生存，于是，太原历史上，频繁出现马的身影。
▲赵卿墓车马坑
晋源区的考古发现显示，春秋晚期的晋国大贵族赵鞅墓地及其车马坑出土了古战车16辆、战马遗骸46具，不但为太原2500多年的建城史提供重要佐证，也反映出马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地位的象征。
战国初期，北方少数民族策马南下，给赵国带来不少烦恼，太原作为赵国的发家地，也受到威胁。于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以轻骑兵取代车兵，迅速提升战斗力。但他的想法遭到了以叔父赵成为首的保守派反对。赵武灵王反驳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史记·赵世家》）。”意指如果依照书本来驾车，无法让马的体能发挥到极致。太原娄烦地区地势较高，水草丰美，适宜养马，这为赵武灵王组建骑兵部队提供了现实基础。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赵武灵王的远见卓识，太原周边的胡族兵力不仅受到遏制，赵国还乘势灭中山国，西扩版图至榆中地区，形成了与秦人争锋的格局。
汉初，匈奴势力强盛，太原处在草原骑兵的直接威胁下，加之镇守太原的韩王信投降了匈奴，更加剧了汉朝国防的压力。汉廷明面上以和亲维系与匈奴的关系，暗地里扩建骑兵力量，娄烦马场得到汉廷的格外重视，并成为支撑汉武帝霸业的物质力量。
汉廷扫除匈奴的威胁后，边疆暂时归于安定，游牧民族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将马作为商品与中原王朝交换，太原的马逐渐多了起来。据《晋书》记载，西晋时太原地区名士王湛不仅能自如驾驭烈马，“姿容既妙，回策如萦，善骑者无以过之”，还能将不同类型的马的优劣分析得头头是道。由此可见，马在彼时已成为太原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从西晋灭亡到隋朝统一，山西地区处于民族大融合的加速时期，少数民族频繁南下，为太原带来了更多的骏马。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仍然重视马这一战略资源的储备。《通典卷二五职官典》中记载，北魏将河西马“移牧并州”，接着又转移到河阳（今河南孟县）马场，使来自河西走廊的马匹在迁移过程中逐渐适应中原气候环境，太原也由此成为北魏军马输送的重要枢纽。
东魏北齐时代，太原作为“霸府别都”驻扎重兵，高欢在晋阳大兴生产，专辟田地种禾，并饲马数千匹（《北齐书·斛律金传附子光传》）以备军用。许多追随高欢家族开国的北镇勋贵也在太原生活，留下了众多与马相关的史迹。
李零先生指出，中国的马有汉马（蒙古马）和胡马（中亚与波斯马）之分，汉马腿短肥臀，胡马则相对瘦高。东魏北齐高官徐显秀墓葬壁画中的马形象属于典型的“汉马”，但“胡马”亦有在其同时期的其他墓葬中出现，可见南北朝时期不仅民族在融合，马也在经历一个融合的过程。北朝人爱马，北齐皇室的御用画师杨子华便以擅长画马闻名，有“画圣”之称，而太原娄叡墓壁画里的马，据说就体现了杨子华的绘画风格。
▲太原娄叡墓壁画里的马
唐朝，太原作为北都，驻扎重兵。武则天称帝后，任命崔神庆为并州长史，为鼓励其尽心任职，武则天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军马”，并且“前后（并州）长史皆从尚书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旧唐书·崔神庆传》）。从武则天的话中能看出，太原的战略地位与马关系紧密。安禄山密谋反唐前夜，也曾觊觎太原的军马。安史之乱爆发后，太原作为抗敌前沿，承受了巨大压力，唐廷专门派邓景山前往太原安抚人心。然而邓景山却想杀裨将立威，有人求情，提出“入一马以赎死”。马在太原能够被唐朝将士当作抵死罪的工具，证明其在当时的价值并不低。
北宋初期，赵匡胤征伐割据太原地区的北汉政权，在晋祠的古泉饮马，为饮马泉的得名增添了新的注脚。元亡明兴后，明朝为了防范遁入大漠的北元残余势力卷土重来，除设立九边军镇外，还在内地广泛推行马政，积蓄军马。据《山西通志》记载，“山西设行太仆寺，以督备边马政”。太原因靠近大同军镇和明朝的京畿，责任重大，也设置有管理军马的专职机构。今天太原市内许多和马相关的地名，都是在明代出现的。
明末清初，晋商兴起，马成为晋商开拓国内外市场的运输工具之一，来自各地的商帮频繁穿梭于太原与其他城镇之间。例如，位于今天太原市晋源区的店头古村落，就曾是马帮歇脚的中转场所。近代以降，随着工业文明兴起，作为交通工具的马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