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中瑛文章系列】民国时期的太原商会

清末以降，随着新政推行与实业兴起，商会作为联结官商、统筹商界的核心组织应运而生。作为全省政治、经济中心，太原商会的发展与山西商业兴衰、社会变迁深度交织。从清末商务会初创，到民国前期迭代变革，再到日伪统治时畸形存续，直至民国后期艰难维系，太原商会既是商民利益的代表者，也是商业秩序的维护者，其兴衰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在动荡时局中的坚守与挣扎。现予梳理，以飨读者。

上图为民国初期太原市商会，门口挂北洋政府五色旗，使用时间为1912年1月10日至1928年12月17日。意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也喻仁、义、礼、智、信五德文化

明清时期，随着晋商发展，民间陆续建立了以地域和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如遍布各地的“山西会馆”“全晋会馆”“山陕会馆”等，就是民间组织沟通交流的主要场所。至2008年，全国共有山西会馆558座，覆盖31个省区，其中山西65座。同时，为避免过度竞争，强化同业相助，实现共存共荣，自发形成同业行会。这些行会，凭借当地实力和影响，负责商定市场规程，协调商号纠纷，组织钱市交易和同业拆借，促进相互共存共荣。

上图为明初太原府城平面示意图

上图为清初太原府城街巷图

上两图为建于康熙年间，内蒙古多伦的山西会馆及关公像。据《清圣祖实录》，康熙西征葛尔丹，行经蒙古草原，准许各部旗向清军出售军需物品。山西商人蜂拥而至，把内地茶叶、瓷器、百货等运至多伦，而把马、牛、羊、绒毛、皮张等销回内地，旅蒙商业如火如荼。随着买卖做大，不同地域商人建起各自的聚会场所，谓之会馆

尤其到了清末，清廷倡导洋务，振兴实业，在中央设立农工商部，各省设立劝业道，并颁布《护商会》《商会组织规程》，鼓励筹建商会。并规定：商会禀复文件无需拘限公文体制，对农工商部、总督、巡抚用“呈”，对布政使、按察使以下用“移”，提高了商会地位，为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图为清末太原府城示意图

上两图为清末水西门外和太原城外的驼队

作为晋商之都，太原商业繁荣。商人为谋求自身权益，积极响应朝廷号召。由各行业行头牵头，多次召集会商，制定统一行规，草拟商会简章，全力推进筹建。

上图为清末太原府的“兵”

上图为1861年北京运水工和运水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太原商务总会筹备就绪。从有声望、资产丰的商绅中，遴选24人组成太原商务总会董事会，董事任期四年，每两年改选一半，公推曾纪纲为总理，韩谦为协理，由清廷正式委任，太原商务总会成立。会址设于正太街北侧裕商里，内设文牍、会计、庶务、勤杂等机构。

上图为1869年的北京磨刀工

上图为1907年太原府街景

初期《会章》规定总理、协理、会董为义务任职，后为保障工作积极性，补助车马费。商务总会经费由会员按资金规模分级负担，入会需填写志愿，经董事会核准，成为正式会员并发证，成立初期有会员561户。

上图为1902年的太原梅院花园，藏于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

上图为1907年太原府牌楼

商务总会任务有两项：一是振兴实业、发展地方经济，推动太原商业、手工业规范发展；二是代表商民利益，在官商间发挥桥梁作用，代商民向官府申述、提出合理建议，呼吁减轻税捐，调解行会、帮派、商户间的纠纷，维护商界秩序。

上图为1907年山西巡抚衙门前的照壁，即现督军府前

上图为清末晋商、清源县东罗村时成德

在省商会未成立前，太原商务总会代行省商会管理职权，先后协助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等建立商会52个，形成覆盖全省主要区域的组织体系。未建立商会的各县商号，可自愿加入，待本县商务会成立后，再予注销或转入本县商务会。

上图为1909年的山西商务局

上图为明清时期的阳曲县衙旧址

辛亥革命后，太原人口激增，由清末3万人猛增至10万左右，各地商贾纷纷云集，太原市场日趋繁荣，商号迅速增多，商务工作日益繁重，太原商务总会也进入迭代发展新阶段。

上图为1912年袁世凯被公举为中华民国第壹任大总统与五色国旗的中英文海报

上图为袁世凯当政时发行的中华帝国银圆

上图为太原市民全家合影，挂五色国旗

上图为清源县西马峪村郭登科（左四）在东三省双城堡拉林场“广兴复”商号留影

民国初年，太原商务总会重订章程，规范了组织架构，召开各行会代表会议，着手筹办商团、商事公断处、商业讲习所等机构，进一步完善职能。当时入会商号778户，会董45人，裴清源任会长，渠本澄任副会长。

上图为1920年的发票

上图为1927年南京特别市猪业同业公会整理委员会章。当时北伐刚结束，南京政府为强化省会治理，成立南京特别市，并全国推广。太原市因此正式成立，但由于市民仅13万人，不足设立市政府要求的16万人，故名称上为太原市市政公所

1916年，太原商务总会改为太原总商会，渠本澄为会长，鲁奎儒为副会长。民国七年（1918年），商会专设银行簿记学校和商业传习所，培养商界人员，提升从业人员素养。并购天平巷空地二亩，筹建体育场，丰富商界人士业余生活。

上两图为1921年至1927年，太原市政公所《租房折》及《太原市租赁房屋规则》。太原市政公所于1921年成立，是继广州后全国第二“市”，也是太原市级建制的最早雏形。1927年称太原市市政公所。1937年12月日伪组建太原市公署，1943年改称太原市政府。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政权成立太原市政府。中共领导的太原市政府于1948年10月17日在榆次县成立，1949年5月5日根据华北人民政府要求，改称太原市人民政府

1927年，国民党政府推翻北洋军阀统治。次年，工商部颁布《新商会法》，要求全国商会改组。太原总商会联合北平、保定总商会，向工商部申请修正相关条款，以适应太原商业发展实际，并力求改组兼顾商界利益，避免法令对本地商业形成冲击。

上两图为1929年《商会来件》，有太原总商会字样

上图为标有商会会长张缄三的茶杯

1930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倒蒋失败，晋钞大幅贬值，太原工商业遭受重创，商会工作陷入停滞。1931年8月，阎锡山返并，局势逐渐稳定，商业逐步复苏，商会工作步入正轨。

上两图为1929年银质阎锡山纪念币

上图为1929年和记钱庄第三届合账摄影

上图为1929年，太原利通长途汽车公司在首义门前留影

上图为1936年太同长途汽车公司董监会合影。1926年太原至大同公路竣工。1931年，10余家养车户组成晋北汽车合作社。1933年，阎锡山私营企业参股组成汽车公司，专营大同到太原长途客货运输

随后，太原总商会奉令改组为太原市商会，董事制改为委员制。同时，各同业公会也改组，每会推主席1人，再由各公会主席或常委中选举市商会执行委员15人、监察委员7人；随后由执行委员选常务委员5人，最终在常务委员中选主席5人。改组后，绸布业公会王肇泰当选主席，米粟业公会方有绪、当业公会齐甸、金珠业公会王敬、书纸业公会胥心一当选常委，商会工作逐步开展。

上图为三十年代的民众电影院

上图为1933年清源县洽和生同人合影

上图为1935年发行的物产证券，系为建立以实际物产为本位的货币制度，稳定本地物价与金融秩序，推动造产救国，借此应对南京政府币制统一与外部经济压力

上图为1935年太原中西医大药房发票

据1984年《清徐县地方志简讯》，商会是管辖全县商家的组织，是向当地统治者供应财物的支应机关。徐沟县商会于1910年成立，首任会长王连升，后有常富山、杨启华等。“七七”事变前，商会会长是赵学文，委员有森茂号掌柜马映斗、德兴厚掌柜郭庆初、庆丰源掌柜刘东、晋兴隆掌柜朱喜、聚庆泉掌柜侯振业，文书刘国祥，会计郭恒。

上图为著名晋商时成德与家人

上图为笔者老家清徐县东罗村、二姨夫李世进宅院。其父李永泰为齐齐哈尔“大盛永”百货铺二掌柜，1946年秋病故

上图为1946年10月1日东罗村裕洪当当票，书写者为笔者太姥爷、大掌柜时福三

上两图为清源县商会会长闫绪亮两个儿子的分家房产买卖契约和大儿子闫裕坤，契约定于1941年

据1984年《清徐县地方志简讯》，清源县商会于1937年7月成立，设正副会长1人 ，常务委员3人、执行委员3人 ，从日伪到民国后期，一直由连琇任会长。而据88岁的笔者姑父闫学礼和80岁的东罗村农民诗人闫瑞璧言，清源县商会应成立于清末，闫学礼祖父闫绪亮曾任清源县商会会长。上世纪二十年代闫绪亮去世时，县商会及众多商家都到村吊唁，整个村庄数条街停满小汽车、轿子、马车等，轰动一时，有口皆碑。

上图为1927年清源县商会职员恭送琐道龛县长荣升摄影

上图为1937年五台县商会同仁合影

上图为民国前期中山公园内的集市

上图为阎锡山去台后所书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市面萧条，除少数商贩勉强维持经营外，绝大多数商号纷纷停业，太原工商业陷入绝境。日寇为笼络人心，恢复市场秩序，便于经济掠夺，着手重建商会。同年12月，成立临时商务会，召集大商店代表，公推亨得利钟表店经理么伯章为会长，纸烟同业公会常务委员郑星五为副会长，负责处理临时商会事宜。

上三图为日本发行的“支那事变”铜质纪念章。支那事变即卢沟桥事变

上两图为1937年11月10日日寇入城

上四图为日军站岗、在首义门城楼和城墙巡逻，及在街上贴布告

上图为亨得利钟表店

1938年2月，临时商务会更名为太原市商务会，选举郑星五为会长，米粟业公会方有绪为副会长。商会沦为受日伪政权支配、控制太原经济、掠夺山西资源的工具。

上图为1937年，太原商人在东北开设的恒义永商号同人合影，门头挂“特别大减价”

上图为1938年的太原幼稚园

上图为太原市民听留声机

上图为从太原寄往日本京都的明信片

当时，太原市商务会除会长、副会长外，下设董事15人，5名常务董事轮流驻会，内设斡旋、会计、统计、总务、秘书五个股。驻会常委发车马费，各股办事、勤杂人员及商警按月发薪。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期的柳巷，市民骑车左行，警察路中值勤，顶部挂“慢”指示牌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期修马路，七八人拉着压路滚，来回碾平路面石渣

为扩大统治覆盖面，商会还设商事公断处、商业高等学校，连同21个同业公会、6个行业事务所、20个商贩小组，共有48个分支机构，领薪者200余人。商会经费分事务费和事业费：事务费按各商号资金规模分级分摊；事业费由商会董事会研究后另行筹措。当时全市商号共2676户，商会通过分支机构，实现对商业的管控。

上图为日本印制的军用手票“五圆”

上两图为军用手票背面文字

1940年，日伪政权强化了物资管控，各类商品出入太原均需办理繁杂手续。太原市商务会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变，主要向商民摊派物资、支差服役、征收税捐，仅留两三人处理事务，彻底沦为日伪盘剥商民的工具。

上图为日本人拍摄的迎泽门瓮城

上图为日军在太原街头喝酒

上图为日军所用酒瓶、酒壶、酒盏

上图为太原城外的日军和小轿车

上图为1938年太原市各业商号家数表

1941年全市各类公会及事务所、商贩小组情况如下：米粟公会51家、油业公会35家、绸缎公会21家、乾菜公会133家、纸烟公会61家、金珠公会17家、木业公会93家、靴鞋公会56家、估衣公会98家、布业公会139家、面业公会112家、书纸印刷公会81家、药材公会86家、钱业公会6家、津货公会164家、五金公会44家、饭业公会96家、酒业公会39家、表刻公会35家、古玩公会23家、巾带公会51家；烟叶事务所9家、铜业事务所39家、成衣事务所112家、理发事务所43家、旅栈事务所88家、乐户事务所50家、铁炉事务所96家、肉业事务所35家；商业一组43家、商业二组60家、商业三组67家、商业四组61家、商业五组54家、商业六组66家、商业七组43家、商业八组61家、商业九组53家、商业十组45家、商业十一组50家、商业十二组75家、商业十三组70家、商业十四组52家、商业十五组61家、商业十六组54家、商业十七组26家、商业十八组55家、商业十九组40家、商业二十组39家。

上两图为日本人在太原开设的寿司店

上图为1939年，日伪组织徐沟县学生上街参加“妇人会”宣传

上图为日伪时期太原商会《歇业报告书》

1942年1月7日《山西新民报》登载了太原商会四年工作，主要有九项：一是为商户核发证书，保障便利出行；二是办理斡旋家屋，日寇侵占后，太原商民出城避难，房产被“友邦人士”侵占，商民返城后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商会积极交涉，尽力保障民权；三是协助豁免营业税，减轻经营负担；四是组织20个商业组，每组管理50家，实现精细管控；五是设商事公断处调解纠纷，维系商业秩序；六是编辑商会年刊，记录商业动态；七是协助豁免部分税收，缓解商民压力；八是筹组实业银行，共募股150万元，1941年7月1日开业，缓解资金困境；九是重修庙前街关帝庙，三次募捐，共耗费3万余元。尽管商会有上述举措，但始终未能摆脱日伪控制，核心仍是为殖民掠夺服务。

上图为1941年，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读书周，巡回流动文库启动仪式

上图为新民公园凉亭，解放后拆除

上图为抗战时期，阎锡山政权第二游击区行署发行的公用粮票“小米半斤”。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将全省105县划为7个“游击区”，第二游击区于1940年成立，辖岢岚、岚县、静乐、忻县、宁武、五寨等13县，1941年8月称晋西北行署、晋绥行署。首任主任续范亭

据1984年《清徐县地方志简讯》载，日寇侵占徐沟后，徐沟县商会地址被维持会占用，县商会工作停顿。1939年4月，徐沟县维持会改为县公署，移往旧县衙门，商会恢复工作。1942年5月，选苏反鸣为会长，委员5人，文书1人，会计2人，通讯员1人，夫差1人。

上图为1937年徐沟县商会第二届执监委员合影

上图为1943年徐沟县商会职员合影

上图为开办于1930年的华泰厚服装店

据曾任华泰厚服装店副经理、太原市工商联领导组成员的田瑞庭撰文回忆，日伪时期，服装业是“赚好人的钱，受坏人的气。”正派人做衣服照价付款。有的人打算恶诈你，等衣服做好后随意挑刺，改来改去都不满意，最后只好不要工钱。最可恶的是宪兵队、警察局、领事馆的狗腿子，他来一个电话，你就得派师傅上门量尺寸、定式样，做好还得送上门。送去后准挨骂，至于给钱不给钱，连问也不敢问。有的给一些，给多给少不敢争执，有的干脆一个也不给。1943至1944年，日伪施行强化治安运动，对工商业实施许可价、停止价政策，许可卖多少不得超过，进价高也得按停止价赔钱卖，大部分商店奄奄一息。

上图为1942年，太原义泰祥开业照，开明照相馆摄

上图为1943年，日伪太原铁路学院第12批速成班学生合影。1940年，日伪在太原开办太原铁路学院，专门培养铁路人才

日寇投降后，阎锡山返并，重掌山西政权。太原商民一度欢欣鼓舞，纷纷恢复营业，各行业出现复苏。太原市商会也恢复，徐廷璧为理事长，新华烟庄经理梁殿齐为副理事长，德合昌经理贾大忠等四人为常务理事。

上图为1946年太原商会收取裕民公司11000元入会费的收据

然而，复苏态势并未持续多久。1946年，阎锡山以“公营事业董事会”等官僚机构为依托，将粮食等重要物资纳入统制，官僚资本凭借雄厚实力与灵通信息，大肆投机垄断，全面控制重要物资的流通与交易，私营企业遭沉重打击，太原商业陷入萧条。加之当局推行“兵农合一”，各商号从业人员被迫当“常备兵”，不愿者被编为“国民兵”，需缴纳优待粮，商号人力、财力被消耗，经营陷入困境。商会主要应付当局摊派、支差任务，难以发挥实质性作用。

上图为太原市建筑工会会员证章

上图为1947年“太原劳工剧团”珐琅徽章

当时，商会向各商号摊派的负担极重，包括筹借军粮、慰劳战士费用等。流程为：官方向商会下达征借、摊派数额，商会根据各行业经营规模、资金实力，逐一分摊任务，工作重心为催收摊派。商会曾向当局反映，1948年，梁殿齐等组成太原商界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向政府反映“太原商民负担太重，实难维持局面，请予减轻，以舒民困”等，请求当局体恤，减少苛捐杂税。

上图为1947年太原市民申请食粮配购表

上图为太原面粉仓库分发面粉

上图为开设于1913年的开化市场

据日伪时即到开化市福庆永棉布店的清源人李静2010年撰文回忆，抗战胜利后，绸布业公会有会员300多，临近解放前，公会开会，李静替掌柜参加。会上提出阎锡山要建花纱布公司，让所有会员摊派布匹，大户七匹，中户五匹，小户三匹，摆摊的一匹。李静当场提意见，但没起作用。最后布全被阎锡山运走。当时太原物价一日三涨，商会要求绸布零售店不得涨价。各店实际没多少布，没几天就卖完了，都让有钱人买走了，穷人根本买不上。

上图为民国后期，太原商会五人在督军府“自省堂”门口留影

在维护商民利益上，商会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反映：一是太原交通中断，航运费大涨，商品流通受阻，物价直线飙升，请求降低空运费，保障商品流通，缓解经营压力；二是因粮油实行统制，饮食业、馍饼业等原料不足，众商户纷纷歇业，商会为维系运转，及时向当局申请，但受战乱频仍、政权腐败等，这些诉求难以落实，更不可能改变困境。

上图为1948年太原商会请源生利钱庄收取利息的单子

上图为1948年8月22日，太原市长白志忻签发的到北平通行证。当时晋中战役已结束，出入太原非常困难。太原市立医院苗培畛因到北平采购药品，从钟楼街出发离并，加盖系列图章，是难得的实物见证

1948年底，太原被解放军包围，地面交通中断，空运日益紧张，各类物资输入困难，货币严重贬值，粮食、棉花、食油、布匹等价格一日数涨，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众多商号难以承受，纷纷倒闭，市面萧条。

上图为太原大方茶叶庄的“八宝”商标

上图为1949年太原晋生客栈庆记商号加入太原商会的申请书

据1951年《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一年半的工作报告》，解放前夕，全市仅有商号1057户，正常营业者不足700余户。商会规模一再缩小，人员流失严重，工作陷入停滞。

上图为1949年茂生工厂入会登记证

1949年5月5日，相关部门对解放前的商会工作进行了梳理：一是登记各类公司、工厂、商号、行庄的创设、歇业、迁移、更换经理、变更业务、增减资本、增减股东及更改字号名称等；二是调查工商业产销营业状况、物价变动、经济动态，及执行政府部门交办事宜情况；三是检查工厂、商号，对不遵守政府法令及商会规定的，进行劝导纠正，情节严重者呈报当局惩处；四是统计工厂、商号的营业歇业数，及各类物品价格变动数据；五是协助政府整理摊贩、行商，规范流动商业秩序；六是取缔买空卖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七是调解商人纠纷，维系商业秩序；八是培养商业从业人员150余名。

上图为1949年5月10日支前民工回乡证，系1948年10月14日至1949年5月，支援前线六个月，胜利完成解放太原任务

上图为太原战役功臣银质纪念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委、市政府积极改组旧商会和同业公会，1949年11月18日组成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1951年正式成立市工商业联合会，全国工商联则于1953年成立。

上图为1950年林香斋入会申请书

上图为1950年的太原老字号

上两图为1951年太原市工商联成立大会上，宋子纯主任作报告及通过的章程

上图为1951年4月，笔者老家清源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摄影

随着社会发展，太原民间商会于2003年更名为太原市总商会，陆续成立了以行业为特点的钢材商会、摩托车商会、汽配商会、混凝土商会、物流商会和以地域为特色的福州商会、温州商会、临县商会、原平商会、汾阳商会等组织。75年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市工商联作为联系民营经济人士的桥梁纽带、管理和服务民营经济的助手，为促进太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图为1952年10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为太原市人民政府委员赵沐卿签发任命书

上图为担任第2至7届太原市工商联主任的赵沐卿，于1958年在会上发言

上图为1956年太原市5000名职工和工商业者，庆祝公私合营报喜队到党政机关报喜

上图为笔者乡党、东罗村人、山西玉龙机电设备公司总经理、红岩经销商委会主任刘春玉

上图为全国工商联会徽

上图为2009年5月15日《山西商报》专版《东罗时家：仁义大财主》

上图为时成德六孙、校尉营学校原校长、著名篮球裁判时启舟在老家。1900年10月2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此路居

上图为笔者与时启舟和省政协文史专家穆雯瑛在时悦斋博物馆

本文参考资料有：1989年第三期《太原市志通讯·太原市商会（任步奎）》；2008年王能长著《中国晋商会馆目录》；2008年10月杨拴保主编，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行的《清徐老照片》；2011年贾立进主编的《民国太原》；2011年5月，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太原市总商会编撰，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太原工商联60年》；2013年6月，李茂盛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阎锡山画传》；2014年曹安吉收集，高恒如编撰，三晋出版社发行的《三晋民国老照片》；2014年刘香成主编，后浪出版咨询公司印制的《从鸦片战争到军阀混战的百年影像史》；2017年太原市杏花岭区文物旅游局编印的《杏花岭区老照片资料汇编》；2021年4月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太原市总商会编撰的《太原市工商业联合会70周年》；2023年时中瑛主编的《东罗村轶事》。

给与指导帮助的有：太原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窦力奋，省工商联原副主席郎宝山，省爱国拥军促进会宣传部副部长赵长齐，著名剧作家赵威龙，太原学院教授康玉庆，省晋商文化基金会会长李茂盛，省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穆雯瑛，省住建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兵，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杨云龙，市委党校副校长范富、副校长王小佳、教务部赵钰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侯丽琳，市社科院副院长张晨强、科长闫瑞平，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段建生，市直工委工会主席申凌志，市老年书画家协会主席杜成元，清徐县文史专家郭会生，教材收藏家贾大锦，红色报纸收藏家卫石东，校尉营学校原校长时启舟，姑父闫学礼，姨父李世进，东罗村农民诗人闫瑞璧，恩师时果珍，山西玉龙机电设备公司总经理刘春玉，王村派出所三级高级警长闫效仁，广西师范大学时宇骅，同仁张贵宝、张敏、叶建刚、兰振平、肖昊宸、李欣倡、李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