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的斗殴
9月23日晚参与打砸抢的工人数量约为2000人，持续时间近4个小时，但这似乎并未给太原富士康造成强烈的紧张感。除了直至次日下午的厂区戒严和一天的临时放假，以及被损毁严重的商业街店面难以一时修缮外，这里随即恢复了昔日的人流和平静——“这是一场不涉及生产的斗殴。”
冲突的起始点在富士康科技园的员工宿舍区内。一名河南工人晚上在外边喝了酒，进园区大门时遭到保安的盘问，“工人没带员工卡，和保安冲撞了几句，闯了岗，当时只有一个保安在执勤，后来几个保安开着电瓶车追了进去，把工人揪到车里揍了一顿”。富士康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被打的工人很快叫来了自己的同乡，狠狠地教训了保安队长，于是双方开始群殴。
此时是晚上23点多，恰好是夜班工人就餐的时间，混战很快变成一场骚乱。当时正在园区商业街吃饭的一位工人对我说，至少有两三百人在店铺外面搞破坏。“超市、中国移动的店铺都被砸烂了，手机、香烟、食品被抢了个精光，银行的玻璃也砸烂了，就差抢取款机里的钱了。”亢奋的加入者们起着哄，和其他人沿着园区街道扫荡每一个可能有保安存在的角落，“警车被推翻、砸坏，警灯还一红一蓝地闪烁，有人点着了摩托车和电瓶车，一片火光。”走在骚乱队伍中的小刘告诉我，虽说官方的数字是参与者2000人，但大多数人只是跟着看，他当时之所以没离开，是因为人群正往一幢女生宿舍楼方向走，自己的女朋友就在上面住。“不过人们只是把岗亭里的保安揪出来打了一顿，砸坏了岗亭，没人冲进宿舍里去。”
那些没来得及脱掉制服躲避的保安被狠狠地打倒在地，“看见穿保安服的就打，每个人至少被几十个人围着”。对保安的积怨变成了工人的一致行动，小刘说，他曾看见一个楼道里的山东人和河南人打架，其中一个还打破了头。“保安来了之后，不知怎么把双方的人打了，结果所有人都火了，开始围着保安打。以前被保安打过、骂过的人这次全都找到了报复的机会。”直至次日凌晨2时许，骚乱才得到了控制。太原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事件中有40人受伤，均为男性，其中3名重伤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其余伤势较轻，没有人员死亡。
与餐厅、宿舍等后勤部门一样，保安队也被外包了出去。富士康上述工作人员告诉我，保安队实际上是由太原小店分局派出的协警组成。太原富士康科技园是山西最大的引进外资项目，引进之初，政府便承诺负责园区规划、厂区建设、招工等工作，“富士康要做的只是搬来机器”。富士康的保安两班倒，在9个大门执勤的保安每班10人，在宿舍A、B、C、D区共有20多个警亭，每个警亭每班1人，另外在每个车间内外还有数量不等的保安巡逻。
保安是富士康军事化管理体系的延伸。进大门刷卡、进工厂走安检门、在厂区里必须走斑马线、园区里行走不许吃东西等等，这些都离不开保安的视线，一旦违规，保安有权对此进行盘问。“进大门时保安可以要求任何人把厂牌拿过来看，往往是一些他们看不顺眼的，或者长得漂亮的。”有时候保安会故意用严格的厂规刁难人。如果穿过车间的安检门时，身上的金属物件无法卸下，保安通常会用扫描器手检。一个工人告诉我，有时他们完成了工作量想提前出去吃饭，保安会拒绝手检。“他让你等到下班时间，等别人排队过完安检之后再给你检查，耽误了好长的吃饭时间。”工人陈星说，他刚来富士康没几天就差点和保安打起来，原因是进车间时身上带了一支水笔。“工厂规定不能带笔进车间，怕你在里面装小螺丝刀。我刚去不是很清楚，进门安检时，保安不说任何理由就把笔拽走了，那感觉我就跟低人一等似的。我跟他吵了起来，他拽过我的厂牌要看，还威胁说，如果不是在车间，他早就打我了。”保安常常出言不逊，工人会招来莫名其妙的侮辱。“有一次我看见一个男工人穿一件紫红色的女式工服进大门，保安在旁边笑道，你傻×了？穿女人衣服进来了！大门有两个刷卡区，一个是‘员工区’，一个是食堂、宿舍的‘驻厂区’，工人不小心刷在了‘驻厂区’，保安会骂，你瞎眼了！”
保安的素质并不高，里面不乏附近城中村里的小混混。与富士康厂区南门隔马路相望的南黑窑村里，街头小混混常在半夜出来抢钱，一个在村里租房子的工人说，发工资那几天，晚上他们都不敢太晚出门。与工人相比，保安的工作轻松很多，车间里工人在工作，保安可以趴在门口的桌上睡觉。保安的工资在每月1700元左右，比工人低，但因为不被富士康管理，行事猖狂很多。陈星说：“我的一个工友就是因为女朋友被保安骂哭了，直接从车间冲出去把保安给打了，打了架就要被开除，这是富士康的规定。但保安不用遵守这个规定。”上述工作人员告诉我，富士康给保安队配备了电瓶车、摩托车和自行车，保安经常炫耀着在厂区里开得飞快。有一次，一个保安因为开摩托车速度太快，一头撞在了园区里停在路边的洒水车上，当场身亡。在此之后，富士康把保安的摩托车换成了电动车。
老乡的纽带
富士康工人的入职工资在不断上涨，最新的政策是，入职4个月后，基本工资2000元，而上半年的标准是入职9个月后，工资1800元，目前的待遇水平已接近太原市的平均工资。本地的就业市场一年前就接近饱和，临近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省由政府安排，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太原输送劳动力。“往往是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招，到了县里，就是把一个中专、技校的所有毕业生都统一送到太原。”上述工作人员说。富士康也会大批抽调其他厂区的工人来支援，深圳观澜厂区4个月前抽调了7000多人，这次参加斗殴的河南工人，有些从郑州厂区刚刚调来一两个月。
一开始，老乡的纽带关系的确是最强的。他们可能来自同一个乡村、同一所学校，相互抱团能在陌生的环境里获得安全感，同时也对这种特殊的工厂管理方式更加敏感，容易相互暗示和传染。孙小飞是本地人，年初进厂后他就和其他500名山西人一起分到深圳观澜厂区，在那里学习一段时间的iPhone4S生产技术。500个人分在了一个车间，刚去一个月就和车间的线长打了4次架。“我们刚去，技术不熟练，但线长明显歧视我们，经常骂我们笨，还说你们这些外地人来这里干吗。一个山西工人和线长打起来，所有的山西工人就会全拥上去，车间里的几个组长也不敢管。”4次打架以开除3个山西人告终。“工厂里规定我们每天统一上工，统一吃饭，统一回宿舍，不许和其他人交往，那段时间我们完全都处于封闭状态。”
山西人在深圳的作业安排实属特例，在太原厂区，刚刚分来的老乡们会被迅速打散，分流进各个车间填补空缺，老乡之间原本致密的群体感不久就会被抹去。“从还没入厂就有种被当成牲口任人挑选的感觉。”进厂半年的山东小伙儿郑林说，“刚来时富士康的招聘员对着一屋子人说，伸出胳膊，张开五指，还要简单地做一些伸缩动作，由他们前前后后进行检查；体检测身高体重时每个人要大声报出姓名，以证明自己不聋不哑。仿佛就是集市上的主人给予我们当牲口的权利。”在宿舍安排上，老乡也是不允许住同一房间的，甚至日后同一车间的工友也不会住在一起。“宿舍里脚丫子味可臭了。我们刚进去时宿舍里已经有6个人住，新来的有4个。有些人上白班，有些人上夜班，宿舍里太吵，很难好好休息，有些人很长时间也不会说几句话。宿舍管理也很严格，不能自己洗衣服、不能用吹风机、不能抽烟、不能晚于夜里23点回宿舍、不能进入其他的宿舍楼……”初入厂时群情激昂的感觉不再有，面对介绍自己来的老乡在斗殴之后被送出了厂，他平静地搬出宿舍，在相对较偏僻的马练营村租了一间7平方米的小屋，每月房租300元。他几乎再没有其他的朋友，可也不觉得有足够大的动力推动他在老乡之外寻求新的社会关系。每天他与人交谈最多的时间是去食堂吃饭排队的空当。“餐厅人太多，排队要40分钟，在这个时候和线上的工友聊天。在车间虽然可以悄悄说话，但加工手机外壳，只有把材料放进模具后等待的24秒时间有空闲，太短了，说不了话。”
繁重的工作令郑林无暇维护任何一段友谊。“20点下班，打完卡差不多20点半，回来洗涮洗涮，最晚22点半就睡了。”加班是富士康工人提高待遇的最主要途径，那些忙着赚钱的年轻人看到延长工作时间可以得到明确的回报，渴望长一点、再长一点的心思越变越重。按照正常的加班量，每月的加班费很可能超过底薪。“厂里有2/3的人想加班，但‘苹果’对生产线有严格的规定，要求工人每星期工作时间不超过60小时。”工作人员说，工人实行两班倒，“换人不停机”，车间里24小时灯火通明。富士康实行的是每周轮休一天的制度，5个工作日在8小时以外每天加班不超过2小时，周末加班不超过10小时，每个月每个车间都会按照工作量对工人加班数量加以限制。车间的组长李双利说：“你不让加班，工人会来跟你闹。”他所在的部门生产电脑外壳，工作量没有生产苹果手机的车间大，工人有加班要求，只能把有限的时间摊得尽量公平。一些谈恋爱的青年男女搬到附近的城中村同居，有些因为双方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直到周末才能见到面。
一些孤独难耐的年轻人渴望用最直接的方式排遣寂寞。在太原富士康贴吧里，内容最多的是征友启事：“我今年21岁，想交一个女朋友，愿意的请加我QQ……”“富士康被外面叫作‘缺爱场所’。”陈星说，“在这儿，是个人就能找到对象，但很少有长久的。”他去年暑假被几个朋友鼓动进厂，几个人来的目的就是想在这里“谝姑娘”（泡妞），进车间以后他瞄准了目标，很快就把姑娘追到了手，两个人相处半个多月就分手了。“在这儿找对象就是你花我的钱，让我玩，说白了就是一种交易。今天我和你好，明天分手了，你还会去找别人，我也会去找别人。有的女孩行李都是装在箱子里的，随时就能搬到不同的去处住。”
“关爱”的下限
脱离了生产一线，富士康的管理层很难理解工人的苦闷。厂区里的商业街两边，有网吧、超市、健身中心、电影院、餐馆，有KTV，还有电子游戏厅，健身中心可以打篮球、排球、羽毛球、台球，还可以下棋，商业街靠近南门处还有一个街舞社团。每个月富士康会给工人发几小时的免费上网票，还有各种棋牌、长跑、球类比赛，以及一年一到两次的文化艺术节供所有员工参与。实际上能够参与的一线工人很少，更不用提开设的投资、英语、礼仪、专业技能等进入门槛较高的培训课程，它们与工人天然隔绝。最令陈星啼笑皆非的是科里组织的相亲大会，地点在小店区的“晋香楼”饭店。“就是一群人吃个饭，说是公司掏钱，先由我们垫付，每人60元，但至今没退给我们。”陈星说，入职培训时听人介绍，厂区里有相声社团，还给工人展示了社团拍的搞笑电影，他很感兴趣，问了好几个人，始终没找到地方，想想也就算了。“社团的活动比较适合那些闲人，活动时间是早上5～6点和晚上23～24点，哪个工人早晨下了夜班还愿意去社团里活动？”陈星爱好文艺，但在富士康从没上过台演出。“从没人通知我们可以报名参加文艺演出，除了特别爱表现的个别人会去主动打听。演出里的合唱节目也都是线长和组长级别以上的人员表演的。”
富士康的公开培训课件很多，常常以“线组长胜任素质能力提升”、“富士康线组长减压放松活动”等为题，这个中间群体是富士康能够真正“关爱”到的下限。这些往往选拔自一线工人的最基层管理人员，面对生产，能直接传递富士康的强势。他们在经济上虽不足以改变根本面貌，但也绝不再是均质的、原子化的无差别存在。
9月24日，在太原富士康骚乱中，一些店铺的玻璃被砸碎
车间组长李双利2007年大专毕业后进厂，是车间里的高学历，但作为车间里待的时间第二长的“老人”，去年才终于升上了组长，手下管理的工人90%以上都是“90后”了。组长要负责车间里几条线上的生产，调试机台、保证良率和产量、维护产线安全。“加工每一个零件的标准时间是15秒，但很多人都做不到，你只能逼着他们做。科长每星期给我们开会都会强调产量和良率，要求报废率在1%以下，但有时因为模具质量不行，真的很难做到，这就得跟上面说，要求调整加工时间。”李双利说，管理这些刚刚成年的小孩，有时免不了得用骂的，但真正关系他们利益的时候，李双利也会尽量维护他们。“有些小孩偷懒完不成产量，尽量劝他，最好不要上报，一来要通过课长、主管、上级主管层层审批，二来给一个处分对他年底的绩效考评会有影响。”在他的车间，即使工人没有提前请假，当天早上临时打电话也算准假。“7点40分点名的时候人没在我会给他打电话，会等到他8点半，如果到时候还没来只能算旷工了，一个月3次旷工将自动除名。这样的人没必要留在这里。”
对于低学历进厂的工人来说，成为线、组长是百里挑一的幸运。黄小华进厂4个月就当上了线长，此前他已经进厂3次，都觉得分配的岗位不好，没多久就离开了。黄小华说，这次进厂时被一个科长看重，把他分到了物流岗位。“我刚去没多久就出了两件事，从上一层仓库拉货回来的人少拿了料，我和库管关系好，去说了说，把料拿了回来，不然这就是事故。科长很高兴，后来正好有了空缺，我就当了线长。”黄小华在老家时曾经和当包工头的父亲去新疆挖煤，当时他负责监工，锻炼了能力。“我就跟矿工说，你们干完活儿就早回，干不完就等到干完为止。现在也一样，我们线上有7个人，我跟他们说，你们想怎么分就怎么分，只要安全拉货回来就行，干完活儿你们就去休息，每天下班前给我报一个数量就行。”黄小华摸透了领导的心思：“出了事领导才会找你，打个电话问你，能处理不？能！电话就挂了。每天跟领导汇报一下，今天工作没问题，领导才不会管你是怎么干的。”和白班相比，他更喜欢上夜班，在岗位上晃一圈，他就溜回和女朋友同居的出租房里，睡到后半夜再打卡回去。“凌晨3点以后岗位上就没保安了，这时再进厂也不会有人来盘问。”
“富士康把所有工作都切得特别细，以前我干过4S不良品测试，坐我对面的老员工偷懒，把产品往我这边使劲堆，一堆就是五六百台，干不完活儿还得义务加班。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芯片，时间长了，头就要爆炸了，的确脑子里就有了想跳楼的感觉。”富士康把工人的全部操作细化到每一个动作进行标准化设计，从而使之符合流水线作业，在这样的工作中，很难有出众的表现，升职也变得机会渺茫。黄小华说：“你按照标准化操作，领导永远不会认为那是你的成绩。只有当有人捅了篓子，你能出面给解决，那才算成绩。”
当了组长终于不用一直站在产线上，累了可以躲进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但李双利并未真正获得解放。他很后悔自己入厂时没有选择当“储备干部”，“那时候觉得进现场挣钱多”。但几年之后和自己一起入厂的同学相比，人家5年之后已经升到了“师二”，自己还停在“师一”止步不前。富士康的员工级别分为“员级”和“师级”，学历低的工人入厂时，级别是“员一”，专科生入厂级别是“师一”。“他两三年就能转一个职位，当储备干部容易和上面搞好关系，能得到重视。”李双利的儿子刚满周岁，一家三口租了一套小区的两居室，房租每年1万元。李双利的妻子在市区的一家三甲医院当护士，每天要从西南角的城郊穿越城市的对角线去上班，单程要一个半小时。李双利的房子简陋而肮脏，夫妻俩工作繁忙，如果没有双方父母的轮流照顾，根本带不了孩子。尽管他每月收入4000多元，但依然无法在这个城市真正立足。“以前小店可是农村啊，现在这里的房子都买不起了。”
虽然都在车间，但相比工人，线、组长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位工人说，今年上半年，车间领导带着他们搞了一次罢工，抗议工厂任务重、待遇差。“最后涨工资的是线、组长，我们一分钱都没涨。领导不带头了，我们也只好继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