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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同广灵县杀人狂魔覆灭记

2026-01-20 06:37:23

　　31岁的他，终于结束了充满血腥味的短暂人生。他说：警察逮住我，是社会的幸运，否则，迟逮我10年，至少还有10条人命毁在我的板斧下……

　　2001年3月初的一天早晨，兰州市某建筑集团公司质检人员陈女士和往常一样，起床后一边洗漱，一边听着半导体新闻。突然，一条新闻使她惊得目瞪口呆：“现年31岁的许官春，系山西省广灵县农民。自1989年第一次杀人以来，化名‘王晓东’先后流窜晋、冀、京、沪、鲁、甘、蒙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使用随身携带的板斧多次杀害无辜群众，抢夺钱财。据警方掌握的初步情况，许官春10年来共杀害了7名无辜群众……”

　　听到这里，陈女士头皮一阵发麻，手里的牙缸和牙刷“哗啦”全掉到了地上。她就像进入了一场荒诞而恐怖的噩梦，久久不能苏醒。就在一年以前，“王晓东”还是她的白马王子，把她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趁丈夫出差之机，多次与“王晓东”躲在自家的温柔乡里翻云覆雨。甚至，她还为他送了2000元的“营养费”……天哪，“王晓东”原来竟是一个潜逃10年、双手沾满鲜血的杀人狂魔！

　　3月18日，记者专程前往广灵县，经县公安局局长宋世义的批准，在县看守所里见到“塞外杀人狂魔”许官春，并进行了3个多小时的面对面采访。许官春，1.8米的身材，面庞英俊。细细端详，他唇上那撮浓黑的小胡子，看起来多少有几分阴鸷。许官春一支接一支地吸着记者递过的香烟，浓重的烟雾中，眨着那双贼亮贼亮的眼睛，他缓缓打开了话匣子……

　　拳头，让我尝到了“甜头”

　　1970年春，我出生在广灵县蕉山乡东蕉山村。这是一个贫困的小山村，在我刚出生没几天，家里因养活不起我就把我过继给了同村的一户人家。养父养母结婚多年没孩子，因此他们对我百般疼爱，我要星星他们就不敢给月亮。过分的宠爱，使我自幼便养成了骄横、粗暴的性格。记得6岁那年的冬天，我向父亲要苹果吃，寒冬腊月的，父亲哪里拿得出来？可我不管这些，用石头把家里唯一的一口铁锅砸了个大洞，害得父母连续好几天向邻居借锅做饭。像这样的闹剧，在我孩提的记忆里数不胜数。

　　在我们那地方，村里的小伙伴都歧视过继给他人做养子的孩子。孩子们都叫我“野崽子”，他们揪我的头发，往我的脸上涂粉笔末……我默默地忍受着。一次，一个叫“二愣头”的高年级同学拽住我的衣领往我脸上吐唾沫，并让我跪在他脚下叫他“爷爷”。我终于忍无可忍了，积蓄已久的愤怒爆发出来，冷不丁一拳打了“二愣头”一个满脸花。看着他痛苦地蜷伏在地上，我还不解气，抬起脚在他的脑袋上连踢几脚后才仓皇逃走。回到家中，我把事情告诉了父母，父亲摸着我的小脑袋，乐呵呵地夸我：“俺娃有出息。对着哩，往后谁要欺负你，就往死里打他！”到了学校，我突然发现以前欺负我的同学，一下子变得对我尊敬起来。他们有的从家里偷来煮鸡蛋、白面馒头“供奉”我，有的主动帮我值日打扫卫生。就连“二愣头”见了我也点头哈腰，明明他岁数比我大，可一见我就叫我“大哥”。

　　啊哈，依靠拳头，我意外地尝到了“甜头”。小学四年级时，由于我整日打架，根本不愿读书，从此便辍学了。那年我13岁。13岁的我和乡里一些20多岁的痞子混在一起，开始在三乡五里偷鸡摸狗、抢劫斗殴。父亲发现我的劣迹后，追悔莫及，但身患重病的他拿我已经没办法了。不久，父亲因病去世，临终前他拉着我的手，说：“娃儿，爹害了你。爹死后，你要走正路啊……”

　　可是，父亲的话对我来说就像耳边风。父亲死后，软弱的母亲更拿我没办法。渐渐地，我的“威名”越来越大，常常有村民请我出面帮他们“出气”。当然，每次“出气”的代价至少100元钱。就这样，在80年代中期，十六七岁的我就已先村民一步“致了富”。

　　到后来，我已不能满足于“小打小闹”了。我决定靠拳头“打天下”，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第一次杀人，我年仅19岁

　　1989年12月，我从广灵县一家小煤窑“赊”了两卡车煤（说是“赊”，倒不如说“抢”，以我的“威名”，就是给小煤窑老板钱，他敢要吗？），雇了两名司机来到河北省易县进行贩卖。没想到，因为煤的质量太差，人家不收。而我在路途中花天酒地，早已将身上带的钱花了个一干二净，到此时,连回家的路费也没了。

　　怎么办？抢！——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出来。既然我靠拳头尝到无数的“甜头”，现在到了穷途末路，不靠它还靠啥？

　　夜里，我和两名司机在下榻的小旅馆里喝了两瓶烧酒，把他们都灌醉了。待他们入睡后，我悄悄溜出旅馆。那两车煤，我不要了，反正也是白来的。至于两名司机的工钱，他们还到哪跟我要？嘿嘿，相反，他们还得给旅店老板付店钱和饭钱呢。

　　深夜11时，我沿着公路边走边寻找“猎物”。可是，老半天却没遇到一个行人。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路边有座小客栈还亮着灯，我心里一喜，翻墙头跳了进去。客栈里，只有一个30多岁的彪形大汉躺在热炕头上打呼噜，身上一股酒气。正是下手的好机会！我想，他的身形比我剽悍，必须一棒就把他“处理”掉。于是，我拎起一根打炭用的铁棒，对准他的脑袋就砸了下去。谁知他正好此时翻了个身，棒子砸在脸上，他满脸开花，疼得掉下炕，但很快爬起来怒吼着赤手空拳跟我搏斗。我玩命地挥棒猛击他的要害，打了100多棒，他终于躺在血泊里一命呜呼。我搜遍他的全身和箱箱柜柜，结果只搜出86元。

　　洗净身上的血迹，换上了从箱子里翻出的旧衣裳，我趁着茫茫的夜色，逃了出去……

　　此后的1个月里，我吃不好，睡不稳，常常在梦里梦见那个被我杀死的汉子，满身血污地嚎叫着向我扑来……毕竟，那时我才刚满19岁。渐渐地，见警察并未怀疑到我，心里也就慢慢坦然了。

　　我在国家公安部挂上了“号”

　　回到广灵县，我继续重操旧业——帮人打架“出气”，隔三岔五有一二百块钱进账。1994年元月，我因打架被劳教了1年。1995年劳教期满后，没想到我的“生意”反而更火爆了，就连外乡的农民也来找我帮他们“出气”。仅仅1个月后，我再次因打架被劳教了两年半。

　　从“号子”里出来后，我思谋：靠这样小打小闹终究成不了“气候”啊，而且太容易暴露自己，索性不如当个“独行大侠”，到公路上去抢煤车司机的钞票。要干，就干他个惊天动地！在广灵县几条干线公路上，截住单行的司机，搞到钞票不成问题，因为他们都怕我手中的利斧。可是若遇到结伴而行的几名司机，我就对付不了了。于是，我物色了一个搭档——本村的“铁哥们儿”张顺（1970年生，已于1999年被枪决）。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开始在公路上疯狂作案。

　　1998年8月18日深夜，我和张顺喝罢烧酒后，决定再上路抢劫。我对他说：“这次碰到‘猎物’后，不仅要搜钱，连车也要卖了。”张顺心里有点发虚：“如果抢车，那‘猎物’怎么处理？”我冷冷地一笑，挥起手用力向下做了个“劈砍”的动作，张顺会意地点了点头。

　　在路边的庄稼地里埋伏了许久，竟没遇到一辆煤车。我有些气馁了，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摩托车的马达声，一个男青年驾驶着金城90摩托缓缓驶来。我急忙冲着张顺一使眼色，他一个箭步冲上前拦住男青年。正当那小伙子愣神的时候，我蹿到他身后举起板斧照着他的后脑勺就是一家伙。当场，小伙子脑浆迸裂，哼也没哼一声倒在地上就没气了。张顺第一次参与杀人，吓得不知所措。我骂他一句“孬种”，然后命他把死尸和摩托拖进了草丛间。但遗憾的是，我们仅仅从死者身上搜出了30元钱。好在摩托车还8成新，我俩连夜抄小道骑到应县，把它以500元的低价卖给了在当地开饭馆的杨树权。

　　事发第二天，刑警开始组织破案。张顺吓得要命，主张和我收拾点“细软”远走高飞。我告诉他，绝对不能跑，一跑就被警察怀疑了。不仅不该逃跑，反而还要到现场去看，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接着，我拉上他去了作案现场，当时警察正在对死者拍照、勘验，四周围了很多村民。我挤上前看了看，极力做出一副“痛心”的样子，并随着围观的群众一起痛骂“凶手”的残忍和暴戾。由于我高超的“演技”，警察放弃了对我的怀疑。

　　这件事过去后，我感觉到警察并不能把我怎样，于是决定甩开膀子继续“大干”几场。此后，我和张顺又纠集了一名“铁哥们儿”李建仓（1975年生，1999年被处决），在公路上疯狂地劫车、抢钱、行凶。从1998年8月31日到9月10日，短短10天里，我们连续实施4起杀人案件，其中3人惨死在我们的利斧与铁棒之下，另一人侥幸逃脱并报了案。很快，张顺和李建仓被警方抓获，而我由于反应快，再次逃脱了警察的追捕。不久，我们制造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惊动了公安部，公安部将我列为部级督捕逃犯，并实施网上追逃。

　　假如迟逮我10年，我至少还会杀10个人

　　记不清在哪部电影里听过这么一句话：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我十分欣赏这句名言。逃离山西后，我直奔首都北京，并以我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和高大结实的身材，很快在一家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搬运工，就是扛上水泥往楼顶送。干了两个多月，我实在有些吃不消了，平时吃香喝辣，哪受过这份洋罪啊！我决定重操旧业。

　　我从工地上偷了一把板斧，磨得十分锋利，然后别在后腰裤带上，开始在北京城里物色“猎物”。第一步是“踩点”，转悠了几个月，终于把一些胡同的地形弄熟了。正当我踌躇满志、寻找时机准备对几个“猎物”下手时，北京市发生了聚众闹事事件，警察对外来人员的身份证查得特别严。我怕自己被查出什么，很快坐上南下的列车，奔赴上海谋求“发展”。到了上海，我傻眼了，这里的治安搞得特别好，街上到处是“大沿帽”。

　　在上海逗留数日后，我思忖再三，决定选择人口密度小的贫困山区落脚。1999年9月，我来到山东省沂蒙山区的沂水县王庄镇。在镇上，我认识了一个叫王恩河的孤寡老汉。他是个热心肠的人，我骗他说我来山东做生意，结果被人抢了，举目无亲，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老汉很同情我，晚上把我领到他家，给我炒了几个菜，还拿出一瓶“孔府家酒”陪我喝，并表示要送我回家的路费。在攀谈中，我了解到老汉存了一笔钱养老，心中顿时冒出一个念头……深夜，王恩河老汉睡着了，我从腰带上取下利斧，冲他脑袋狠狠劈下去。老汉惨叫一声，吃惊地睁大眼看着我，只说了一句“你个没良心的禽兽……”就断气了。我急忙搜他的衣裳和橱柜，结果只搜到960元。临走时，我看到王老汉那双因痛苦而圆睁的眼睛好像还在盯着我，我上前照他的眼睛又补了一斧子，这才匆匆逃了出去。

　　此后，我化名“王晓东”，又先后流窜到甘肃、内蒙古等地，立下誓言：咱也搞场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我这人运气总是不好，老实说，这10年来杀了7条人命，结果连5000块钱都没得到。最多的一次也只有960元；最惨的时候，连一分钱也没抢到。不过，到了兰州，却走了一次桃花运。那是1999年冬天，我在兰州市一家建筑公司打工，认识了该公司一名姓陈的女质检员。她被我的花言巧语迷住了，给我买西装、皮鞋，还经常趁丈夫出差时把我领到她的床上。当时我想把她杀了搞几个钱，但一想，杀了她谁来解决我的性饥渴？于是我就不断向她要“零花钱”。后来，这事被公司的员工有所觉察，我怕暴露了身份，就向陈女士骗了2000元钱，逃离了兰州。

　　这些年的流窜过程中，那把板斧始终不离身，但我慢慢觉得带着一把板斧太不方便了。去年夏天，“张君暴力团伙案”轰动了全国，而我却不以为然。张君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手上有枪吗？我许某人要是有了枪，肯定比他要厉害得多。很快我就向流窜地的黑帮团伙成员取得联络，准备买一把手枪。可惜，这事快有眉目的时候，我在又一次杀人后，不慎栽在了警察的手里。

　　那是在去年10月10日，我来到了内蒙古五原县套海镇，在公路边一处挺气派的民房里，用斧子劈死了女主人。倒霉的是，从她的尸身上竟没摸到一个子儿。我不甘心，又在她家翻箱倒柜搜寻，结果被附近的民工怀疑上了，并报告了五原县公安局。我觉得情形不对，急忙溜出屋子，直奔汽车站寻找去西藏的长途车。我决定到西藏闯一闯，遗憾的是所有去西藏的车都发走了。怎么办？五原县一个弹丸之地，我一个外地人在这里杀了人，恐怕很容易被逮住的。旅店我是断然不敢住的，只好选择了一家“昼夜录像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盘算着第二天如何去西藏………凌晨4时许，突然几束雪亮的手电光照到我脸上，我刚睁开眼，就见几支手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知道，我这回彻底栽了，我的人生也就将结束了。

　　被警察逮住——我早就预料到迟早会有这个结果，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我想，我总得干到40多岁吧？总得杀个百八十人才算“成就”大业了。唉，警察逮住我，是社会的幸运，否则，迟逮我10年，至少还有10条人命毁在我的板斧下……

　　希望政府早日处决我

　　今年3月，身负7条人命、流窜10年之久的许官春被押回了原籍山西省广灵县。在记者采访临近尾声时，与许官春有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对话：

　　记者：你杀了这么多无辜的群众，事后有内疚过吗？

　　许官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什么内疚的？

　　记者：有时你只为抢到一点路费，而且已经得手了，但为什么还要把人杀了？

　　许官春：开始，我是怕留下活口。后来，我杀人杀得上瘾了，看到受害者那种血淋淋的痛苦模样，我感到特别兴奋。特别是1998年第二次杀人以来，隔个一年半载不杀人我就憋屈得难受。

　　记者：你为什么能流窜10年呢？

　　许官春：一是我20岁以前被劳教过2次，自己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二是许多群众的警惕性太低，很容易被我蒙骗；三是一些用工单位招聘临时工时把关不严，像我这样一个连身份证都没有的外地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

　　记者：假如有来生，你会重蹈覆辙吗？

　　许官春：不会，绝对不会。因为我的逃亡生活太累太累了，这10年来，我几乎是在汽车和火车上度过的。白天，见着“大沿帽”就腿软，甚至见了解放军都心虚；夜晚，常常有噩梦伴着我。

　　记者：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