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后悔来到中国，上帝知道我是否在中国救了什么人，现在我很高兴能去到祂那里。”
注：Rowena Bird（贝如意，1865-1900）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90年来到中国山西省太谷县传教，1900年7月31日在义和团运动中殉难，那天也是她35岁的生日，她也曾是民国大佬孔祥熙青年时期的老师。
图1 Susan Rowena Bird（贝如意，1865-1900）©️ Oberlin College Archives
对义和团运动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山西地区的教案应该是华北各省最为惨烈的，美国公理会、英国浸礼会和各地的西方传教团在山西的传教士和教民几乎被屠戮殆尽，以至于山西全省22个府州县被根据《辛丑条约》第二款第二条规定：“将诸国人民遇害、被虐之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的条款被停止科举五年，以示惩罚。并且在太原猪头巷修建了这座纪念太原殉难外国人的纪念碑。
作为教案研究方面一个完全的门外汉，为了研究好这张照片，看了不少文献，试图太原教案有一个较为明晰的了解。
在马达汉中国行末期在五台山面见达赖喇嘛前，他在太原雇了个导游，把当时太原城内的各名胜之地都玩了一圈，在整理他在华相册的山西部分时，我注意到了这张当时来山西旅游的老外都会拍的地方，那就是太原庚子教案纪念碑亭（图2）。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稍早的1907年也拍摄过这座亭子，其在西方人看来可谓是太原最重要的一个纪念地了。
图2 太原庚子教难碑亭 马达汉摄 1908 芬兰国家遗产局收藏 VKK269:1062这就不得不提到山西教案的始作俑者毓贤了。
图3 毓贤（1842-1901），清末官员，曾任山西巡抚。在义和团运动中支持拳民，导致山西发生大规模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后被列强指为“祸首”，清廷将其革职并处死。但他同时又是一名“官清如水，不受贿赂”的为带清尽忠到最后一刻的忠臣。毓贤"服官东省二十余年",在担任山西巡抚之前,曾长期在山东为官，历任曹州知府、兖沂曹济道、山东按察使等官职,从基层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来，对山东民情颇为熟稔。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毓贤深刻感受到列强威逼与民教冲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
“缘入教多非安分良民。在二十年前,平民贱视教民,往往有之,并未虐待教民也。迨后,彼强我弱,教民欺压平民者,在所多有。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依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24页)
毓贤仇教心理的形成有多重因素。首先,他对教会吸纳教徒时不分良莠的做法极为不满。在他看来,"抢劫之犯人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人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因而入教者有之",这些不良分子入教后,"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
毓贤的这些观察客观看来，其实也都没有错。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亦有行为不端者，教民更是挟洋自重者众多。
但核心原因，还是慈禧对外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本就倾向于抑洋的毓贤自然乐得跟随。1899年11月21日,清廷连颁两份极具分量的谕旨,一是针对山东教案问题直接寄发毓贤、袁世凯，指出：
“自上月以来,意大利兵舰多艘游弋烟台等地,殊为叵测,东海边防尤应及时筹备";
"嗣后倘遇万不得已之事……各省督抚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于口,并且不可存诸心。”
从这两封上谕便可以嗅到慈禧对外政策准备转向的味道。
袁世凯初任鲁抚时，致书其兄袁世廉道：
“盖朝政尽执之于顽固满臣之手，屡欲废弃皇上，奈无失德，兼迫于各国公使之公论，一时未便施行。而溥儁既立为大阿哥，乃父端王，跃跃欲试，急欲其子得掌九五之尊，彼得赫然为太上皇，一般满臣，趋炎附势，百般怂恿，无如被外交清议所阻，太后不敢冒昧妄行，于是端王衔恨外人如刺骨。”（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主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26页。）
事实上，除了像袁世凯这类脑子比较清楚的高层官员外，当时山西基层官员也许是出于对传教士的同情，也许是出于自己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责，或许他们对义和团的前景并不看好，或许他们也不能确信毓贤屠杀洋人的政策得到了北京中央政府的绝对支持。不管什么原因，官员对传教士进行了一定的保护。在六月底，一群人聚在太谷福音院高喊杀死外国人的时候，来浩德向衙门求助，士兵帮助驱散了人群。7月11日，贝如意听说官府逮捕了一个村里的义和团领袖。几天后，露美乐也写道县官告诉传教士他会尽力保护，他们也认为县官是值得信任的。太谷的县官被毓贤调到太原一段时间后，太谷才开始真正发生屠杀。汾州官员对外国人的保护直到8月中旬。先是在6月24日汾州县官答应传教士贴出告示警告人们不要迫害本地信徒和伤害传教士。随后几天他建议传教士要小心，并且尽量避免外出。当6月28日艾渥德的房子被团民攻击时，县官得知后亲自前往恢复秩序。在7月3-4日贾侍礼牧师写到县官传过话来说他会保护传教士，接着他还写道“他做了能为我们做的一切”。在7月8-14日他写到一群人扬言要攻击传教士，而被官府的人驱散。但是到了7月底8月初，事情发生了变化。7月27日汾州保护外国人的官员去世，他的继任者徐继孺8月12日到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屠杀外国人。（田会军，劫难与重生:美国公理会在山西 (1900-1919)2013）
毓贤亲自发动了太原西辕门灭洋事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一，太原东央巷教堂被义和团焚毁，毓贤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所以下令让太原的外国人迁居一处，以便于保护。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多”，由于他不知道，教会中其实设有慈善救济机构，所以想当然的认为这是“藏垢纳污，陷害良民，洵堪痛恨”的行为。接着他又发现“洋人复主使簧毒于井”，而且“十二日，艾主教遣书洞儿沟安司铎，大旨谓本主教或死或出境，委安司铎代理全境教务，未几，王司铎上书于主教，主教谕雷司铎（可能是来浩德牧师（Dwight Howard Clapp）？）代覆数言，此函教与郭如意（可能即前贝如意？）带去，郭惧拳匪邪术，身畔揣圣水一瓶，行经柴市巷，为拳匪搜出，立即送县，洋函则呈毓贤，毓令电掘局司事翻译，函系拉丁文，司事不能悟，糊言函中皆相约调洋兵之语，毓闻之忿甚”。于是，毓贤误以为教会要调兵攻打太原，所以他在六月十三日下令攻打外国人聚居地，“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以彰国典，而靖人心。据寿阳县秦锡生拿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井将其立正典刑”。当天晚上，太原大北门的天主教教堂也被焚毁，“七月十一日，毓贤又贴出布告让信教的人出教，不愿意者都受到了重惩。七月十四日，毓贤派巡捕率兵会同省城义和团，包围太原头道巷、二道巷的李、樊两院，杀死天主教中国教徒李泽华等三十九名口。八月六日，太原县义和团焚烧杨家堡教堂，杀死天主教徒七十八名口”。与此同时，毓贤下令山西各州县“灭洋”，于是乎山西一月间杀死教士、教民千人以上。最终，毓贤上奏朝廷：山西洋人已被诛尽杀绝，大规模“灭洋”活动才宣告停止，但小规模的活动仍在进行。他还要求下属各州县官吏杀洋灭教。（薛敏，明清山西士绅的动态考察，2014）
在毓贤的仇洋灭教政策下,打杀教士教民成为合法活动,民众因谣言引起的仇教情绪才肆意发泄,最终导致了山西义和团教案的惨重杀戮。以致局面不可挽回，山西义和团肆意焚毁教堂,疯狂打杀教士教民。总计在山西被害的外国传教士及家属共有191人,被害教民约6060人,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焚、被拆各式房屋约22000余间。(《护理山西巡抚赵尔巽奏报全晋教案一律议结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见《清末教案》第3册,中华书局,1998年,第546-550页)。
从教会死难人数来看,山西一省的教会死难人士比其他所有省份加起来还要多。义和团运动中,山西杀害天主教士约30人,杀害耶稣教士及家属159人。
慈禧太后从北京出逃后，在去往山西的路上和前往勤王的毓贤相遇，所以毓贤“随驾行至太原，太后谓毓贤曰：今山西无洋人，汝之力也。但各国索汝甚急，朕将汝革职，以掩外人耳目耳。云云。后太后亲往毓贤戕洋人之处，并详询办理始末”。但后因“各国联军以惩办罪魁为议和先决条件”，所以慈禧太后对毓贤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她对毓贤面见自己的请求予以拒绝。这使毓贤敏锐地察觉到了太后可能对外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并可能放弃自己，所以他上了一道折子为自己辩白：
“嗣以拳民人数既众，良莠不齐，遂有游民土棍，以及教民混入其中，结对成群，乘机滋事，扰害平民。复又钦奉上谕：查明教冒拳民，即照土匪章程逞办······叠据禀报土匪冒拳民滋事，当经本部院查明均予立正典刑，不少宽宥······而本部院仍复谕令教民出教，准照平民一律保护，不啻三令五申，其坚不出教者，亦仅戮其首恶，余仍再四开导，令其出教，不忍概予骈诛。洋人之勾留不去，潜谋倡乱者，始予正法。”
但这道奏折同样没有获得慈禧太后的答复，最终“太后将毓贤褫职，发配极边，永不许回。各国犹不满意。冬十月，毓贤发新疆，行抵甘肃，太后降旨，着即行正法，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六日斩于兰州”。朝廷态度的转变和毓贤的悲惨结局使山西士绅感到大祸将至，他们迅速转变策略，响应中央号召，“一意抚恤教民，残害义和团，谓庚子七月京师之变，洋夷谋寇三晋之祸，均肇端于义和拳，故一经教民指控，则缧拽到案，杖责监禁，备极惨酷，囹圄盈满，至莫能容”（刘大鹏：《潜园琐记·晋省官吏杀义和拳》，收于乔治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 62 页。转引自薛敏，明清山西士绅的动态考察，2014
光绪二十六年的新年，甘肃按察使何福堃在兰州代传上谕：
“已革巡抚毓贤，曾在山东巡抚任内妄言拳匪邪术，以至诸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内，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并派甘肃按察使何福堃监视行刑。”
（借头一用大清限时返场版）
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毓贤自作挽联曰：
第一联：“臣死国，妻妾死臣，夫复奚疑，最难老母九旬，稚女十龄，未免凋伤慈孝治；我杀人，夷狄杀我，亦有何憾。所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空嗟辜负圣明恩。”
第二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冤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老成谋国，切须早慰两宫心。”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是很难的，评价毓贤这种人尤其难，我在书中引用了后来护理晋抚处理教案的赵尔巽在清史稿中的评价：
“王公贵人各为其私,群奉意旨不敢违,大乱遂成。及事败,各国议惩首祸,徐桐等皆不能免。逢君之恶,孽由自作。”(《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五十二)
（徐桐、毓贤）这些人不敢违抗慈禧的旨意,就只能靠迎合上意来生存,造成了人道的灾难,最终也铸成了国家的危局。
只能说，辅佐慈禧这种最高统治者，无论你的路线如何，想活着可能都需要造化。相比于这种烂人，我还是更喜欢有担当的纯皇帝一些😃
图4-5 山西农业大学太谷校区近代建筑 山西铭贤学校旧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07年，孔祥熙在太谷创办“铭贤学校”（Oberlin Shansi Memorial School），纪念在太谷殉道的六位传教士，其中就包括开头提到的他的老师Rowena Bird。抗战时期（1939年）学校南迁至四川金堂，1940年获批成立铭贤农工专科学校，1943年升格为私立铭贤学院。1950年回迁太谷，1951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公立的山西农学院，即今山西农业大学太谷校区（图4）的前身。
