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拂晓，太原城外突然炮火连天。一千三百多门大炮同时发出怒吼，城墙内外瞬间被浓烟和烈焰吞没。三个兵团的战士如潮水般涌向城垣，喊杀声震天动地。
很多人后来才得知，此时在指挥所里下达最后总攻命令的，不是苦战了半年的徐向前，而是彭德怀。
这难免让人心生疑问：太原这场硬仗，明明是从一九四八年秋天起，由徐向前一手布局、苦苦经营了五个多月的“棋局”，怎么到了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刻，站在帅位上的人却换成了彭老总呢？要解开这个谜，还得从徐向前那一段艰难日子说起。
一九四八年十月，徐向前手上能用的兵力只有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和一些地方部队，加起来八万多人。而困守太原的阎锡山，手底下却有十几万人马，轻重机枪、山炮配置齐全。兵力不占优，火力更是吃亏，硬冲硬打肯定是下策，只能智取。
徐向前制定了一套“围困、瓦解、逐渐削弱”的打法。他不是不想快，而是实在快不起来。太原城被阎锡山经营了整整三十八年，城防工事修得密密匝匝，碉堡群星罗棋布，暗道如蛛网，还有层层电网、外壕、峭壁，号称“固若金汤”，强攻的代价谁都不敢想。
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太原东山。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点，敌我双方反复拉锯，你争我夺。阵地常常是白天丢了晚上再夺回来，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浸透。部队伤亡很大，可徐向前依旧咬紧牙关，稳稳指挥，一点一点把阎锡山的外围硬壳敲碎。
那段时间，徐向前的身体非常差，经常是躺在担架上、靠着止痛药坚持指挥。可他心里清楚，这仗急不得。他就这样拖着病体，用五个多月时间，把太原周围的据点一个个拔掉，把十几万守军的活动范围越压越紧，逼得敌人喘不过气来。
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太原已经成为一座断了生路的孤城。阎锡山的空援通道被切断，城里粮食越来越少，军心动摇，人心惶惶。通过政治攻势，已经有上万名敌军官兵放下武器投诚。可以说，总攻能够顺利展开的基石，完全是徐向前前期那段忍韧苦斗给铺就的。
就在太原一点点被收紧绞索的时候，全中国的棋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一九四九年一月，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胜利落幕，国民党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尤其在华北，随着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整片大地就只剩下太原、大同等几个硬钉子还扎在那里。
中央军委的目光，早已越过太原，投向了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和向全国进军的宏大战局。在这种形势下，太原先前的消耗战节奏，就必须改变了。它不能只是一场慢慢熬的区域性争夺，而必须变成一声响彻大江南北的号角，为新中国献礼，并腾出精锐主力南下西进。
为此，需要一场绝对碾压、雷霆万钧的速决战。中央下了大本钱，立即将在平津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十兵团，以及四野的炮兵第一师，全部调往太原。这下子，太原城下我军集结了三个主力兵团，外加空前强大的炮兵，兵力、火力都形成了压倒性优势。
这么一支庞大的多兵团合成攻击集团，需要一个能够镇得住各路人马、又擅长组织大城市攻坚战的统帅。此时，彭德怀自然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他当时担任解放军副总司令，协助毛主席和朱老总统筹全军，威望极高，说话分量十足。
更重要的是，彭老总刚刚指挥完西北战场一连串大规模战役，对于协调大兵团、多兵种协同攻坚，经验丰富，指挥风格果断迅猛。由他来统一号令第十八、十九、二十这三个兵团，能把各部战力捏合成一个更硬的拳头，确保这决定乾坤的一击万无一失。
把这比作一场接力赛就十分贴切：徐向前跑完了前面最费体力、最艰难的弯道，用耐心和毅力把对手拖得筋疲力尽；而后，接棒的彭德怀，正是最适合完成最后闪电冲刺的选手，只需将积蓄已久的力量瞬间爆发，直插终点。
徐向前本人对这次指挥权交接，表现出极其坦荡的胸襟。他完全理解并拥护中央的决策，毫无芥蒂地配合彭老总，把前期掌握的所有敌情、地形、部署情况一一交代清楚。在他心里，个人名位事小，整个战局的胜利事大。
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品格，正是那一代将领身上最动人的光芒。大家都为了同一个目标，没有丝毫门户之见，一切听中央安排。将帅之间的这种革命情谊和高度职业素养，本身就是我军能不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可以说，没有前五个月那种细刀子割肉般的残酷消耗与铁壁围困，总攻之日绝不可能打得那样酣畅淋漓。阎锡山的外围防线早已被啃得支离破碎，城内守军缺粮缺弹、士气低落，就像一棵被摇松了根的大树，只需一阵狂风便能连根拔起。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总攻的狂风终于席卷而来。
上千门大炮将城墙轰开缺口，十八兵团从东面猛攻，十九兵团从南面突进，二十兵团自北面卷杀，各路大军像汹涌的潮水涌入城内。仅仅经过四天激战，阎锡山经营三十八年的老巢宣告解放。
太原城头的硝烟，为华北战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这场大捷更为渡江战役和全国大进军吹响了嘹亮的号角。
从那以后，人们记住了彭老总那雷霆万钧的最后一击，也渐渐懂得了徐帅那沉默而厚重的奠基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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