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民|也说太原古代灾异遗事

也说太原古代灾异遗事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绝无可能总是河清海晏、柳绿花红，也当然会伴随着山崩地裂、旱魃洪魔。这些自然灾害携来苦难和痛楚，但同时也铸就人类顽强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培育起全社会同舟共济的人文襟怀。作为山西省会的太原城数千年的发展史，照例也是一部与自然灾害的抗争史。

太原古城最早见于史籍的天灾，有学者认为是《古本竹书记年》记载的“晋河绝于扈”。发生在周贞定王六年（前463年）的晋水断流，简直是古晋阳遭遇的断炊大灾。因为晋水不仅是晋阳城的天然护城河，也是百姓最重要的生活生产水源。但也有学者指出，“晋河绝于扈”是春秋晋国境内的黄河改道事件，“扈”并非指晋阳城邑，而是现在河南或河北某地的古地名。不过致使黄河改道的巨大力量，很可能是周贞定王三年（前460年）晋国境内那次大地震。

山西多震。山西地震带由大同、忻定、太原、临汾和运城“五大断陷盆地”构成，山西地震的66%，都让这几个断陷盆地及邻近边山承包了。太原古城虽处在震情频次较高的断陷板块上，但2500年来5级以上地震却只有11次。最早的地震记录，为东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年），而最大震级的一次，发生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那场6.5级的地震持续了1个月，“坏城壁屋宇，人畜多死”， 河东太原府城特别是黎民百姓的土屋瓦舍毁得差不多了。但太原最吓人的地震出现在元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明人徐应秋在他的《玉芝堂谈荟》中写道，这场地震连绵“凡四十余日”，不仅“震裂坏民居舍”，竟然还有“火从裂地中出，烧杀数万人”，可见损失极为惨重。不过徐应秋嗜好猎奇，讲述多穿凿附会，还不足以成为信史。

“山摧”也即山体移位，是另一种完全无法抗拒的地质灾害。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和万历四年（1576年），太原晋祠后的悬瓮山两次发生“山摧”，幅度一次比一次大。史籍没有记载悬瓮山在这两次移动中“走”了多远，但通过今人对晋祠唐叔虞祠的移建考据，可以知道在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悬瓮山就发生过一次移位，而这次“山摧”引发了大面积山体垮塌，滚落的山石直接砸毁了叔虞祠。此后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续建圣母殿和新叔虞祠时，把建筑的位置和朝向都进行了调整。而在更早的唐长安元年（701年），晋祠还曾出现过“晋祠水赤如血”的现象，晋祠泉眼涌出红水，仍可能是悬瓮山地质活动使得地下水发生了异变。

古太原还发生过天降血雨的异事。《北齐书》载，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冬十二月癸巳”，“雨血于太原”。北齐霸府晋阳落下雨血，被武成帝高湛视为凶兆，遂下令在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建造“大总持寺”驱邪祈福。今人当然已经明白，降水呈现红色，是因为强风把大量尘埃和沙子带入云层，致使雨水发红，本来无所谓吉，也无所谓凶。但太原一场蒙蒙雨，寺院连檐300亩，可惜没过几年，这座规模堪比洛阳白马寺的著名大庙，连同高齐政权晋阳城内的恢宏宫殿，被战胜国北周以“华奢过度”为由一起“除荡”拆毁了。一场雨水激发的跌宕剧情，真让观者感慨万端。

雨水总是携风而来。时雨春风，润物无声；暴雨狂风，即成祸患。《新唐书》记载，唐中和四年（884年）“六月乙巳，太原大风雨，拔木千株，害稼百里”。能够把大树连根拔起的大风，已属飓风级，而让古城为之颤栗的10级以上大风，此后还出现过4次：宋开宝二年（969年），“太原城下大风，一夕而止”；明洪武四年（1371年），谢成在晋阳城旧址开工新建晋王府，“椽础既具，一夕大风尽坏”；乾隆十九年（1754年）八月，太原重现“大风拔木”骇人情景；清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十五日，太原“大风天赤，连日昼晦。”道光这场风，就不只是纯粹的自然灾害，大风扬尘，白昼如夜，已经与人祸连在一起了。

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干预，必然引发生态问题，而古城太原，早在东汉时期就收到大自然发出的警信。《后汉书》有记，汉灵帝建宁中（168—172年），“狼群数十头入晋阳南城门，啮人。”狼群进入城市攻击人类，表明人类及家畜的活动范围挤占了狼原来的生存空间，狼们于是被迫发出与人们冲突的嚎叫。只叹古人没有及时领悟这一点。

狼斗不过人，而水却能。唐武德四年（621年），朝廷在汾河上游置静乐、汾阳、六度、宜芳、合会、丰润等6县，这一区域的县级建制进入最稠密的时期，区域农业开发也随之升级，山地坡地林地被大量开垦成粮田。宋大中祥符元年（1009年），朝廷为修筑浩大的玉清宫殿，派遣工匠在岚县、离石、汾阳一带大肆砍伐古柏，也造成汾河流域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一切，造成汾河水患严重威胁太原府城安全，才有陈尧佐匆匆来并治理汾河之事。但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七月，汾河再次泛滥，连记载赵光义攻克北汉功绩的“崇圣寺碑”也卷入滔滔洪水。清廷为防范太原民间造反，连娄烦民间养马也被禁绝，牧民于是弃牧而耕，使汾河上游的生态更加恶化。因此清时汾河水患频发，乾隆元年、十七年、二十二年、三十三年、四十年太原都曾遭遇水灾，特别是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的夏天，“大雨如注，风峪水暴发，浪高数丈，怒吼如雷。西郊尹公祠戏楼逐波倾圮，居民庐舍为之一空，坏西城四十余丈”。汾河水患，一度成为当时太原官民的心头大患。

（马绍民  山西省煤炭文联作家协会太原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