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5年,我出生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山村,小的时候,家里生活困难,我种过地,也打过短工。到了1940年,日本人开始在我们村的周围建封锁沟、炮台、铁丝网来限制八路军的行动。我们村被日本人“扫荡”了3次,抢粮,烧房,杀人,十分残忍。这样的情形我亲眼目睹过两次。从那之后,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参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带着对侵华日军刻骨的仇恨,1943年,我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没有武器,都得自己造,我就跟着学造手榴弹、地雷等。
1943年麦收时节,日本人来抢麦子,我们游击队分成几个小组保护老百姓。一天,天还没亮,日本人发动了攻击,炮声枪声随之而来。当时我是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守在我们要保护的地道口的最前线,地道是有门的,上午9点半左右,一个日本人一脚踹开了我们这个地道口的大门,进来后拿着刺刀左右观察。我们在暗处,他在明处,他看不到我们。我让大家都别动,拿出自己仅有五发子弹的手枪,从地道口的缝里瞄准日本兵开了一枪,打中了他的胳膊。因为枪是我们自己制的土枪,射程和威力都十分有限。鬼子赶紧跑了出去,一边跑一边喊“有八路,有八路”,我追了出去,追了不到100米,就看见大概有一个班的日本人往我们这边过来,于是赶紧钻回地道躲了起来。日本人发现了我们的地道,拿着麦秸在地道口烧,想逼我们出来。最后,气急败坏的日本人下了地道,翻译官在最前头边走边喊“老乡你们不要跑,你们上去吧”,我又朝着日本人开了一枪,这次没有打中,但是日本人没有再敢往下走。到了晚上,日本人还不走,住在了地主家。我拿着手榴弹扔到日本人住的地方,隔几个小时扔一颗,搞得日本人一宿也没有睡好。这次和日本人的战斗极大振奋了我抗击日寇的信心。
1944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工作也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我被调到了区里当干部,工作一年后,1946年,我又被调到了野战军。我带着手枪背着背包走了三天才走到晋察冀边区,就这样我正式入伍参加了解放战争。期间我先后参加了大大小小上百次战斗,多次负伤,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47年,攻打石家庄,我所在部队从蔚县顺着一条河往石家庄走,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分白天黑夜地赶路,战士们又饿又困,晚上稍做休息的时候,在地里挖个红薯或者胡萝卜,在身上简单擦擦就这样充饥。还有一次,平津战役的时候,我们从内蒙古经过昼夜急行到达张家口地区,晚上部队要涉水过洋河,那时天寒地冻,河面上已经结冰,战士们穿着衣服趟水过河,等过了河,衣服都冻得硬邦邦的。那时的生活是异常艰苦,但战士们从来没有放弃和退缩过。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太原战役。1949年4月20日,各部队开始全线进攻太原。当时的太原被称为碉堡之城,大小碉堡有几千个,小北门城墙又高又厚,想要登城必须有先锋队员为后续部队先打开突破口。我们部队接到了这个任务,要将小北门城墙打开一丈宽的口子,好让后续部队顺利通过。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在攻打城墙时,光掉下去的就有28人,城墙下血流成河,不断地有战士冲上来与城墙上的敌人厮杀。敌军一炮打下来,“轰”的一声巨响,5名战士当场牺牲,只剩下我和另外两名战士。当时我回头看,只见遍地都是战友们的尸体,心很痛。几小时的厮杀后,我和战友们攻破了城墙,大批精锐作战官兵终于可以冲进太原城进行大决战了。经过数日艰苦卓绝的斗争,4月24日,太原解放。在这场战役中,我的左耳被炸聋。
1949年10月1日,我成为检阅部队方阵中的一员,接受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及30万首都群众的检阅,亲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盛况。当我所在方阵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随着一声命令,战士们的脸全部转向了天安门,当时心里一股热流在激荡,感觉特别的自豪。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所在部队是1951年9月从河北省出发到达朝鲜的,从河北衡水坐火车到丹东,当时入朝的铁路被炸断了,我们是搭浮桥过的鸭绿江,过江后,又经过6个晚上的行军,才到达了我们的驻地清川江。战争中,为了更好地掌握控制权,有效打击敌人,志愿军决定在朝鲜境内修建飞机场。我所在部队的任务就是修建机场。那时的我年轻气盛,不怕苦、不怕累,生病了也不休息,带病坚持工作,手上打起血泡也不吭声,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劳动强度特别大。这都不算什么,最让人恼火的是我们白天修建,美军的飞机晚上会打照明弹来进行轰炸,我和战友们只能在轰炸的间隙加班加点再进行抢修。我们昼夜不停地赶工,大概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机场就建成了。在修建飞机场的过程中, 牺牲了60多位战士。机场建成,飞机可以起降了。这样敌人的飞机从汉城起飞,我们的飞机就从清川江起飞迎战敌机。美国兵怕死,志愿军不怕死,几个回合下来,我们很快掌握了控制权。有了控制权,抗美援朝的物资白天也能运输了,部队也能白天行军了。
艰苦的几十年过去了,直至今天,每每回想起牺牲的战士,我总是忍不住的掉眼泪。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用勤劳、智慧、勇气奋斗出来的,希望年轻人好好珍惜,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发奋图强,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