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江山汾晋川:历代咏太原诗歌名作赏析《赠温峤诗(五章选二)》

赠温峤诗（五章选二）

郭璞

其三

人亦有言，松竹有林。

及尔臭味，异苕同岑。

义结在昔，分涉于今。

我怀惟永，载咏载吟。

其五

言以忘得，交以淡成。

同匪伊和，惟我与生。

尔神余契，我怀子情。

携手一壑，安知尘冥。

【赏析】

 在魏晋文学史上，郭璞诗歌向来以五言“游仙诗”著称，但本文所选的是他所作的两首四言赠答诗，这些赠答诗虽然不如其“游仙诗”那样广为人知，但同样都能体现郭璞诗歌的独特个性。在本文所选的这两首诗中，郭璞主要是以古雅端庄、玄远飘逸的诗歌语言向温峤传达了自己与温峤之间真挚热烈的知己之情。

 钟嵘在《诗品》中，对郭璞的诗歌创作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说其诗“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刘勰《文心雕龙》亦云：“景纯艳逸，足冠中兴。”这些评价都明确指出了郭璞诗歌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同时也都提到了郭璞诗的鲜明个性与创新之处。

 从郭璞写给温峤的这两首赠答诗所传的情感上来看，第一首，郭璞以“松”“竹”意象鲜明形象地表达了自己与温峤正直坚贞、不合流俗的处世态度，又以“异苕同岑”表达了自己与温峤，虽然气质秉性、处境出身不尽相同，但却因为拥有共同的志向和理想，从而结成的深厚友情。

 第二首，“言以忘得”出自于《庄子·外物》篇所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言以忘得，交以淡成”这两句是说，郭璞和温峤二人之间的交往不存在利益机心，不会为外部因素所影响，因而可以达到“交以淡成”的质朴纯粹的崇高境界。“尔神余契，我怀子情。”这两句则是说二人精神契合，心意相通。“神契”意为彼此之间精神上的高度认同与相通。

 此外，郭璞诗歌中的老庄思想比较突出，又受当时士人“谈玄”风气的影响，虽是赠答诗，但其中的玄学意味较为明显，如“壑”“尘冥”等意象都具有典型玄言诗特色。究其根源，还是在于当时士人受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影响，全身远害、忧生之叹处处可见，面对仕进与隐居的选择又似乎无所适从；“尘冥”既有“和光同尘”的意味，又不乏“周将处乎才与不才之间”的处世选择。而正因为郭、温二人精神上的高度契合，故而能够彼此相互信任，而不必在意周遭的俗世纷扰。

 郭璞出身于河东，颇有才华。他的父亲郭瑷西晋时曾任建平太守（包括今重庆巫山及湖北秭归等地），出身寒素。郭璞本人少年时期生长于河东，成年后由于“五胡”之一的“前赵”刘渊起兵于平阳，他和家人遂被迫南迁避乱于东南。到达东南后，郭璞的母亲和兄长先后去世，此后其又身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严峻政治局势之中，“乱离方焮，忧虞匪歇”（《答贾九州愁诗》）。据《晋书》记载，王导担任丹阳太守时，郭璞曾做过王导的参军，很受器重。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之后，郭璞又先后担任过著作佐郎和尚书郎；在晋明帝司马绍还是太子的时候，郭璞就与温峤、庾亮等人多有往来，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郭弘农集题辞注》中云其三人有“布衣之好”。郭、温二人祖籍之地都在晋地，既是同乡，又彼此相知，但真正使郭璞发出“神契”感慨的恐怕还是由于王敦之乱。《晋书》等史传中往往乐于渲染郭璞事迹中有关卜筮、风水的相关记载，似乎热衷于把郭璞刻画成一个怪诞、简慢，沉于酒色的方术之士。但实际上，郭璞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态度很敏锐，其立场是正直而坚定的。

 王敦担任江州刺史时，为了掩饰其政治野心，向朝廷请求由温峤担任左司马。而此前郭璞就在王敦府中担任记室参军（主管文书的职务）。据史传记载，公元322年11月晋元帝驾崩，由身体病弱的晋明帝即位，久有野心的王敦于是想要趁机作乱。作为王敦身边掌管文书之人，郭璞敏锐地察觉到了王敦的异动。他不仅当面劝阻王敦不要铤而走险，还在形势危急之时，帮助温峤和庾亮下定决心辅佐朝廷平定王敦叛乱。最终郭璞由于点破了王敦的心思而遇害，但王敦之乱在温峤的强力阻击之下，仅两月之余便遭覆灭。虽然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准确判断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但从郭、温二人的事迹行止记载来看，郭璞在诗歌中所传达的二人深挚友情，则毫无疑问是有着非常坚实的现实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